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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打印本页]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0-31 10:06
标题: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内容提要]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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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角色　国际社会　角色认知　中国崛起

　一个大国的成长势必影响整个世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超乎世人想象的速度不断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角色发生转换,进而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新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国际社会究竟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中国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又将导致国际社会对其国际角色产生怎样的认知? 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

所谓角色是指与社会行动者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人的行为期望。[ 1]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角色的客观性决定于角色自身实力,即社会行动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必须与其所拥有的实力相对应。在扮演一个与自身实力不相符合的角色时,行动者就不免显得有些生疏和遭人鄙视;而扮演一个与自身实力相符的角色时,就显得大不一样。[ 2] 角色的主观性则意味着角色本身具有可选择性和可塑性。一方面,行动者可以按照其主观意愿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特定的角色。通常称之为自致角色或自获角色,这种角色是行动者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自致角色是在与其他行动者互动中获得的,其他行动者对某一特定行动者自致角色扮演的认知和领会,将构塑该行动者一个新的主观角色。而这样的角色认知和领会以及由此构塑的新主观角色将极大地影响该特定行动者下一步的扮演,甚至导致不同行动者角色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国际社会行为体在自身国际地位、国际身份基础上也有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不同行为体对某一具有特定身份的行为者要产生一定的行为预期,这就是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国际角色。那么,崛起的中国应担当怎样的国际角色呢? 分析中国的国际角色同样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展开,首先必须分析支撑中国客观角色的实际国力。当前中国的国力结构是十分不均衡的,中国的崛起主要还是经济崛起,而在经济崛起的支撑下,中国的政治资源有了相当大的充实,政治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同时,中国外交对国家利益的对外拓展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3] 但是,在科技创新能力、信息辐射能力、文化投射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中国明显落后于许多国家。因此,从国力整体水平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来看,中国只是一个处于崛起过程中的次强国家。在此国力基础上和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将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呢? 或者说,中国的国际角色怎样转换呢?

首先,中国从国际社会的“斗士”转换成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者。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基本上是国际社会的“斗士”。这种定位是基于中国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总体判断。20世纪70 年代初到80 年代末,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十分有限且被动地参与到了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但因联美抗苏,作为“斗士”的角色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中国已经开始学习如何适应国际规则。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中国越来越认识到,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性成长离不开世界,只有参与全球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任何一个或多个国家强大到能够彻底推翻现存国际体系,而且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虽然在衰落,但仍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巨大吸引力的文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而仍然是惟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将会延续下去。[ 4] 于是,中国开始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者而积极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

其次,中国从现存国际体系的“革命者”转换成现存国际体系的改革者。中国通过革命手段在华夏大地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和封建统治,也严重冲击了西方建立起来的殖民主义体系。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革命的成功无疑具有世界意义。然而,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沿用了革命时期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通过“输出中国革命”的方式试图彻底“砸碎”整个西方体系。其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中国在有限参与国际制度时,逐渐认识到现行国际体系对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性,而稳定的国际环境恰恰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维护现存国际体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因为,一方面,现存国际体系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使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也就是现存国际体系的获益者。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摩擦,甚至一定范围内的冲突,但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5 ] 另一方面,现存国际体系存在着种种弊端,特别是全球化从主观的一面来看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下的“东方从世界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全新的‘全球西方化’” [6 ],完全是美国的一种帝国主义战略。[ 7]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本身的负作用越来越凸显,现存国际体系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既没有必要改变也没有过时,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前提不是彻底摧毁现存国际体系,而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必要改革。实际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融合程度越高,参与国际体系和改革现存世界秩序的能力就越强。[8 ]

再次,中国从“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闭门主义者转换成地区稳定的积极维护者。中国曾是一个专注于内部事务的国家,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对周边国家和全球性事务尤其是与中国无关的国际事务基本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使对一些国际事务有所关注,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防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国家利益在国际上的不断拓展,中国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安全不完全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发展和政策,它与外部环境直接关联。[ 9]因此,中国的态度由“不管他人瓦上霜”开始转变为积极介入,国际角色也由闭门主义者转换成地区稳定的坚定维护者。布热津斯基的话可能有些武断,他认为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但当时的他已看到了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占优势的地区大国的现实。[10 ] 今天,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对东亚和周边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既负有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也具有维护地区和平的能力。

此外,中国还从文化夜郎主义者转换成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中国过去的文化夜郎主义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和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有关。灿烂的文明使中国拥有很强的历史优越感,而近代史上所遭受的屈辱则使中国对外来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从晚清时期的“体”、“用”之辨到国体之争,甚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都反映了中国文化夜郎主义的一些侧面。不过,夜郎主义的篱笆最终被全球主义的浪潮所冲垮,全球化不仅改变了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也直接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决策。正是在全球化的巨大力量推动下,中国抛弃了夜郎主义者的身份而成为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推动者。

二、中国国际角色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背离

　　上述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常常引起国际社会的错误认知,从而使中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国际角色,同中国根据自身实力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的角色定位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背离,也就是被认知的角色与自身定位的角色之间有相当大的偏差。

首先,中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者,被国际社会误认为是一个不愿意为现存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国家,而只是一味地通过现存国际体系获取最大的收益,或者说是国际体系“外部性”收益的“搭便车者”。责任总是与权利、义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看来,适应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只是尽量地使国内规则适应国际规则以获得收益。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要求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 stakeholder) ,实际上也是要求中国从“搭便车者”成为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这同时也表明,佐利克对中国国际角色同样也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长期以来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其次,中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改革者,被错误地认为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一般来说,只有不满现状才进行改革,而维持现状者往往拒绝改革。因此,中国主张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改革主张就被视为是对美国这样的维持现状者的挑战。美国对中国角色的错误领会,正是中美之间角色紧张和冲突的直接原因,这种紧张与冲突构成了现存国际体系改革者与现存国际体系维持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再次,中国作为地区稳定的维护者,被国际社会误认为地区的主导者,从而对现存地区主导者构成挑战。毋庸置疑,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稳定的周边,中国就不可能专心致力于内部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在地区稳定方面一直积极地发挥作用,包括在中亚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以打击三股邪恶势力,促进多边经济合作;在东北亚积极推进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亚太积极维护该地区的稳定,等等。但是,上海合作组织却被认为是中国主导下对抗西方的“亚洲华约”; [11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则被认为是企图主导东北亚局势。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与现存地区主导者之间产生冲突。

此外,中国作为多元文化的推动者,被国际社会误认为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帜下拒绝接受西方认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强势文化,其投射力甚至可以覆盖整个国际社会。所以,美国往往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性的价值观强加给世界各国,并立足于“美国化”的种族主义政治立场来构建美国的霸权主义。[12 ] 中国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文化的现实是多样性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文化的投射力非常有限。然而,中国关于文化发展的现实主义态度被上升到政治价值的层面上来,国际上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拒绝接受民主、自由等普世性价值观。因此,在中国经济融入国际体系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是西方攻击的对象。由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被其他行为体在主观上错误地领会和认知,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种种错误论调,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全球化的搭便车者”等不断出笼,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三、对中国国际角色错误认知的理论解读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与中国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呢? 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国际角色产生错误的认知呢? 从现象上看,也许是现存体系的维持者、主导者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出现了相对的衰落,因而对自身的现有国际地位缺乏足够的自信心。而社会角色理论恰好为我们解读上述错误认知提供了理论支持。

社会角色理论关于角色框架有三个基本判断。[13 ] 一是稳定的角色往往被赋予合法期望的特征,并被视为某一情境中适宜的行为方式。按此逻辑推理,不稳定的角色必然被认为缺乏合法性特征,因而在某一情景中的行为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身份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特别表现为由于国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相应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作用也在不断地上升。因此,一些国家把中国国际角色这种上升态势所表现出来的角色不稳定性视为国际体系中“不合时宜的行为方式”,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新的角色缺乏合法性特征,从而将中国因实力变化而要求重新进行角色安置视为对现有霸权国家的挑战。这很象罗伯特·杰维斯所说的认知相符现象,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受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而对与自己原有认识不一致的信息或视而不见,或曲解误断,使之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14 ]

二是新的行动者常常会被分配到已有的角色结构中去。现有的国际角色结构即国际体系实际上已经被西方主导国家固化,认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要么是维持现状者,要么是挑战者。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毫无疑问是这一结构中新的行为者,但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早已把中国这一新的行为者分配到既定的角色结构中:是维持现状者,就应该承认主导国家的霸权地位;否则,中国就是挑战者。中国过去长期被安置在特定的角色上: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然而,在中国国力发生变化后要求国际社会对自身角色进行重新安置,并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之时,中国往往被错误地认为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这种情况与杰维斯所说的诱发定式[15 ]颇为相似。由于只关注中国实力变化对维持现状者可能产生的压力,西方大国所收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都被纳入到了这种认知定位,其解读就是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作注解。根据社会学家特纳的观点,角色结构的稳定性来自于结构情景中的角色不断地适应那些被角色定义者所安置或由组织目标所要求的一系列其他角色。[16 ] 然而,当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被安置在一定的角色(维持现状者)上时,由于不符合自身角色的客观性,尤其是与自身实力不相符,中国往往不满足于被西方大国早已安置的角色定位,也不会主动去适应这种既定的角色身份,而是极力表现自身角色的客观性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作为挑战者的角色就更加突出。“中国威胁论”也就在这样的理论中被孕育出来了。

三是角色一旦被固化,无论行动者是否发生变动,角色结构都将持续下去。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把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固化到今天,故意回避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角色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把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固化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既定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固化的错误认知的产生,归因于西方大国自身认知的历史包袱。[17 ] 从前一种情况看,中国曾经是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导的旧秩序的破坏者和挑战者,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这种国际角色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在当今的崛起使中国更加具备作为挑战者的实力。或者,中国曾经是贫穷落后、缺乏秩序的国家,虽然今天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最终导致20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突然迸发;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经济多元化与党对政权的垄断之间的矛盾已经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国存在着非常棘手的地区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要导致中国彻底崩溃。或者,苏联长期以来奉行霸权扩张主义的对外战略使得西方国家产生了这样一种历史认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必然对外扩张,且因扩张而耗尽国力资源,最终导致国家全面崩溃。西方对中国的这种历史认识一直延续至今,并深深影响了且继续影响着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从后一种情况看,历史上的西方大国,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20 - 40年代的日本等,它们在自身崛起的同时都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一些西方国家和战略家据此就把自身崛起的角色身份强加给中国,认为中国崛起后必然要走军事扩张之路。但是,他们忽略了当今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和发展条件与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之时根本不同。[18 ]

注释：

1. Jonathan H. Turner, “Rol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20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219.

2. Ralph H. Turner, “Social Roles: Sociologic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 317.

3.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在中国国力系统中,外交力、军事力和政府调控力较强,经济力在国际排序中虽排在第六位,却是上升最快的一种国力。

4.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275页。

5.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第4页。

6.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第42、43页。

7. J . Petras and H.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2001, p. 12. 也有学者认为,用“帝国主义”一词来表示全球化,就夸大了全球化的负作用。参见R .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p. 21 .

8.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第4页。

9. 这一观点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后者认为,国家的安全环境是由国家自身的实力决定的。参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October1998, pp. 144 - 172; Ethan B. Capstein, “Is Realism Dea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9, Autumn 1995, pp. 751 - 774.

10.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16页。

11. Ariel Cohen, “Competition over Eurasia: Are the U. S. and Russia on a Collision Course?” http: / /www. heritage.org/Research /RussiaandEurasia /hl901. cfm.

12. 郝时远:“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 ———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中的族际理论困境”,《世界民族》, 2005年第3期,第1 - 19页。

13. [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第53页。

14.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第112页。

15. 关于诱发定势的详细分析,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识出版社, 2003年,第五章。

16. [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 ,第54页。

17.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六章。

18. 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参见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第4 -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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