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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冷战后中国公众的日本观——兼论“对日新思维”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1 10:02
标题: 冷战后中国公众的日本观——兼论“对日新思维”
内容摘要：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公众，即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形成、描述和评析。对于曾引发很大讨论的对日“新思维”将作为个案分析，在整理论争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评析，希望可以提出可供借鉴的对策建议，同时对认识公众舆论以及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有所帮助。透视冷战后中国公众日本观的发展变化，对于中国公众逐渐参与外交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对日政策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正确与否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成败。因此，在考虑中日关系中的特殊性同时，更应从大局出发，从新时期中国整体国家利益和整体外交来思考问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公众对日新思维

人们经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国和日本的距离之近和交往的密切。这并非是夸大之词，仅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交往就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那么在这久远的历史跨度中，中国人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其看法对于两国的关系有何影响？关于中国公众的日本观问题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涉足的研究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中国公众日本观的历史变迁

（一）、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公众的日本观

1、近代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特点及原因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就存在着友好的交往。尽管据史籍记载古代中日两国之间官方和民间交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种交流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单向度、一边倒的特点。日本以中国为师，以恭恭敬敬的态度向中国学习。而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却相当贫乏。由于中国古代文明高于日本，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和“华夷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将日本视为好模仿的“东夷小国”，称为“倭”，属于大中华文化圈内的附属小国，不愿意花力气对它作认真的研究。这种传统的日本观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

19世纪中期以后，中日两国相继开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改几百年来对中国的恭敬态度，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弹丸小国的海军将天朝上国的北洋水师打得一败涂地，极大地震惊了中国人。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一跃成为学习的榜样。这一特点代表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主要看法。

2、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特点及原因

在两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地位升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而言，由1894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的50年里，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持续不断地侵略中国和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战争。大量留学日本的人员的增加使得人们可以更真切地看到日本的实况。一方面他们大量翻译日本书籍，介绍日本各方面的情况，从日本人那里学习近代知识，加深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成果。戴季陶和周作人被认为是中国研究日本人员中的佼佼者。戴的《日本论》为此中名作。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逐渐克服初始的全部肯定，开始对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侵华政策进行强烈的揭露和批判。

另一方面，日本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日本的迷梦，使中国人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继而能团结一致抵抗日本，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学习和被学习的问题，甚至不是一般的欺压掠夺问题，而是日本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要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民族矛盾。因此，了解和认识日本只能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这个主题，去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日本是“残酷的侵略者”的印象。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公众的日本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诸种因素的作用，从1949年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为止的24年间，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的“不正常状态”。不过，在中国领导人的把握和中日友好人士的互动下，两国之间民间外交发展成绩斐然，在贸易、文化交流、双方侨民的自由往来、战后在华日侨回国、送还遗骨直到签订民间渔业协定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时的中日关系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的指导下，由部分中日友好人士之间的友谊为中介，以民间外交的累进方式发展。

尽管中日两国民间往来发展的成果显著，但日本岸信介内阁时期还是发生了“刘连仁事件”①和“长崎国旗事件”②等严重伤害中国民众和政府感情的反华行为，因此中国的媒体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台湾问题、日美安保问题、军国主义复活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而在一般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形成了“侵略者”、“军国主义”、“反中国”等否定性的对日认识，同时按照阶级斗争划分的观点，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广大劳动人民分开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惯性行为，并由此奠定了日后大多数中国公众日本观的基调。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公众的日本观

1971年的尼克松访华不仅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国际事件，而且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后日本外交一直奉行追随美国的政策，对于美国已成事实的对华接近事件，称之为“越顶外交”，极大改变了中日关系的格局，直接推动了中日复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将此前两国的不正常关系画上了句号。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极大干扰，极左思潮横行，“对外谈判中灵活处理常被视为投降***”，①结果两国间关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由于双方围绕反霸权条款发生分歧而被迫中断。因此，两国关系根本性的改善还有待于1978年9月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得两国人民和政府间交往的渠道更加畅通，政府首脑互访频繁，无论在中日关系史上还是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都并不多见。

在中日复交的过程中，由于在田中组阁前中国舆论对日本佐藤政府一直持批判态度，尽管中国主要媒体对日报道以促进友好交往为目的，传达的多为日本的正面信息，但由于中国对于日本的报道主要限定在特定的政治性内容上，几乎没有传达有关日本社会的现状以及日本人生活的信息，范围比较狭窄，所以大部分中国公众依然持有较为偏颇的对日认识。

随着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间的矛盾和摩擦亦凸现出来。既有对历史的认识、与台湾关系等政治性问题，也有贸易不平衡、技术转让保守等经济问题。例如，1982年和1986年的“教科书问题”、1985年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987年的“光华寮问题”。每一次发生摩擦，中国的媒体就开展批判日本的宣传活动，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了戒心。其中1985年在历史上的“九·一八”前后，因为抗议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西安、成都等地引发的学潮是中国民间关于中日历史问题认识分歧达到冲突的显著表现，甚至当年原定10月在北京揭幕的“日本电影节”，“中方由于担心市民们的情绪而停止了”。①虽然不久《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日本政府的答辩性文件，官方对此问题暂时停止追究，但这些声明性质的文件并未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反而成为日后矛盾再次爆发时的原因之一。当再次爆发争端时，媒体就将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军费突破GDP1%、台湾问题，天皇的战争责任等联系起来，集中批评日本政府，由此，民众心目中以前逐渐淡化的对日本的负面认识重新得以强化。

二、冷战后中国公众的日本观

（一）、冷战后中国公众日本观的新发展

冷战结束后，“以政治大国为目标的经济大国日本”和“以经济大国为目标的政治大国中国”作为旧格局中相对较弱的两方，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开始对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冷战后，中日两国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同时伴随交往的深入，两国之间新旧问题不断发生。具体而言，中国公众的日本观表现为：

在中国国内，双方交流的迅速发展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不论是家电、汽车还是时装，日本品牌充斥于中国市场，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各方面有了更深入的感性认识。当年学潮中关注中日关系的一代人大多步入中年，不少人成为研究日本的学者，他们对于日本的认识和中日关系的思考回归理性态度。通过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访日，人们对日本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中甚至有些全新的东西。对于两国的分歧问题，尽管有人批评说违反了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国际信义，但并没有提出正式的批评，而是从日本的舆论，以及社会的政治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比日本研究人员更细致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对策。

同时，90年代以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领土争端等事件产生的摩擦，不断激起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应，民间厌日情绪有所上升。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仍在担心一旦条件具备，日本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日本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向海外派兵等安保问题保持相当的警惕。①一段时间内，不仅官方的媒体，而且在民间的媒体中，“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措辞也泛滥成灾，军国主义仿佛是当代日本的主流这一印象在中国扩展开来。

此外，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当局和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部分人滋生出浮躁心态，对日本这个远远走在前面的经济大国表露出轻视。针对日本的流行书籍《日本可以说不》，宋强于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阅读。21世纪伊始，日本三菱越野车质量、日航服务、东芝电脑性能等问题一度大有向中日“民族对立”发展之势，“抵抗日货”的口号在网络上很容易看到，对日本各方面乃至民族特性的批判得到不少人的拥护。而且，要求日本政府支付民间赔偿、国民自主参与保卫钓鱼岛等活动，近年来的发展也很突出。

（二）、关于中国公众日本观的相关数理分析

早在1992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一千名工人、干部等为对象所进行的调查中，日本在令人讨厌的国家中占第一位：40％；但在令人喜欢的国家中也占第一位：36％，表现出交往加深后人们对日本爱恨交加的感情。1996年，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出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国民最讨厌的国家中第一位仍是日本，约47％。①

表1、中国公众对日本的好感如何[1]

　

情感程度百分比

时间
喜欢
讨厌
无所谓
说不清

1994年
26.8%
38.5%
23.4%
11.3%

1997年
9.5%
41.1%
34.8%
14.5%

2002年
5.9%
43.3%
47.6&
3.2%

（备注：为了分析方便，以前两年设置的问题作为标准，对于2002年的调查选项中“非常亲近”和“亲近”累加为“喜欢”；“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累加为“讨厌”；“一般”即“无所谓”。）

从表一可以看出，中国公众的对日印象确实在下降中，但也更趋于理性和感性并存，这一点由“无所谓”一项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可以体现出来。但同时也可能表明部分公众对于日本国内，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不断出现与中国有关的矛盾和摩擦以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无作为”（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处理方法的一种“疲劳”心理；另外，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分层的变化，人们更多追求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包括国内政治在内的一种“政治冷漠”心理日益常见。

表2、中国公众对日印象比较

　

1997年数据

印象指标
百分比（%）

经济发达的国家
38.4

对过去的行为反省不够
30.7

只顾本国利益
14.7

拥有独特文化
2.8

保守排外
1.9

社会安定
1.1

民主
0.3

（备注：此为1997年数据）

分段
50%
40%
30%
20%
10%

选项
侵华日军
樱花
富士山
名牌家电
靖国神社
工作勤奋
太阳旗
无
天皇
右翼势力
新干线

数据

(%)
53.5
49.6
46.6
35.4
34.9
30.6
30.5
0
19.5
17.3
13.6

（备注：此为2002年数据，选取数值段在10％以上的选项）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公众对日本的负面印象，如“对过去的行为缺少反省”、“侵华日军”、“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等主要是与历史问题相关的各种选项，“侵华日军”更是占据很高的比例，表明中国公众对于日本军队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的历史并没有忘记，仍是很鲜活的印象；“樱花”、“富士山”、“工作勤奋”等正面形象则是在两国交流深入基础上展现出的民众个人喜好。

同时，比较两个图表，1997年的数据显示很大部分中国公众对于日本印象是否定的，如“对过去的行为反省不够”，“只顾本国利益”等。而持有客观看待日本观点的公众，如认为日本“拥有独特的文化”、“社会安定”等选项的比例很小。但2002年的数据选项中，人们对于日本的印象就更加生动和多样，也更加客观和理性，显示了两国交往扩大带来的成果。

表3、中国公众的对日关系期望

在另外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调查中，①中国希望与日本在未来加强经济和科技联系（占30%和25%），这与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对日本经济发达和科技先进的认知是分不开的；同时中国对地区的安全以及过去的战争问题仍然保持一定的关心（占16%和12%），这与近几年日本右翼的言论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可以更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构建对日关系期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即使冷战后出现了经济萧条，但在很多方面仍为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佼佼者。日本因其距离中国的便利和文化上的渊源，仍在中国的经贸领域和科技发展项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近代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如此之大，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当代世界，中国公众对于日本有可能出现类似当年的言行表现出很大的敏感性，而日本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又令人难以满意，结果就造成了历史问题和安保问题的僵持。

（三）、中国公众日本观发展变化的原因

中国公众日本观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之一，因此探讨中国公众日本观发展变化的原因自然要先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出发。与其他双边关系一样，中日关系发展主要受到国际环境、双方实力对比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这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1、国际环境的变迁。

冷战的结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日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消失，缺乏新的战略基础的中日关系亦随之进入不稳定期；其次中日之间开始重新相互定位，更认真地从双边、地区和全球角度来考虑两国关系及对方对本国未来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再次，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中美、日美关系带来巨大影响，这一外力也必然反馈、作用于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对两国关系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日美之间加强了军事同盟和防卫合作，尤其是扩大了对日本周边地区即东亚地区进行军事介入的能力与实际可能性。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围绕人权、台湾等问题长期纠纷不断，虽然两国之间一度达成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但是美国“大棒加胡萝卜”式的对华“半遏制”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反，近几年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及其军事部署还在进一步向东亚倾斜，美国的国防报告已开始把中国放在俄罗斯前面列为关注的重点对象。①而中国则认为日美防卫合作的加强、TMD的研究开发是“冷战思维”的持续和新的不稳定因素，对其进行了批评。同时，对于日本以此为基础修订《周边事态法》、通过《有事法制三法案》以及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之中，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开始向海外派出自卫队的行为，中国不免有些忧虑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可能性。

2、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

长期以来，每当中日两国出现问题时，作为不使日中关系恶化到不可能修复地步的调节器，互利的经济合作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日本“失去的十年”里，日中关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经济大国”和“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两国的构图发生了质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实力迅速增强，连续十多年将近两位数字的GDP增长令世界瞩目，中国本身也在成绩面前增强了自信，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9•11”事件后，中国以其不同以往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怖主义活动，在世人面前树立了新的形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奥成功、神州五号飞船上天等事件表明中国成就斐然。与此同时，曾经名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开始抬头。日本国内强硬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对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日本外交提出质疑，对两国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

3、日本国内政治形势日趋保守化。

“五五体制”期间，关于如何看待日本过去历史的问题经常是“由外部压力增大的内部斗争”。①对应于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峙，日本政坛长期处于“保守伯仲”局面。“五五体制”崩溃后，日本国内各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保守伯仲”的局面已经被保守党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所取代，日本政坛走向总体保守化。冷战结束后崛起的新生代政治家，是当今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也是引导日本这只航船驶入新世纪的“舵手”。②他们大多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家，根据新陈代谢规律，处于政界新老交替时期，很少受到传统政治思维的束缚，如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原日本新党党首小泽一郎等。这批人亲身经历日本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有较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负罪感较为淡薄，在敏感问题上不回避自己的观点，具有浓厚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政界新老交替的“中国观”发生变化。年轻议员已经成为批评中国的主流。他们虽然承认发展日中关系的必要性，但对在政治和经济上崛起的中国保持警惕，对于中国不断打“历史认识牌”公开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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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沟通渠道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相互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书籍介绍和领导人的驾驭。周恩来、廖承志等老一辈对日友好的人士，通晓日本语言，有的还有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在日本上层也具有良好的关系网络，他们这些所谓的“知日派”主导了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主旋律。但是这种带有虚幻成份的“友好”并不具备和其抽象意义对称的现实基础，在急剧扩大的直接交往中受到了很大冲击。随着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出现了一些仅靠强调“友好”难以解决的问题。

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卸任前谈及新世纪的日中关系时，曾含蓄地说：“日中两国应该向普通国家交往过渡，只有不再需要使用友好这种外交辞令时，才说明日中关系成熟了；但是目前还必须用‘友好’来维系双边关系。”①或许从中可以体会出中日两国目前所处的磨合时期的艰难。

三、对 “对日‘新思维’”的解读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公众的日本观在几年前社会上掀起的一场关于对日“新思维”的论争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下文将以此次论争作为典型个案对中国公众的对日观进行一次近距离的审视。

（一）、对日“新思维”的提出

引发了诸多国人包括不少知名学者参与的对日是否需要“新思维”大讨论主要源自两位学者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首先是来自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6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游记见闻的方式，首先列举了中日两国目前各自存在的问题——中国国内打着“爱国”旗号的非理性盲动，是部分媒体缺乏社会正义，不负责任的煽动的结果，将之与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众心理机制类比；而同时日本由于长期经济衰退，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有恐惧心理。由上述现象出发，作者建议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一是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二是对于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不必大惊小怪。对ODA的介绍不够，应有正确评价。此种新思维，一反中日关系中将历史问题置于核心位置的做法，提出把历史问题放在次要位置，引起学界和舆论界一片哗然。

而客观来说，真正引发热评高潮的是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继续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又发表的一篇主旨类似马文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学理的角度，对“新思维”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该篇文章，开门见山指出“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很少数特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时文认同了马文的“中日民间之忧”，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近年中国公众的对日情绪和舆论氛围，加上有关的媒体报道和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缺陷，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公众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情绪和对华看法，连同其日本国内政治影响，几乎完全缺乏了解”。鉴于此，作者由“战略集中原则”和日本的现实地位、作用出发，提出中日接近的举措：搁置历史问题；增加对日贸易投资，感谢ODA援助；对于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内心警惕，外表足够大度；在东亚多边问题上加强与日本的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五条。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中日接近可谓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

以给政府外交思路进行建言姿态出现的这篇文章，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甚至在日本的反应更为强烈。日本各大报纸都对两篇文章（尤其是马文）作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日本方面对这两篇文章大多是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对待日本的态度是务实的，由作者的身份背景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交替的特殊时期出发，期待中日关系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关于对日关系是否需要新思维等问题亦展开了大讨论，一时之间，相关的各种研讨会纷纷召开，大约有5000多家网站参与了讨论。①最初的讨论颇有一边倒的态势，谴责和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都不愿意出面探讨此事，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新思维”“不屑一看”，“外交革命”之说“不值得一驳”。②时至今日，随着讨论的深入展开，就“新思维”所涉及到的问题和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一种学术争鸣的现象。这些讨论既有关于政治观点方面的分歧，也包含了由于视角的不同而产生的学理方面的分歧。同时对于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成为争鸣中的一个方面。因此，中国的日本学界对两人文章的动机和目的有较多肯定，且认为两人提出的一些理念值得深思和讨论，但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却有很多人持有异议。

（二）、对 “新思维”的几点评析

对日“新思维”的争论，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对于中日关系交往中反复出现的与历史问题相关的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事件的发生有所不满的情绪和学理辩论的集中爆发。本文将就论争的核心——如何认识历史问题及解决之道试抒一孔之见。

1、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中态度的评价。

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的摩擦在中日建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初露端倪。田中首相当年一句“给中国添麻烦了”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中日双方就此问题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①在此次争论中，大部分学者和民众认为中日之间由于历史认识导致的政治问题的出现责任在于日本一方的态度：即日本没有彻底反省二战的经验教训，历史教育出现空位，政界人士的“口头表态”与“行动表态”的***，②历史教育以“掩盖侵略性质、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认罪”为原则，③政府“对战争遗留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重视不够，动作迟缓，处理不力”④，日本“以历史问题为现实政治服务，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⑤等。特别是现任首相小泉在上台之后已经四度参拜靖国神社，被国际社会理解为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一种“行动表态”、“以行动谈历史”，导致了日本领导人在该问题上的“口头表态”与“行动表态”的***。因此不少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对于对日“新思维”中提出的“道歉问题已经结束”的主张表示明确的反对，最初积极响应“新思维”的冯昭奎仍认为“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历史问题也不能撇在一边不提”。①

2、解决历史问题的建议。

对日“新思维”的提出者均认为日本的战争反省和道歉问题已经解决，“撇开”或“搁置”历史问题而发展中日关系为当务之急。但这种外交设想的基点却受到质疑。理由主要是作者的“创新”思维缺乏对近百年来中日间历史的深入了解，忽视了历史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对于日本的了解是相当片面的，对日本的国家目标、日本的保守政治、日本的右翼势力等，理解甚少，以致对形势判断失误。解决历史问题不能只靠中国“一厢情愿”，日本更应该行动起来。对于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各种意见和主张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从史学角度，加强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管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选题分散、研究重复、研究深度不够、重大问题缺少重大成果”②等。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搞清历史事实，以史为鉴。在这一系列的工作中，必须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其次，总结中国历届领导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全面认识新时期的中日关系。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中日关系所要恪守的三个外交文件，还包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双方争端”①等。因此，需要在“求同存异”的指导下，具体分析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再次，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历史问题解决方法的良性互动。处理中日关系矛盾，关键要有毅力。日本应积极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应该再三向中国方面讲清楚，日本人享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有时并不按照政府的意志行事。中国对历史问题的关注，“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②因此，代表日本立场的政治家在讲话时应该做慎重考虑，加强对国民的历史教育，努力将真实的历史教给下一代。另一方面，中国也应理解大部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采取的反省立场，重要的是“民众之间的历史事实的相互介绍，历史记忆的相互交流和历史观的相互影响”。③应告别历史的阴影，更多地了解“战后的日本”。

最后，减少一点中国人过于深厚的悲情意识，增加一点大国公民的自信。由于中国人在近代史的屈辱遭遇，“国民产生了很深的悲情意识”。④而如今的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已经着眼于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国民的确应该如“新思维”所倡导的，增加一点大国公民的自信，以全新的姿态和心态来看待中日两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变化。

① 1958年2月9日，在北海道的石狩郡荒山中发现了中国平民刘连仁。1944年9月，原籍山东省诸城的刘连仁被日本侵略军抓到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的煤矿做劳工，因不堪忍受折磨逃出，藏身于荒山之中，直至被人发现。其遭遇引发了要求日本政府对4万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事件进行赔礼道歉并给予赔偿的呼声。

② 1958年4月30日起在日本长崎市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图片展”，会场里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悬挂两国国旗。开幕当天，在日本的台湾当局长崎“领事馆”要求降下五星红旗，遭到拒绝。5月2日，东京的台湾“大使馆”继续提出同样的无理要求，被再次拒绝。下午两名暴徒闯进会场，撕毁了中国的五星红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最后，两名暴徒被警察抓走后，很快得到释放。

① 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① 【日】岛田政雄：《战后日中关系50年（1945－1994）》，田家农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①[日]小島朋之：“日中關係の变容——相互認識とイメㄧヅを中心に”，载加緊音等主編：《歷史の中國政治近代と現代》，勁草書房1999年版，第404页。

① 参见：《南华早报》，1996年11月25日。

[1]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4年11月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国际意识的调查》、1997年5月进行的《北京市民的亚洲及日本观的调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2年9月始进行的《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的相关数据，加以比较绘制。

① 刘志明：《中国大众传媒与日本国家形象》（日文版），エピック株式会社 1998年版，第129页。

① 朱建荣：“日本的中国观——冷战结束后的变化与趋势”，2001年1月31日，8月15日更新，http://japan.people.com.cn/2001/08/05/riben20010805_9654.html

① Daoqing Yang : Mirror for the future or the history card ?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problem’, edited by Marie Söderberg,, 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17.

②吴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及其影响》，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6期，第58页。

① 参见：夏冰《日本新意图：减对华经援》，载香港《亚洲周刊》2001年2月第1期。

① 刘小彪：《中日关系走向何方》，http://www.zhongguohun.com/data/2003-8-24047.html

② 卓南生：“出口转内销的日本‘新思维’——与吴学文教授对谈（三）”，载《联合早报》，2003年5月13日。

① 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② 冯昭奎：《正确对待历史遗留问题》，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33期，第56页。

③ 吴广义：《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载《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第60页。

④ 冯昭奎：《正确对待历史遗留问题》，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33期，第56页。

⑤ 陈都明：《发展中日关系需要何种新思维》，载《当代世界》2003年第9期，第24页。

①刘小彪“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学者的观察与民间的忧思”，人民网转自《外滩画报》， 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3/2015200.html。

②苏智良：《历史问题岂可做交易》，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211页。

①张沱生：《对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24页。

②朱建荣：《从新的战略高度把握中日关系》，载《国际展望》2003年9月，总第475期，第71页。

③步平：《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回避与搁置》，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223页。

④张沱生：《对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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