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经济主义”时代的中日关系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1 10:04
标题: “经济主义”时代的中日关系
进入199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引发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日两国在该地区经济地位的反向变化——在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并陷于不振的同时，中国经济却突飞猛进，日益成为拉动东亚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相应地，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中国民众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强，日本国民则正在丧失自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日本实现“明治维新”百年梦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所形成的骄傲心态，尤其是面对身旁曾在近一百多年来被其欺侮、侵略过的庞然大物——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的心态更加复杂、敏感，社会思潮右翼化的情况有所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各种摩擦，不论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还是经济、贸易问题，在两国社会舆论中均被笼罩上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中国民众要求讨回历史正义、公道的意愿不断升温，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及不服输的心理也与日俱增，彼此间的对立情绪日益扩张和蔓延。

自今年初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围绕中国在东海开发建设“春晓”油气田的对立情绪明显增强。9 月中旬“春晓”油气田投产前后，中国海军向该海域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消息出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使得国内一部分民众主张向日本开战、以武力解决中日领土争端并借机向日本复仇的情绪陡然高涨。令人关注的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学术界人士也积极参与进来，认定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冲突”必须要用战争方式（实际上是指“中国战胜日本”的方式）来解决，并呼吁“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不是导致胜利的准备，就是导致失败的准备。”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应当以武力解决当今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扩军备战。

笔者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没有恪守学者应有的理性。用知识的逻辑和理性来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是学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作为普通人，我们完全理解并由衷地尊重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和立场，所有的激情抗议也好，谩骂也好，皆不为过。但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学者，就是因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富强需要理性地制定国家战略。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正在蓬勃崛起的大国的发展如果失去了理性，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究竟什么是军国主义？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对时代的基本认知，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中国国家战略取向的基本判断。

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奉“领土主义”，在1945 年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一直是强国意识和战略的主轴，即视领土扩张或生存空间的扩大为国家的最高战略目标，因为领土的增大不仅将使国家的臣民增加、税收扩大，而且可以增加国家的地表资源或地下赋存资源，继而增强国家的威望。所以，在1945 年以前，任何改变国际关系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与领土争夺相关。但是，国际关系的“领土主义”时代在1945 年以后终结了。为什么呢？因为“领土主义”时代有着严格的技术条件限制。我们对时代的认知，必须抛除直接源于意识形态或民族情感的狭隘视野，应当从技术的、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出发来思索。因为所谓“时代”，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内涵。人类的科技进步史，几乎是一部军事技术革命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科技进步，几乎都率先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每一位掌握了先进的进攻武器及其技术的国王，无不产生侵略他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强烈愿望。于是，处于防守的一方也会拼命地革新武器，最后直至技术水平及其力量出现一个暂时的平衡。历史上，如此循环从未间断。换言之，军事技术进步的“矛”与“盾”从未实现过统一。此乃历史上大国间战争不断的主要根源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足以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国关系中，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国家协调、谈判或相互间的妥协，但武力一直是解决纷争、矛盾的最后手段，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军国主义”是“领土主义”时代的产物。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军事化，从意识形态、思想、政党政治、行政、司法、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一切方面，全部军事化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高速运转的军事机器。“军国主义”的技术基础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武装力量，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垄断（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早以有过详尽的论述），其政治基础是军事独*统治，如东条英机内阁和希特勒的纳粹组织，而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就是领土扩张，如二战前日本和德国流行的所谓“生存空间理论”。这四个条件缺一不成其为“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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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以后，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最大的就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冷战”层面，则不免过于肤浅。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导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经济主义”时代。这是当今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的基本背景。

为什么会有“冷战”？因为大国间的“热战”已经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什么如此？因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方面的技术革命和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及其重大影响。一个是以核技术为核心所导致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影响，经济组织的重大变化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核武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军事技术发展的“矛”与“盾”的统一。虽然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对日本实施了两次核打击，但当前苏联在继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核武器实际上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因此才出现了“核威慑”的概念。这导致现代国际关系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大国之间的“热战”有触发世界核战争的危险，在仅美苏两国的核武器便可毁灭地球几千次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真正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因此，二战后从未发生过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也曾有过类似的危险经历，但双方都理性地予以避免，在冲突即起的最后一刻走向妥协、缓和，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如此。大国之间的“无战事”状态，确保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球上也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基本都是因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所导致的局部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亦不过是美、苏两个大国躲在背后的“代理战争”。所有这些战争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二是围绕投送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家的军事边界实际上变得没有意义。当年希特勒的坦克军团虽然在前苏联西部的战线上一度所向披靡，但是随着战略纵深的扩展，最后它犹如强弩之末，溃败于莫斯科城前。前苏联辽阔的军事地理（边界）纵深，成为其反败为胜的制胜法宝。然而，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展开的核武器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极大地弱化了国家军事边界的意义。从远程战略轰炸机到中程导弹、洲际导弹再到远程激光制导武器，敌人在千里之外便可以实施精确打击，两次“海湾战争”令人震惊地展现出国家军事边界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被虚拟化了。

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就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国家的信息边界在很大意义上消失了，或者说成为虚拟的边界。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变化，可以瞬时传遍全世界，并反过来对该国产生重大影响。信息技术革命对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传媒业的进步。在传媒以书刊为主要载体的时代，统治者对社会思想的禁锢最为简单易行，但是到了传媒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时代，情况便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越南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成为典型的所谓“输给传媒的战争”。而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政府对民舆的控制成本极大提高，甚至控制本身在技术上亦难以实现，因而政府对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控制几近不可能。网络第一次使人类实现了“话语权利的平等”，不仅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信息可以瞬间被传遍国人，而且国内的任何信息也同样会瞬间传遍全球。国家信息边界的弱化或虚拟化，必将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原有的一国“内政”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国际化”了，成为各国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涵。比如，中国人若得到在印度尼西亚欺侮华人的信息，我们绝不会认为那是他们的内政；同样道理，如果加拿大政府以所谓国法而不遣返赖昌星这个腐败分子的消息传来，国人也不会认同他们的所谓“内政”。

技术革命及其相应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企业组织的巨大变化。跨国公司就是这样一种在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企业组织。它与其他企业组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将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投放到其他国家去进行生产。这为现代国际关系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东道国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增加东道国的就业使得海外殖民或移民的意义极大地缩小，这在当今时代无疑是减少国际摩擦与纷争的重要因素；二是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使得土地这种传统意义上不可流动的资源成为一种新的“流动性资源”。所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经济边界，使世界各国形成了全新的基于国际分工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正是近年来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GDP 统计、而越来越少地使用GNP 统计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在国家的军事边界、信息边界和经济边界都被大大地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当跨国公司使得土地成为全球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时候，“领土主义”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经济主义”时代。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时代”及其特征，是由足以主宰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所决定的。“经济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各国全方位的经济交流、分工所形成的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存）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经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经济利益成为大国之间利益纷争的主导，这其中所出现的种种摩擦或矛盾是自然的，而且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各种国际摩擦也将更多、更加广泛，但其最终解决手段或渠道是国际磋商、谈判和协调，而不是战争这样的暴力手段。在“经济主义”时代，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军事冲突，但它们不会对世界基本格局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其最后的结局还是要依赖有关大国之间的协商与调和来确定，“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必须理智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日本已经成为军事大国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军事大国等同于“军国主义”吗？日本国内一部分极右分子的军国主义陈词滥调等同于日本整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吗？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它们对日本国家体制及其战略的基本判断是军国主义吗？在笔者看来，那种把日本国内的各种反华论调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各种摩擦判定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并依此主张以军事备战（竞赛）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战略的看法，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缘于对其相关的基本问题的认知。恕笔者直言，现阶段中国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不仅大大落后于欧美学术界的水准，甚至远未达到20 世纪20 年代戴季陶先生所著的《日本论》的水平。戴先生在这本书中有一段令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我们今天这种“智识上的义和团”还少吗？许多人在骂日本，但是对日本的文化、社会传统和思想状态了解多少？所以，即便我们想骂、敢骂或破口大骂，无论如何也骂不到点子上。

中国人对待对手的态度，着实应当做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美国人学习。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便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对手。其卑劣的偷袭行为，以及日本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誓死不投降的战斗精神，迫使美国政府下决心要花大力气研究这个对手，拿出巨额资金资助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于是，才有了本尼迪克特这位从未到过日本的人类文化学者以美籍日本人为研究对象的著名研究成果——《菊花与刀》。且不论过去的中国人对自己对手的研究态度如何，从1949 年之后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的忽左忽右，足可见我们对待自己对手的态度，我们真的是在以“义和团”的精神来对待敌人或对手，迷信自己而誓死不学敌人的语言，导致群体性愚昧。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具有“文化反省”或“文化自我批判”的意识。中国人，具体说是汉族人，头脑中顽存着传统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华思想”，“华夷秩序”理念根深蒂固。姑且不说我们对自己周边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有多少了解，就是对自己认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又有多少了解？我们何曾有过了解的动机与意愿？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周边各国也好、少数民族也罢，那里不过是“中华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的边疆而已。例如，中国史学界的蒙古史研究与世界史学界的差距是何等之大，即便是对“元史”的研究，我们也多是有意或无意地以汉文化为核心或标准进行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史学家中有那么多著名的先秦史专家、明史专家或清史专家等，我们又有多少“元史”专家为公众所知？我们汉人对被蒙古人统治的那段历史有多少认同感？又有多少屈辱感？草原游牧文明（具体说是蒙古草原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自古以来后两者从前者身上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营养。事实上，“汉族”本身就是个文化概念而非血缘、种族概念，“汉族”大概是世界上人数最众多的“杂种民族”，即便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帝国的开国始祖李渊，也是鲜卑“胡人”的后代。许多“汉族”人一直对蒙古人和女真人曾经统治过中国耿耿于怀，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口号竟也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而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看，中华民族正是在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两次“异族”统治的时期，国家的疆土最为辽阔，文化、意识形态最为多元、自由，对外战略也最为灵活、有效。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对所谓“中华文化”的内涵与边界的反省及自我批判从未认真地进行过。这是我们极易产生“智识上的义和团”的主要根源之一。

中国人对日本一直没有能够沉下心来做认真、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认为，日本文化不过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都是只向自己的祖宗学习，而日本是向所有自己认为有利的国家或文化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公元645 年“大化革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立的文化系统，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在此后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律令体制的过程中，从未盲目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体系进行有筛选地引进、吸收。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唐朝的律令体制甚至仿照唐朝首都长安在古都奈良完整地仿建了一座平城京，但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因为这个制度不符合日本的贵族政治体制——贵族参与政治生活，平民只能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此外，日本与欧洲各国一样，一直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长子继承”制度（这项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精神的育成意义重大），而没有像中国那样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便废除了这项制度。正是以其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为基础，16~17世纪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才得以较为充分地发展起来。附带说一句，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封建制度与欧洲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最为相似，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虽然不能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却可以在亚洲率先引进并发展资本主义，由学习中国转而学习西方（先是荷兰，后是英、德、美），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最后凭此“富国强兵”。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后发型国家中，日本是惟一一个公开提出并坚定实施“全盘西化”的国家，但就其结果来看，它却是当代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为强烈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国家。限于篇幅，这里笔者不想赘述日本文化问题。只想说明一点，即日本与中国自古便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我们万万不可以自我中心的视角来看待日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或习俗中，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对别人做了恶事，伤害了别人，一定是要赔罪道歉的，但对于如本尼迪克特所分析的只有“耻感文化”而无“罪感文化”传统的日本人而言，要求他们道歉、赔罪大概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奢望。如果身处日本，任何人都会体察到敢于冲破“耻感文化”、体验“罪感文化”，真正从内心世界里启发出战争犯罪意识的日本人，是多么的少。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像东史郎那样的日本人在日本社会中是多么的孤独、孱弱。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劣根性有一个概括，就是“岛国根性”：狭隘、对外部世界敏感和崇拜强者、鄙夷弱者或者说恃强凌弱。所以，当你是个弱者时，日本在你面前必定抱着岛国的强者心态，而当你成为为其崇拜、模仿的强者时，它便会表现出岛国的弱者姿态。历史经验证明，日本人很难一贯保持比较稳定、平和的形象或姿态，即便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在其内心世界同时苦斗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面，他们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心理情结的综合体。因此，中国人对待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彻底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英明指示：发展是硬道理。

谈及发展，必须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条件下的发展。如上所述，在当今以“经济主义”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在战略上谋求和平发展，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战略理念下认识和处理当今时代的中日关系。

为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并依此对中国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地位进行准确的定位。

首先，从经济定位上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贸易国家。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扩张令人瞩目。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增长了6 倍左右。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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