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

清水煮音

摘要：本文是从知识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主要缘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创建独立学科的诉求，哲学支撑为现代科学主义。而由于人文学科的特点，又不可避免具有国别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启示。最后，本文对两者间的关系做了思考。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性；普适性；国别性；中国学派

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1]但是，什么是“理论”？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问题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继而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什么叫理论的普适性?普适性能否存在国籍属性?[2]这样的问题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何启示？如何处理两者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很少被国际关系学者明确关注，事实上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在实质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而且，使用未经反思的舶来的翻译概念，这在国际关系学界并不鲜见。其后果可能是同样概念却指称完全不同的事物，读者不知所云，作者不求甚解，沟通难以进行。因此，本文在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之前，对国际关系理论先作一概述。

一 、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得出关于某种国际关系特征的普适性结论，为此必须建立在科学逻辑的基础上。关于“理论”的含义，在中文语境中有行动导向和知识导向两种解释。[3]在知识导向上，理论具有特殊含义，“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结构，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中还包括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理论提出一系列具体说明各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依次系统地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从而对这些现象做出解释或预测”。[1](P73)可见，理论的主要任务在于描述规律、解释规律。而拉卡托斯则认为进步的科学理论不仅要解释规律，还要提供新的理论假设，[4]导致发现新颖事实。[2] 由上可见，要理解“理论”还必须明确什么是规律。

关于规律的含义，黑格尔的看法具有代表性，“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3](P128)中国学者也认为，“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 [4](P159) 和黑格尔的定义相比，这里突出了规律的一个特性——普适性。规律又可分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两者区别在于：自然规律在人之外自为地存在并发生作用，无须人的参与。社会规律则是人的活动规律，它的载体是有意识、激情和价值取向的人。

以此审视国际关系理论，可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由于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而规律是相互联系着的两方面因素的本质间的关系，因此必须来自客观实践；[5]由此便带来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所依赖的经验事实尽管往往源自于一个比较长的国际关系时段里所演绎出的规律性现象，但不管是作者也好，还是研究视角和文化依托也好，常源自于某特定国家，这对“理论国别性”会产生什么影响？另一方面，由“规律”的定义可见，规律的一大特性就是普适性，作为对社会规律进行解释的“国家关系理论”是否一定就是普适性的？如果是，和“国别性”关系如何？

同时，在知识层次上考察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就有必要讨论知识的含义，哲学上把其定义为“被证明为真的信念”，[6]社会学则将其定义为“行为者信以为真的信念”。[7]而国际关系规范理论是一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旨在探寻应然世界的理论。[5](P54-59)可见，除了在科学层面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外，也需从规范层面对其讨论，探讨价值观对理论建构的影响。比如，对于同一现象，不同理论往往推导出不同结果，原因可能就在于由于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不同理论可能只看到了复杂现象的某个侧面。[8]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一再说明构成规律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条件群，而非任何单一因素。这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并非在争论，而是各说各话，因为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的解释变量和依赖变量均不同。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在科学意义上讨论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有必要讨论价值观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由于理论是用概念描述规律，外在形式高度概括与抽象，而理论的概括和抽象程度，显然也会影响到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9]笔者曾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概括和抽象程度将其分三层：第一，国际关系元理论，指不具体指涉国际关系学，但对其发展起指导作用，研究最为广泛的经验现实，形式最为抽象，如哲学和社会学；第二，宏观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一般特征的反映，如现实主义理论。这里需要区分元理论与宏观理论，以建构主义为例，如不具体指国际关系学，就是国际关系元理论，否则就属于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第三，学科国际关系理论，指在具体指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除宏观理论外的其他所有理论，使用的概念抽象程度较底，容易直接通过与经验事实的比较加以验证。从应用上看，它主要解决具体事件，可为具体的对外政策提供指导，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宏观理论和元理论提供微观基础，如民主和平论等。[6]

二、“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含义及其哲学基础[10]

所谓理论的普适性，是指理论的适用超越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限制，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应然状态和理想状态，[11]它在根本上源于知识的本质特征——公共性。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性，简单地说，就是指出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源于某一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仅仅在一国范围内适用。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到，和理论普适性相对应的不是国别性。因为普适性相对的不仅有国别层次，还有地区层次，如英国学派和依附理论均不是国别的。事实上，学界一般也不把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普适性与国别性”，而常分为“普适性（或普世性）与地区性（或特殊性、相对性）”。但本文考虑到从“地区性”入手时，还必须讨论其与“国别性”间的关系，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本土经验“中国学派”是以“国别”为标签的，因此，本文仅从国别层次入手。事实上，“普适性”、“国别性”和“地区性”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文化意义上，也包括经济意义上，当然也可用来相应指涉“普适化”、“国别化”或“地区化”的程度高低。但是，由于本文讨论的只是知识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可转移性，因此，仅仅从地理概念上使用这些概念。这样，也就为把“普适性”和“国别性”并列讨论提供了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如上所述，本文中的普适性并非仅仅指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也包括了这种趋势，即“普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有限普适性”和“地区性”同意。那么，支撑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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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一样，从思想依托与建构方式来看，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哲学基础有两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12]如沃尔兹曾称英国学派不是“科学哲学家所认可的那种理论”，[7](P16)但不等于说它不是理论，原因正在于此。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根源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6]科学主义(scientism)兴起于19世纪，把科学片面地理解为实证自然科学，认为人类同周围世界一样服从相同自然法则，科学可以象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一样征服和控制人类。[8](P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在人类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科学主义者更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转移到其他知识领域。该时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也主要得益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拓者也多为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如牛顿、培根等。[9](P13)这即是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元论”者的主要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10](P489-494)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理论可有学派之分，但不能有国别标签，科学理论的两大标准是普适性和可重复性，因为规律的存在不因时空而变化。这即是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的思想渊源所在，也是认为无法创建中国学派的主要原因。[11](P1)

尽管人们一直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关系，但其效度和信度始终受到质疑：一方面，两种学科间的差异是否使这种方法论上的借用失去意义仍然有待检验，“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面对的封闭自然系统，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开放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经验与方法的适用性如何得到证明”；[12](P54)另一方面，就科学本身而言，只能使一个事实与另一事实发生关系，因此它总是停留在某个事实之上，[13]甚至会把研究局限在方法论层次，而导致本体论的虚无，[8](P32)最终结论和真实世界之间关联性很少，[14](P425-439)人们无法从中演绎出应以哪种方式安身立命。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15](P7)因此，需加强人文层面的研究。人文主义在近代兴起于20世纪。从哲学上讲，它以人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态度。一战后，资本主义已暴露出种种矛盾，西方社会思潮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传统，认为其并非万能，不赞成把人文学科唯科学化，认为人文学科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张通过理解等定性方法把握未知世界。人文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伦理性信念(信仰)，它会因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和人文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6](P146)从知识性角度看，即是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有国籍属性的思想渊源所在，“自然科学理论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有国别之分”，[17](P8)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倾向于以国家为中心”。[18](P99)这也是中国学者持国际关系理论“二元论”的主要逻辑前提。[17](P8)

由上可见，“理论普适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科学主义，而“理论国别性”命题成立的哲学支撑则主要是人文主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科学主义精神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国度并没有普及，而近代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大部分也已经成为普适的；同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许多学科发展过程中人为造成***的例子比比皆是，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甚至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19](P49)也正是由于学科这种在哲学层面的***，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普适性和国别性”命题的出现。为了正确处理两者间的关系，显然有必要详细讨论推导出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具体路径。

三、推导出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具体路径[13]

推导出理论普适性的学者，其主要依据往往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都是可转移的。本质上，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指知识的可转移性。[20]知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认识，知识的可转移与否和可转移程度取决于相比较的两现象间的相似性及相似程度。之所以对自然科学理论的普适性不表示质疑，在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而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的坚实基础也正在于强调国际关系现象的一致性。可见，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命题的成立乃基于自然科学式的科学观。事实上，自摩根索奠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以来，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把其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理性主义把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思维给定化，国家在无政府权力结构下本能地反应，这样，建立起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理论的因果式解释。科学行为主义革命后，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更将其发展到顶峰，他甚至为了强调科学性，把国家作为一个黑匣子处理，并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符合科学哲学标准，除此只能是解释、哲学、历史等。

其次，研究态度上，强调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立，经由科学方法，通过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无限逼近来实现知识的客观性，从而可以实现转移。有鉴于此，必须做到事实与价值分离，也即韦伯所强调的“以科学为业”：当一个人立志以“科学”为业时，需要的不只是热情、兴趣、灵感、天赋与创造力等，还需要坚持“为科学而科学”，也即价值中立。[21](P7-12) [22](P35)

再者，认为在逻辑层面，提出普适性，意味着拿其与国别性对比，对比须使用同一套概念，而由于国际关系学发端于西方，[14]要进行对比，就须接受这些概念，这就表明不存在独特的、不可归纳到更大类别中的资料，[15]也无疑意味着首先接受了普适性假定，国别性仅为普适性下的差异性而已，因此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国别性理论。比较的目的决定了选择的抽象层次：若想强调差异性，抽象层次相对较低，若想发现相同因素，则应发展较高的抽象层次，来概括和容纳各种差异性。就此而论，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与国别性的争论主要在于理论化的恰当层次上的对立，也即理论的普适性程度与其抽象和概括的程度有关：元理论最具有普适性，宏观理论次之，而学科理论最底。这也暗示在讨论国别性时，需要质问：不同国际关系实践如何比较？区别程度如何？问题不再是仅有一种有某种属性，而是两种均有。需要了解的是数量、性质等的差异程度。这也表明，若非要强调理论国别性的意义是“独特性”（唯一性），就意味着所使用的概念不同于西方学者。即：不仅抽象后的概念间的关系需重新审视，概念本身即需要一番再定义。而恰恰是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缺失，使得当代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国别性的学者，各说各话。

最后，学科内部分工上，政策研究在于实现国家利益，采取国家利益原则，而理论研究在于发现规律，坚持普适性原则，“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排他性”。[11](P1)况且，任何国家某一学科的理论都不可能仅有一种，因此就无法确定何种理论可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代表。依此推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虽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但并非意味着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理论，如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并非意味着创建的是中国的理论。

相对于以上推导出理论普适性的几条路径，主张理论国别性的学者往往从以下几个路径出发。

首先，理论的国别性涉及到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的一个认识论争议：“社会科学是否可被称作科学”？并认为未来最大的方法论分野仍存在于着重寻找“一般通则”（universal law）的“硬分析”（the “hard” type）与着重历史与文化诠释的“软分析”（the “soft” type）之间。[8](P14-23)前者可以经济学的供需论为代表，后者可以人类学中的文化诠释为代表。主张理论国别性的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性，因此“解释许多社会和政治变化不能靠规律（和必然性），而要靠理解”，[8](P39)而“理解”恰恰受到地缘文化限定。如正是基于文化差异造成人们对颜色意义的理解不同，西方人结婚新娘穿白色婚纱，而中国人则穿红色礼服。可见，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象体系，形成不同的社会意义，最终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特征和知识体系，也就是理论。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标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17](P8)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因果关系，即韦伯所说的“客观可能性”。[23](P262)如对1917年苏联革命的解释，尽管可指出列宁的个性和革命将要爆发的其他暗示，但却无法将两者关系必然化，事实上使两者联系的仅仅是偶然。由此也导致“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由“理解”所得的理论尽管仍为理论，但并非科学哲学家所承认的那种理论，即不具有普适性。

其次，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完全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深植于社会科学”。[24](P541,P6)理论家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同时，对本民族利益、目标与价值的现实关怀属于题中之议[25](P13)，因此，特定时期的理论思潮往往折射了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动向，“理论总是为某些人或某种目的服务”。[26](P207)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常为政府的高级顾问，他们通常并非简单地纯学术研究，而常与政策建议相关，这种情况下价值倾向更为明显。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虽学派林立，彼此分歧并激烈论战，但却都服务于西方的国家利益需要。即使倡导价值中立，由于事物是复杂的，而价值导向使人们看到不同维面，最终对同一个事物观察的结果也并不相同。可见，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得到的知识即使是科学的，但也不可能达致客观性。而在知识转移中，客观性是普适性的基础，就此而论，国际关系理论不具有可转移性，即具有国别性。

最后，理论建构所需的经验基础也会影响其国别性。首先，理论所需的经验假定常借助于对历史的观察与研究；其次，根据历史素材佐证这些假定，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抽象层次较高的因果关系；最后，抽象出理论。由于这种经验假定和因果关系无法像自然科学通过实验证明，[16]因此对历史素材的选取与解读等，主要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经历与态度，这决定了这种经验实证范式产生的理论内在的主观倾向性。[27](P22) [8](P7)如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经验基础主要局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广大非西方国际关系实践被忽视，如温特的三种文化就没有涵盖中国的朝贡文化，理论的普适性也因此受到质疑。从此意义上讲，普适性和国别性讨论的主要是理论的经验基础和解释指涉对象，而作者的价值取向显然无法超脱。可见，即使国际关系有规律，但由于经验本身性质不同，而规律的普适性是以无差别事实为前提，因此尽管称其为规律，但它不是普适的。

正由于此，有学者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限普适性的原因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物质力量强大，“现在之所以处处以西方规则为标准，是因为近代西方打败了中国。换句话说，如果1840年失败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那今天中国自己的外交思想体系还是主流。这跟国家命运相关”。[28](P67)这也表明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一个地方的实证知识很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转化为价值知识，如近代中国正是通过实力较量，才感受到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在这一过程中，普适性问题在中国才得以生成。

依此审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以下启示：第一，理论建构的前提必须有经验基础，即相关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而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似乎把过多精力放在西方各派理论的争论上，而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研究给予的关注太少。空谈理论不研究问题，对学科成长非常危险；第二，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时，要明白其类型，“是从逻辑出发，建构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利益出发，建立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29](P50)据以上路径，前者是相对于理论普适性而言，抽象程度虽然较低，但是仍然遵循科学逻辑的路径，可推导出理论的“国别性”。而后者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讨论的是“唯一性”；前者是理论研究，后者是政策研究。显然，从知识性上，要建立的理论应是前者，即虽然历史、文化底蕴和问题来源是中国，但应能适应更宽广的层面，“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意识”；[25]第三，在逻辑层面应区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与“本土化”。本土化(indigenization) 虽有本土理论发展的内涵，但主要指学习借鉴有关国家的已有理论解释本土现象。显然，本土化仅是西方理论或概念的另一经验证明而已，不利于本国学科发展。而国别性则强调理论是在本土文化中诞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发展，这才是“中国学派”的真正含义；[30](P165-176)第四，要正确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家命运间的关系。虽然发展中国家曾提出相当有影响的依附论等，但考察理论的霸权更迭规律来看，一般而言，理论的普适性程度与国家影响力成正比，这也是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地方所在。

四、如何看待两者间关系

由上可见，在知识研究上，国际关系理论可通过不同方式表现：一极采用科学方法，主张理论普适性；一极采取人文方法，主张理论国别性；[17]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两者间关系呢？

首先，哲学层面，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可以融合。针对部分研究者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技术至上造成的主体缺失，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性，主张理解等方法整体把握，无疑是对科学主义的极好补充。但既然是一门学科，就应尽量追求科学化，国际关系学作为新兴学科更应如此。因为构成学科知识谱系的“知识点”很多，若相互间的联系没弄清楚，学科发展将非常困难。联系途径有亲自体验与逻辑推理。对于国际关系，仅通过亲自体验显然不够，而逻辑无法用感官体验，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再说，“人文主义”只是一种思想态度与价值指向，其所内蕴的“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并不存在截然两分的边界。[18]可见，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应该、也可以实现融合。[6]关于融合的途径，本文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19]首先，研究对象上，应注重人文关怀，摒弃狭隘的科学观，防止为一味追求研究的科学性，而舍弃国际关系以人为中心的学科本质。在研究中应既重视物质因素，又重视人性、文化、观念等；其次，研究方法上应倡导多样性，倡导方法与对象的统一，将实验、量化等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放到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历史氛围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并根据实践进一步修正或改变结论；最后，也要防止近代人文精神中轻视科学、鄙视技术的倾向；其次，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普适性和国别性的二元特征。理论作为对规律的解释，而规律作为同类事物共同的本质联系，体现了同类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普适性。但是普适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而表现。相对于同类事物来说，规律的普适性是客观的；但作为规律普适性的载体因其是个别的，因而也具有特殊性。具体而言：一方面，国际关系归根结底研究人，而人具有共性，所以研究人的理论也具有一定共性，如权力与利益等，不但可以比较，而且可以归纳和提炼。况且，国际关系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典型区别在于许多学者一开始便把超越国家之上的普遍的国际关系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经验事实，如系统理论等。[20]由此可见，普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确存在；另一方面，作者的国别、经历、经验基础在微观层面是独特的，得出的理论也会有区别。因此，任何有关国际关系的实证知识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为国别性。就此而言，若走向极端，则可否认任何普适性知识——不仅基于人文阐释立场，还可根据实证方法的科学逻辑：先通过规律的国别性，否定规律的普适性；后通过现象个别性，否定普适性知识的可能性；最后，从知识累积的角度看，若没有普适性——有关国际关系最吸引人们关注的问题、有关最能获得令人满意成果的研究方法——将很难从事研究，也无法确定什么样的知识可以传播，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地位也会受到更多质疑，就此而言，要关注的并非有无普适性，而是如何构建普适性。[21]那么普适性如何构建呢？大致说来，应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面采取不同路径，但同时在宏观层面又具有普适性。[31](P65) 1.产生理论的核心问题，它始自某国在特定历史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显然，由于地域文化，这一问题带有国别性；2.采用科学方法，通过移植、扩展、抽象和概括，让由这一核心问题所产生的规律具有学理意义，能解释更多的同类现象，即抽象成理论；3.普适性的程度还与国家命运有关。当然，如上所述，有些学者一开始便把超越国家之上的普遍的国际关系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事实上，国际关系学在起始阶段便将普适性知识的生产作为自己的使命，至少学者的初衷如此，如科学行为主义。

五、结论

上文的梳理表明，无论逻辑层面，还是经验层面，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假定都没有必然基础。从知识转移的角度看，由于学科发展所涉及的学术纲领的确立或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理论范式的演进，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起步不久的中国，理论知识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对这种没有明确结论的梳理进行讨论显得非常必要。但究竟应该如何转移呢？一般而言，知识转移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复制，指知识直接的完全的转移；二是效法，指借鉴知识背后的思想观念；三是混合，指混合不同的知识；事实上，国家间知识转移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已成为知识领域的一种经常现象，而转移的理论依据则正是这种普适性。但由于理论国别性的存在，决定了这种知识转移不能完全的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即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进行不同程度地转移。就此而言，由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因此完全的复制并不现实，而兼顾理论普适性与国别性的效法和混合则是知识转移中的应有之道。


注释：

*本文是根据作者于2007年5月12号在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二届博士生论坛”的发言稿修改而成。在此特别感谢张小劲教授、林甦教授、庞中英教授和方长平副教授把国外有关该主题的数本英语文献送给作者阅读，为论文提供了权威而充实的论据；还要特别感谢赵全胜教授、秦亚青教授、王逸舟教授、任晓教授、王正毅教授、李少军教授，李滨教授、以及匿名审稿人对论文提出的极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当然，论文的不足和错误之处有作者负责。

[1]秦亚青：《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3期。

[2]对于相同内容，有学者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表示，也有学者用“国际关系理论”表示，这就反应出不同研究者在理论普适性与国别性上所产生的混乱。参见郭树勇：《创建中国学派的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2期，第59页。

[3]“行动导向”在于指导行动，如三个世界等。而“知识导向”是为了知识生产，目的在于人类理解其生活的世界，如现实主义等。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4]理论假设通常是根据理论假定和经验常识通过因果推理和建构推理而得出，这样的理论假设只有被大量经验确证后才能成为规律，从而导致了更多发现，促成了科学的进步。

[5]李少军：《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20页。

[6]即使仅采纳第一种定义，那么，“真”的本质也要比想象的复杂的。有学者把“真实”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观点。参见[美]艾尔· 巴比：《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5页。

[7]关于知识的定义，参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40。

[8]这常导致理论只能“追求片面的完美”。如秦亚青教授认为国际关系的几个主流理论分别强调了国际现象的不同侧面：权力（现实主义）、制度（自由制度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9]古奈尔和米兰·布格列茨都曾详细讨论过这一话题。参见John G. Gunnell. The orders of Discourse: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1998);Milan Brglez, “Reconsidering Wendt’s Meta-theory: Blending Scientific Realism with Social Constru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4, No.4( December ,2001),p. 342.

[10]从哲学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并非新奇，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尤为常见，以至于古奈尔认为社会科学家在疯狂地利用哲学。同样情况也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各种非主流理论，如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规范理论等都力图借鉴哲学思想批判主流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所存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把第三次大辩论称为认识论的辩论。建构主义也秉承这一传统，最终由于温特和秦亚青的影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使用哲学词汇，并力图把握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特点。

[11]这应该是国际关系学者们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使理论更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依据。以自然科学为例，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惯性定律等理论时，是在英国国土上，具体实验也是依据在英国的观察和使用英国的仪器设备。然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有很大影响，就在于它的普适性，能适用于每个国家和地区。

[12]从哲学上看，20世纪的中国，除了出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外，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更多表示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变革和革命，而本文是从知识性的角度研究，因此不进行讨论。

[13] 该标题虽然提到路径，但由于本文主题在于从理论普适性和国别性出发来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特性，因此，并没有提到应该的路径选择问题。

[14]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06年采访的十位国内最为活跃的国际关系学者，无一没有国外学习经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很大程度上都是如此。自然科学领域表现更为明显，每门学科的学术泰斗几乎全部拥有出国留学经历。

[15]概念阶梯的这种递增在逻辑上没有限制。通过无限上升，可将所有独特性逻辑归类为内部差异。如通常认为人和狗不能比较，但当说到“有人很孤独，没有朋友，于是养狗”时，事实上已经在两者功能层面上实现了对比，即狗比人忠诚。

[16]自然科学中常用的三种研究方法，即观察、实验和推理，也在社会科学的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就国际关系学而言，由于实验法不可用，而就观察与推理而言，无疑观察是最为经常使用的方法。而观察就牵扯到观察对象问题。

[17]这类似于阿尔蒙德所指出的社会科学被分为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他指出，运用科学方法使学科专业化大大增强，美国学科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同时，也由于过分强调数字、模型却使得社会科学分成两个研究领域：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参见Gabriel A.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0),pp.14-15.

[18]秦亚青老师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有一种观点是，要么就普适性，要么就本土性，但我认为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参见秦亚青、陆昕：《秦亚青—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探索的行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65页。

[19]由于笔者知识所限，本文还不能提出一个具体、并切实可行的融合路径。只能对在融合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做一些思考。而至于两者融合的途径，将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20]日本有学者曾详细论述过“建构以世界为中心价值的理论”的必要性问题。参见[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刘小林、王乐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1]关于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可参见[美]詹姆斯·B·鲁尔：《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发展进步》，郝名玮 、章士嵘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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