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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抗战期间日本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问题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0-31 10:02
标题: 抗战期间日本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日本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问题是民国海关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现在对此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只有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抗战时期海关状况、国际关系和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力求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日本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问题，并希望可以理顺这一时期中英日各国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真实地再现抗战时期沦陷区海关的部分原貌，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论。

【关键字】+++国日本海关

中国近代海关是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控制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近代海关史，从一个重要方面记录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缩影。抗战时期日本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问题是民国海关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抗战时期海关状况、国际关系和经济问题，并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海关问题的背景

海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的一个执法机关，为维护国家的统治利益和经济发展服务。然而中国近代海关却因为国内统治者昏庸腐败和软弱无能，被以英国为首的外国列强所控制，自19世纪中叶以后，更是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掌控和压榨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

各国列强为了达到经济扩张和掠夺的目的，急欲控制中国的海关，压低中国关税税率，剥夺中国关税主权。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与中国协定关税，税率被压在“值百抽五”的低水平上，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完全丧失。同时外国侵略者还插手干预中国海关行政，并且伺机夺走中国的海关行政权，中国海关实行外籍税务司政度，这个制度成为近代中国一成不变的海关行政制度。到1943年为止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始终控制在英籍总税务司手中，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赫德(Robert· Hart)、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等先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中国海关被赋予了多种职能，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海关行政的改进，海关税收与日俱增，被列强视为最可靠的债赔款担保品。甲午战争后，为了偿还对日赔款和3000万两的赎辽费，清政府被迫三次大规模举借外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清政府又与各国签订条约，被迫支付庚子赔款。这些巨额外债赔款都是以海关关税作为担保的，海关与外债赔款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海关成了新旧债权国的代理机关，海关与外债赔款的结合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各国列强千方百计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和关税的征收权，但是近百年各国始终未能夺得海关关税的保管权，海关关税保管权一直掌握在清政府委派的海关监督手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凭借统辖各口海关税务司，掌控全国海关行政的庞大权力，以确保如期支付外债赔款，以免各国干涉为由，利用各省纷纷起义和清政府统治瓦解的混乱局面，夺取了中国海关关税的保管权。各关税款都汇聚到上海，在汇丰银行开设了总税务司帐户，中国海关关税的保管权和支付权都操纵在总税务司手中，后来安格联被称为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与11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重新得到各国的认可。从1929年起实行了“国定税则”，关税税率有所提高，海关收入随之增长。为了缓和过去由于总税务司控制税款而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主动提出将关余（即除了支付外债赔款和海关正常行政经费以外的海关税收）交给国民政府自主保管。1932年，海关税款由存汇丰银行改存为上海中央银行，再由南京政府自行将到期的债赔款拨交汇丰银行总税务司外债帐、赔款帐下保管，中国政府收回了海关税款的保管权。

正是因为中国海关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职能权力范围甚至涉及到中国内政外交等诸多领域，因而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都希望能够打破英国独掌中国海关大权的局面，其中日本表现最为明显。

早在1898年，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保证只要英国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就续聘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日本立即照会清政府，提出如果今后英国在华商务利益下降的话，清政府应考虑聘用日本人为总税务司。1899年日本为了加强它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福建省的控制，提出由日本人任厦门海关税务司。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心“每个强国都要求分一个口岸的事会不断发生”，①因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日俄战争后不久，日本仿照德国在胶海关的做法控制了大连海关。20世纪20年代日本更是一再要求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占有一席之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岸本广吉正式当上了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随即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不仅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还迫使伪满政权发布“满洲国关税自主”文告，强行接管东北各海关行政权，拦截各项关税收入，宣布东北海关脱离中国而独立。此后东北各关的税务和海关行政由伪满政权自行管理，对中国不承担任何义务，东北的贸易及关税收入也不再纳入中国关册，并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一概作为“外国”处理。在山海关和沿长城一带设立“税关”以管理所谓对中国的贸易。东北海关遂落入日本之手，东北各关关税收入占中国海关总收入15%左右，这部分关税的丧失导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大为下降。①

中国海关的权力范围之大，使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关税收入与日俱增，成为外债和对外赔款的担保品，这些都使日本对中国海关觊觎侵夺之心日渐强烈。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猛增和独霸中国的野心的膨胀，它越来越不能容忍英国把持中国海关的局面，对于自己仅仅占据东北海关也不满足。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的步伐大大加快。

二、日本攫夺华北海关

天津的津海关和秦皇岛的秦海关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海关。津海关设于1861年，下设塘沽、北平分关。1937年7月以前，津海关关税占全国关税的10%，地位仅次于江海关，号称北方第一大关。秦皇岛初为津海关的分关，后于1902年设关，下设葫芦岛和山海关分关，华北地区除津、秦两关以外还有龙口、威海卫、烟台、青岛等共计六关。华北面积广大，华北地区的海关在中国海关中占有重要地位。蒋介石在英国政府派谴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访华时曾说“华北的海关是关键问题，对海关的任何侵夺或者试图用其他未经财政部同意的机构来取代海关，都将被认为是宣战”。①

为了达到“华北各关独立”的政治目的和更好地为全面侵华政策服务，津秦海关的税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最先关注的目标。1937年8月30日，日本驻津领事向津海关英籍税务司梅维亮（W·R·Myers）提出关于海关的三项办理办法：（甲）海关税收除应摊付外债部分可照常汇解外，其余税款在全部问题尚未解决以前，应存于日方认可之银行，暂为保管；（乙）海关在日本占领或管理区域内，所有中国当局进口之军火，即（使）领有国府护照，亦不准放行；（丙）上项余款应暂存横滨正金银行保管，否则应另选日方认可之方法，担保该项余款不移作不正当用途。①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日本方面还谈到关税应摊付内债部分，指出除与外籍人民或团体有关系的内债外，暂不能给予考虑，同时还威胁说如果海关不予照办，日方就要将海关接收，由日方完全管理，日方态度恶劣蛮横无理。

对此，梅乐和认为津秦两关所在区域，现都在日军势力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用特殊的办法维持现状，他的办法是津秦两关应摊付的外债赔款仍照旧汇解上海，以维持中国对外债信，所有关余中国政府在战事结束之前不能动用，日方同样不得予以处置，战后此项余款仍属中国政府，这样可以维持海关行政完整，津秦各地海关还能照常执行职务。显然梅乐和的办法迎合了日本的要求，只保证外债部分的偿付，而不考虑内债部分。梅乐和以保持所谓的中国海关主权和海关行政的完整性为由要求国民政府让步。1937年9月7日梅乐和再次致电关务署称“最关重要者，首为保存中央政府在津、秦一带之主权一端，维持税收犹居其次。……惟为中国在津秦一带最大利益即中国主权起见，窃以为其他一切牺牲，未尝不可让步”。②对此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尤其是对于日本提出将津秦海关的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一事无法容忍，这无异于用中国的税收去资助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而日本显然不会将担保中国内债部分的税款还给中国，这样关税不支付中国已发行的内债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为了保证英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梅乐和迫使中国政府在津、秦问题上让步，对日妥协。梅乐和说：“窃以为此时保持本处海关之唯一办法，厥惟立即承认日方要求”，“由于现在北方只有津秦两关标志着南京的主权，应当尽一切努力不使脱离，时间愈长愈好”，甚至说日方提出的条件“不算太苛”，他认为不应对“无重大关系的条件（关税余款的处理）斤斤计较”，①极力劝说中国屈服。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很不耐烦，加之国联大会未对日本采取任何实质制裁措施，日本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要求梅维亮必须在10月10日以前作出回答，否则将单方面采取措施。对于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英国一方面准备派外交大臣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对日妥协，另一方面继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0月9日英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贺武警告中国财政部次长徐堪：一种折衷的办法肯定会被日本人拒绝，中国政府或者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或者准备自己看着华北海关停止存在，以及“它对中国信贷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他还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明了同样的看法。②但蒋介石表示，宁愿海关被日本劫夺，也不能签订有损中国海关主权和权利的协定。这样贺武本人也认为“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他们对他们视为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作出让步方面，已经走到了我们能走到的最远地步了”。③

同时梅乐和提出了一个较为折衷的方案，海关全部收入由政府自动令中央银行委托第三国银行暂存，时效到抗战结束。津、秦两关税款可允许第三国银行转存于其他银行（指正金银行）等共计六条。④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同意了日本最初提的条件，只是企图用汇丰银行作为中介对税款加以控制，但这样的方案仍然招致日方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就无法控制津、秦两关的税款”。日本军方“决不允许再谈中立国银行保管税款问题”。①英国驻华大使克莱琪三次走访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提醒日本接收海关将刺激列国对日感情，并说明六项条件可以阻止关税南下。而日本方面说他们的目的不仅如此，治安维持费也要从中抽出。[1]这是要用中国的钱豢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以攻打中国的无耻要求。梅乐和又致电关务署“为保存中国在华北之主权，维持关政完整及税收，并免除华北私运复炽、日货充斥起见，亟应即为决定，接受日方原提条件，将津、秦两关税款直接存于正金银行。否则时机一逝，挽救为难，必致津、秦两关被其劫夺。该两关全部税款损失，税则破坏”。③最后国民党政府同意在两关所需经费及应摊付内外债赔各款照常拨付的前提下，可以存入正金银行。

梅维亮一接到通知，于10月22日就将征得税款迅速存入正金银行，并同意日方的一时“不拟由该行提款拨付债务”的条件，这完全是迎合日本的作法。梅乐和对此也表示震惊“梅维亮竟然迫不及待地完全放弃原计划并答应把税款存入正金银行”。④英国驻华大使馆财政顾问郝伯枢（E.L.Hall-Patch）也认为梅维亮此举超越了“他的自由决定的权限”。⑤梅维亮则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如：书面答应日本人在战事结束前不汇解税款，悬挂五色国旗是为了使海关在天津保留一个立足点，也就是在华北为中国政府保留了一个唯一能继续工作的机关，他认为如果不如此，那里的海关和税收就会全部丧失。对于梅维亮这种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做法，梅乐和承认“梅维亮完全独断专行地应付目前局势，以致有时过份和过早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但最后仍然为其开脱，认为梅维亮是“在暴力之下，从权应付”，“为维护中国主权，保持关政完整，俾全国海关不失为中央政府机关，藉维内外债信，并为减少敌方参与关务之机会起见，将来在其他敌方占据口岸，对于非关重要事项，恐不得不因暴力威胁而从权应付，藉维现状”。①

由于梅维亮同意一时不拟提款拨付债务，这样就不能自由拨解税款到上海，不仅内债，连原来英国所期望的外债支付也落空了。到11月8日止，存于正金银行之税款为金单位66,092元，法币516,501元，梅维亮为表示可以将津秦两关税款提出拨付外债，于11月6日从两关存于汇丰银行下的税款解沪20万元偿付外债，并称“下次按期解款时，将由正金银行存款项下拨解”，②但被日本总领事阻止，上海沦陷后这便成了空话。北京“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命温世珍为津海关监督，兼任秦皇岛海关监督，驻于秦皇岛。

这样在英国为维持中国海关完整的幌子下，让日本夺取了津、秦两关的税款保管权，尽管表面上海关仍然由英国人控制，但实际的税收却已在日本的掌握之中了。

三、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夺取中国沦陷区海关行政管理权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肆侵略我国领土的同时，对沦陷区海关进行了疯狂的掠夺，除了加紧控制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源——关税以外，对海关行政管理权也不放过，不断干涉沦陷区内的中国海关事务。1937年整个华北和华南大部分地区迅速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仅有海关作为唯一的国家机构存在着，但时时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和恫吓，日本千方百计插手垄断海关人事管理权，想把海关控制于股掌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最终全面控制了中国沦陷区海关。

日本对我国的海关人事权早有野心。1934年8月，津海关税务司在给秦皇岛海关税务司阿客尔的密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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