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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帝国论”评析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1-3 09:39
标题: “新帝国论”评析
本文转载自：http://www.iwep.org.cn/wep/200307/zhangyao.htm

【内容提要】“9·11”事件发生以后，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出现了一股“新帝国论”的思潮。“新帝国论”者认为美国已是当今世界的“罗马帝国”，同时美国又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安全问题和其他冲突，美国应该使用“新帝国主义”的政策来应付这类危机。“新帝国论”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所拥有的雄厚国力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救世使命”和帝国潜意识在特定条件下的膨胀为其提供了意识基础，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则是“新帝国论”得以产生的“大气候”环境。虽然“新帝国论”已经对国际局势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新帝国论”并不是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没有也难以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的主流。

【关键词】美国；新帝国论；影响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国出现了一股“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的思潮。严格说来，“新帝国主义”是一个外延相当广的概念。早在19世纪末期，当时欧美列强瓜分世界、抢夺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行为因其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扩张有所不同，就被史家称为“新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掀起高潮之后，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从其原有殖民地退出，转而更多地使用经济和政治手段来继续谋求其各种利益，这一现象也曾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很显然，试图对“新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做出全面分析和论述非一文乃至一著所能及。本文将只对“9·11”后出现的“新帝国”论调做一基本评述以求教于大家。

一、“新帝国论”的出现及基本内容

“9·11”事件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在许多领域面临一些与以前有很大不同的问题，尤其在安全领域，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冲突结构有所弱化，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的稳定形成了强烈冲击。对此，在西方就如何面对新的国际局势、解决主要是按照西方观点存在的新的安全威胁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所谓“失败国家”对地区稳定的冲击等）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述，“新帝国论”即是其中的一种。

一般认为英国首相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于2002年4月7日发表在英国《观察家报》上的《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一文是较早明确提出使用“新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性论述。[①] 库珀将世界分成三类国家群体：第一类是由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第二类是前殖民地宗主国（也就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作者按）组成的“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库珀认为，由前殖民地构成的“前现代国家”群体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主张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集团应该习惯双重标准，即在自身内部通过法律和合作来保证安全，而对于欧洲以外的前殖民地国家，则应采取类似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策，通过使用新殖民化的手段，由“后帝国”对外输出稳定和自由。库珀还为“新帝国主义”设计了许多种形式，如将北约的东扩称为“自愿帝国主义”，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为“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把北约对巴尔干事务的军事干涉称为 “毗邻帝国主义”等。[②]

如果说库珀的视角尚带有全球性的话，一年多来在美国时行的“新帝国论”则完全是从美国的角度及其利益出发的。自“9·11”发生以来，美国国内发表的有关“新帝国”的各种观点和论述不胜其多，但其论述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新帝国论”者无不认为当今的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为强盛的国家，是可以堪当“新帝国”角色的惟一超级大国。他们认为美国的这种超级强权的基础源于美国在各个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的实力。今天的美国，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质领域对于其他大国都享有全面优势地位。一些“新帝国论”者表示：“目前国际体系中的一大特征是美国同时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程度的统治地位。”[③]所以“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其帝国的重任”。[④]

第二，认为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着全新的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在国家安全战略上难以正确定位敌人。“9·11”后，美国似乎认为至少在近期，其主要的安全威胁已经不是来自于其他大国的挑战。一些“新帝国论”者认为，一些最贫穷国家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艾滋病的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而沦为“失败国家”，这些失败国家成为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孳生地以及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庇护所，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稳定的巨大威胁，“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再次做出反应，这次是对日益增长的‘失败国家’的威胁”，“而富裕国家正在逐渐意识到这种威胁并且认识到缺乏应付这些威胁的良好手段”。[⑤]被广泛认为受到“新帝国论”影响的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声称，在如今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来自衰败的国家”。[⑥]

第三，传统手段已经难以阻止新的威胁，美国必须运用新的手段，或曰“新帝国主义”政策来保护美国的安全，实现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稳定。“新帝国论”者认为，传统的手段比如外交努力维持和平、经济援助贫穷国家乃至武力威慑潜在敌人的方法“都已经不再有效”， [⑦]例如由于在所谓“失败国家”存在着广泛的腐败和国家职能的崩溃，经济援助已经不能帮助其摆脱困境；又由于恐怖主义分子往往藏匿于其他失去控制的“失败国家”，没有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传统的武力威慑政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者”。[⑧]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政策选择包括：试图把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现行国际体制下的国际合法性结合起来，摆脱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烦琐程序，建立类似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类虽然是国际组织却基本反映美国利益的国际管理体系，在美国的领导下可以任意采取行动；[⑨]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⑩] 这种“新帝国主义”政策最激进、最极端、对现有国际体系最具破坏性的便是所谓的“先发制人”理论。

“新帝国”的言论到“9·11”事件一周年前夕可谓达到了高潮。对此，美国著名学者、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于“9·11”周年之际在其长文《美国的帝国野心》中对近年来美国盛行的“新帝国论”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伊肯伯里认为，所谓“新帝国论”是美国“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大战略”，“推行这一新战略是对恐怖主义做出的最直接反应，而且它还构成关于美国应该如何行使权力来组织世界秩序的更广泛的观点”。[11]伊肯伯里还系统地总结了这种“新帝国”战略的7个特点：第一，致力于维持一个单极霸权世界，在这个单极世界中美国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第二，对全球威胁以及如何应付这些威胁做出了全新的分析；第三，认为冷战时期的威慑思想已经过时，面对跨国恐怖网络，所谓第二次核打击的威慑不起任何作用，先发制人的进攻是惟一有效的消灭威胁的办法；第四，重新确定“主权”的含义，因为恐怖分子没有主权的约束，因此，美国也不能受主权的约束，将在任何地方先发制人；第五，轻视现存的国际准则、条约和安全合作关系，认为各种多边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对恐怖分子做出迅速反应和打击的制约因素；第六，认为由于其他国家和联盟无力做出反应，所以美国在对恐怖威胁做出反应方面需要发挥直接和不受任何约束的作用；第七，不重视国际稳定的价值，认为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已经过时，解决不了美国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12]应该说伊肯伯里的总结展示了一年多来美国国内“新帝国论”演变的基本状况和主要内容。

二、“新帝国论”产生的原因探究

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认为是侵略、扩张和奴役的代名词，一度声名狼藉，即便是西方最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也羞于重新拾起这面旗帜。然而在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后，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新帝国主义”，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第一，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巨大国力优势是“新帝国”论的基本物质基础和出发点。

纵观历史，各霸权国家大都是在某一领域内享有优势，例如最早的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海上马车夫”荷兰都在海上实力和贸易上享有一定霸权，随后的FaGuo从路易十四一直到拿破仑只是在欧洲大陆拥有一定的霸权优势，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只是长期享有海上实力以及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其经济领先地位在19世纪末期即被后起的美国和德国超过。二战后的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可谓平起平坐，但在经济上非但长期落后于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甚至落后于日本。与这些往日的霸权国家不同，美国今天的优势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这些硬指标上还是在政治外交和文化教育等软指标上。除了“硬国力”外，美国通过二战后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通过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建立起的多边和双边同盟形成了一整套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这种“制度霸权”成为美国“实力霸权”的力量倍增器，美国还通过其当代通俗文化在世界上的广为传播，大大加强了美国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影响，这种“软国力”的规模是以往任何霸权国家所不具备的。

正因为现在美国所享有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国力优势，使得一些“新帝国论”者认为美国与以往的罗马帝国和英帝国是相似的，“一条细线确实把罗马、伦敦和华盛顿贯穿起来”，“今天美国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不需要为发挥优势而忙碌。它是一种新的庞然大物，一种世人以前从未见过的巨兽”，[13]美国理应发挥这种实力，担起帝国的责任。

第二，美国历史进程中潜藏的“救世使命”和“自由帝国”意识是“新帝国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由于美国自身诞生于反抗英帝国暴政的斗争中，因此，美国的主流意识对帝国主义至少在公开场合是有所排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十四点”被认为是带有明显的美国理想主义色彩，而与欧洲传统帝国主义政策所不同的是美国历史中似乎也含有孤立主义传统，不过，一些“新帝国”论者认为这种传统在美国历史上“绝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传统，例如竭力促使世界开放对外市场等也一直贯穿美国历史的始终”。[14]在美国历史上并不乏通过对外战争、扩张等帝国主义政策来谋求利益的传统。国内有学者认为由于美国建国后通过历次对外战争获得了巨大利益，其国势愈战愈强，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15]除了这种战争思维外，由于美国建国历史的特殊性，使得美国历史进程中一直潜藏着一种美国例外和救世主义的使命意识。这种潜意识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美国模式是一种典范，美国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就认为美国是全人类的榜样，新生的合众国是一个“崛起的帝国”，“将向全球扩展”，这个持续扩展的共和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备受尊重的和繁荣的帝国”。[16]正是这种历史潜意识使得美国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messianism）,而美国的历史进程使得“他们相信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支配是历史的自然结果，因为美国是‘人类进步中惟一保留下来的典范’(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17]在这种使命感和道德优越感影响下，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为了实现正确的使命而采取任何手段，这正是当今的“新帝国论”者可以毫不避讳地重新打起帝国主义旗号的原因之一。

第三，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大气候”是“新帝国论”产生的国际背景。

这种国际背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苏联解体导致国际体系严重失衡，使得美国利用其优势国力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可能；二是国际安全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美国对自身面临威胁的重新估计使得“新帝国主义”政策成为一种需要。

在冷战时期，虽然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交锋，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也激烈竞争，但在战略和军事领域却有一种默契，即除了在边缘地区进行一些代理人战争以外，双方都不试图用武力改变地缘政治版图，任何一方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外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平衡被全然打破，美国享有了力量天平上的绝对优势。更关键的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几个大国联合起来抗衡一个主要霸权国家这种局面今天很难重演，“美国实力是全方位实力这一特性使得出现任何重大抗衡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进行成功的抗衡了”，“因为真正的抗衡是需要在经济和政治上付出代价的”，而现在“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或是其他任何大国都没有表示愿意承受这些代价”，这些国家还“表示愿意不时与美国在一些战略问题上进行合作”。[18]这种状况使得“新帝国论”者[19]认为美国在采取对其自身利益有利的单边军事行动时根本没有必要顾忌他国的反对，“新帝国主义”政策是完全可行的。

正如“新帝国论”者所一再强调的，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上不同国家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多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成为所谓的“失败国家”，这些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种种反西方势力以及各种犯罪组织的孳生地及庇护场所，成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威胁。[20]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自然将这种状况视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美国《大西洋》月刊国际部记者罗伯特·卡普兰认为，由于对全球贫富分化的强烈不满，导致极端宗教复兴，并出现了以美国和西方为敌的“武士阶层（Warrior Class）”，他们通过“突然袭击向美国发动进攻”，而美国虽然军事实力首屈一指，却并不能避免受到这种突然袭击，因此，美国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要时必须先发制人。[21]显然，“新帝国主义”政策之所以受到美国一些学者和政界要人推崇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需要，这种需要加上其可能性，有美国强大的国力做物质基础，再加上美国历史进程中潜藏的“救世使命”和“自由帝国”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膨胀，“新帝国论”便应运而生了。

三、对“新帝国论”的评估

第一，“新帝国论”并非完整的理论，迄今也没有成为美国学术界和外交政策的主流。

虽然一年来“新帝国论”在美国颇为时兴，但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新帝国论”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新帝国论”至今还只是一些学者、媒体人员的言论汇集，主要是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的描述乃至陶醉，以及对美国如何应付目前国际局势和新威胁的政策和策略建议。作为一种理论，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有一个或一批深孚众望的奠基者和理论大师，例如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摩根索、美国理想主义的奠基者威尔逊以及建构主义的代表温特等，而“新帝国论”显然没有这样的中心人物，许多“新帝国论”热心的传播者是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和评论员，如《武士政治（Warrior Politics）》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卡普兰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不得不为之的帝国主义者（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一文的作者塞巴斯蒂安·麦莱比是《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和专栏作家，这就决定了“新帝国论”缺乏理论的构建和深度。

“9·11”后，在当时美国民族主义极度高昂的情况下，“新帝国论”迎合了相当部分人的情绪，其不惜一切手段来获得美国的绝对安全的主张也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当时的特殊气氛下，对“新帝国论”的异议很难从正面对其进行辩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演变，美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对“9·11”以来的国际形势进行深刻反思，对“新帝国论”的不同观点乃至批判开始不断见诸各大报刊。

针对“新帝国论”宣扬的美国是当今罗马帝国、美国施行帝国霸权有利于美国的言论，美国著名的世界体系论大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2年“9·11”前夕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雄鹰坠地》一文，对美国霸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沃勒斯坦认为，现在美国的处境远非“新帝国论”者所想像得那么美妙，而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超级大国、一个得不到尊重和服从的世界领袖、一个在它无法控制的全球乱局中随波逐流的国家”。[22]沃勒斯坦还认为“新帝国论”者试图强化美国霸权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只会加快美国的衰落，把缓慢下降变成更加迅速而且充满动荡的跌落，”“其策略将由于军事、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23]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也指出，“越来越多的事情是强大的美国所不能控制的”，“一度强大的罗马帝国也瓦解了，同样，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观念也非常危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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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帝国论”关于美国可以不必顾忌其他国家包括盟国的意见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特别是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来保护美国利益的观点，约翰·伊肯伯里教授分析道：首先，美国如果施行这种政策就无法阻止别国也施行“先发制人”，而一些敌国为对抗美国会尽力谋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美国陷入另一种安全两难困境（security dilemma）；其次，美国试图用武力消灭对其威胁需要付出代价而不是轻而易举，这将使新帝国战略令人怀疑；再次，新帝国战略将破坏美国与其他大国在一些安全问题上必须的合作；最后，新帝国战略最终将使美国掉入以往大帝国遇到的古老陷阱，即“自我孤立”。[25]因此，伊肯伯里批评新帝国战略具有很多隐患，认为“无所制约的美国实力会开辟一个更加敌对的国际体系，使美国更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26]

虽然布什政府被普遍认为带有强烈的鹰派色彩，所谓先发制人政策也带有明显的新帝国主义痕迹，但“新帝国论”也没有完全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主导。伊肯伯里就认为布什政府仍然在以各种方式实施与克林顿政府类似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战略，其支持中国加入WTO就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想法。[27]即便是鹰派色彩浓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了与世界其他力量中心采取合作的政策。[28]

有意思的是，众多美国著名学界领袖和政界名要都在“9·11”周年之际开始发表批评“新帝国论”的言论，像《外交事务》、《外交政策》这类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的喉舌也在这一时刻开始发表对“新帝国论”表示异议的文章，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了“新帝国论”没有进入美国理论界和战略思想主流这一事实。

第二，“新帝国主义”政策受到诸多因素制约，难以顺利实施。

“新帝国论”认为美国的强大使得它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但是“新帝国论”的观点显然过分高估了美国的这种能力。在组成美国霸权实力的两大部分即制度霸权（或曰软霸权）和实力霸权（或曰硬霸权）中，制度霸权恰恰是需要美国通过多边主义政策、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协调才能实现的（当然美国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实力霸权中能够实现“新帝国论”政策的主要工具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也是它惟一的手段”。[29]美国的军事力量固然举世无双，但美国使用这种军事力量也不是毫无制约的。按照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三种国内外政治因素的限制。首先是国内政治因素的限制，美国总统虽然拥有最强大的军力，但他却经常缺乏来自公众和国会对他的合力支持；其次是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的限制，虽然美军高度现代化，但其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依然需要各地区盟国的支持，而一些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可能向美国开出高价；再次，即使美国能够采取单边行动，它也会发现自己会陷入“霸权的自相矛盾（paradox of hegemony）”，美国当然可以通过单边行动获取短期利益，但通过国际机制（例如联合国）进行的多边行动却可以获得长期利益并使美国的力量合法化。[30]在目前的伊拉克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限制表现得极为充分。

不但在理论上“新帝国论”的政策存在缺陷和制约，已有的实践也证明依靠武力的单边行动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伊肯伯里分析了“9·11”后美国鹰派战略的三次单边色彩浓厚的行动即出兵阿富汗、支持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准备军事打击伊拉克，认为阿富汗战争虽然导致了塔利班的****，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基地组织”，也没有抓获其高级领导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但阿拉法特并没有变得像以色列和美国预期的“无足轻重”，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更是遭到美国一些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盟国的强烈反对。[31]

对美国“新帝国论”的政策形成重大制约的还来自于美国的主要盟国，这一点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充分暴露。目前，欧洲国家（也许英国除外）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分歧屡屡发生并不时激化。FaGuo外交部长德维尔潘批评美国“仅仅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利益来制定政策”，[32]而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则宣称：“国际反恐联盟并不就是用来反对另外一些人的基础”。[33]虽然盟国的反对不能阻止美国的所有单边军事行动，但这种状况必然对美国制定政策产生影响。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种种制约，因此“新帝国主义”性质的政策的推行将远远不会像“新帝国论”者们想像得那么简单。

第三，“新帝国论”对国际局势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纯政策面考虑，“新帝国论”提出的一系列旨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带有明显的传统帝国主义色彩，即在国际关系中注重使用武力、谋求霸权和绝对安全。“新帝国论”是在“9·11”事件这一特殊背景下推出的，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它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美国先后提出的对现行国际关系体制造成严重冲击的三种“说法”，即“邪恶轴心论”、“核武器可以使用论”和“先发制人”论显然都有着“新帝国主义”的痕迹。在这三种“说法”的影响下，国际局势出现了明显的紧张（最近的伊拉克危机和朝鲜半岛核危机即是明证），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新帝国论”成为美国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流，显然美国的霸权政策将更无忌惮，各种被美国划为要予以打击的势力也必然要寻求越来越极端的手法来进行对抗，国际局势将进入更加动荡和危险的境地，用西方左派的评论表述就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走向荒谬的野蛮主义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34]。但从现在形势的演变来看，正如上文分析的，“新帝国主义”还没有成为美国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流，其本身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受到许多因素的牵制和约束，对“新帝国论”今后的发展及其影响尚需做进一步的观察。笔者以为，人类世界发展到今日，其主观和客观条件与几百年前的野蛮帝国主义时代已有很大区别，无论以什么理由，以“帝国主义”作为国策必会遭到世界各国（包括“新帝国论”的产生国）大多数人和主流舆论的反对（这似乎已经被现实所证明），终难以成气候。

也许是歪打正着，“新帝国论”提出的美国面临新的威胁应该采取的策略虽然令世人难以接受，但其提出的一些当代世界面临的新威胁却的确值得世界各国重视，比如恐怖主义的冲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广泛传播对世界和平的消极影响、一些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到边缘化的国家失去控制后对地区及世界的稳定造成的危害等等，这些都是世界各国需要积极研究、认真对待并通过采取各种合作安全措施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这已经应该是另外的课题了。

［收稿日期：2003-01-20］

［修回日期：2003-04-20］

［责任编辑：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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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学者金灿荣认为“新帝国主义”以三篇标志性的文章及讲话为代表。首先即是库珀的文章；第二是2002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利扎·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4种，提出对第三类的“流氓国家”要进行打击，对第四类的“失败国家”要实行国际治理；第三篇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先发制人”的观点。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5期，第26页。

[②] 关于库珀的详细观点参见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The Observer, April 7,2002。

[③]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

[④] Martin Walker,“America’s Virtual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2.

[⑤] Sa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⑥]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参见美国白宫官方网站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⑦] Sa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⑧] Ibid.

[⑨] Ibid.

[⑩]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

[11] 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12] 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13] Martin Walker,“America’s Virtual Empire",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2.

[14] Sa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15] 参见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16] James Chace,“Imperial America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World Policy Journal,Spring 2002.

[17] William Pfaff,“Geopolitics Have Changed for the Wor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11,2002.

[18]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20] 国内学者房宁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两极分化是“新帝国主义”时代来临的一个重要条件。参见房宁在新浪网发表的讲话《新帝国主义时代来临》，http://www.sina.com.cn 2002/08/27 09:20。

[21] Robert D.Kaplan, Warrior Politics,转引自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22] Immannuel Wallerstein,“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2.

[23] Ibid.

[24] Joseph Nye,“The New Rome Meets the New Barbarians",The Economist, March 23rd-29th 2002.

[25] 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2.

[26] Ibid.

[27] Ibid.

[28]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8部分，参见美国白宫官方网站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29] Immannuel Wallerstein,“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Foreign Policy,July/August 2002.

[30] Caitlin Talmadge,“The Restrained Hegem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Fall 2002.

[31] Immannuel Wallerstein,“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2.

[32] Suzanne Daley,“French Foreign Minister Calls U.S. Policy‘Simplistic’",The New York Times, Feb 7,2002.

[33] Steven Erlanger,“Germany Joints Europe’s Cry That the U.S.Won’t Consul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3,2002.

[34] Martin Jacques,“The New Barbarism”, The Guardian, May 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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