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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认知-心理、官僚-组织与议程- 政治——西方危机决策解释视角的构建与发展*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0-31 08:28
标题: 认知-心理、官僚-组织与议程- 政治——西方危机决策解释视角的构建与发展*
【内容提要】　危机决策是决策理论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西方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其中的多个变量。总的来看,目前西方理论界关于政府危机决策的解释主要有认知- 心理、官僚- 组织、议程- 政治三种视角,它们融合了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了危机决策研究领域的分析模式。作者论述了西方危机决策三种解释视角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学科来源、主要观点、解释变量及其作用机理、对危机决策过程的解释力及其不足。对西方危机决策的主要解释视角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国家政府危机决策的过程与特点,并为完善中国政府危机决策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危机决策;认知- 心理;官僚- 组织;议程- 政治

一　引　言

　　危机管理是决策理论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它是指决策者在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受到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情景下做出决策的过程。[1]因此,危机管理的实质是一种非常规状态下的非程序化决策,即面对不利情境,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条件下做出关键性决策,采取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从构成要件来看,危机决策是一个由决策环境、决策结构(即决策权力的分配状况) 、决策单元、决策过程(即决策权力的运作过程)和决策结果等要素所构成的过程。[2]

危机决策直接关系到危机管理的质量及其速度。对两者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危机决策过程与危机管理质量正相关,即高质量的危机决策过程通常有利于提高危机管理的绩效。[3] 同时,时间对危机决策非常关键,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的时间愈短,损失就愈小,反之损失就愈大。[4] 根据所经历路线的特点,组织决策可分为扩散型( sporadic)决策、畅流型( fluid)决策和聚敛型( constricted)决策三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不同的危机决策类型。[5] 为什么面对危机事件,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究竟什么因素在影响和决定危机决策的质量及其速度? 这些因素对危机决策效果的影响作用又是如何实现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危机决策开始逐渐独立成一门学科和一项专题,诞生了很多危机决策模式用来解释危机决策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其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危机决策研究的转折点,自此危机决策普遍受到世人重视,研究方法与内容也从早期对某一个时期的危机决策进行研究(如进行计量和类比分析、测试变项之间的相关度) ,开始转变为专项研究(如概念、通则、模型、理论的建构) 。[6] 自此以后,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政府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其中的多个变量,如系统结构因素、集体思考和军方在危机决策中动用武力的态度及作用、决策者的领导能力、历史记忆以及经验教训的影响等。总的来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关于政府危机决策的解释,主要包括认知- 心理( cognitive - p sychological) 、官僚- 组织( bureau - organizational) 、议程- 政治( agenda - political) 三种视角。这些解释视角融合了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了危机决策研究领域的分析模式。下文将分别论述西方危机决策三种解释视角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学科来源、主要观点、解释变量及其作用机理、对危机决策过程的解释力及其不足,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国家政府危机决策的过程与特点。

二　认知- 心理视角:以个体为中心

　　认知- 心理视角与危机决策中的认知模式和个人压力模式紧密相关,侧重于研究人的认识过程,认为认知和心理因素直接影响决策者对问题的认知与界定,进而影响危机决策的质量与速度。这个解释视角与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关,本质上是对理性的、广泛的决策模式的一种修正——理性行为模型研究决策者对付出和收益的理性计算与最终决策的关系。认知- 心理视角以斯坦福学派为代表,它试图回答:在各种危机时点,特定的危机管理者如何感知与界定所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随着危机事态的发展,危机管理者的问题表征( p roblem rep resentation)发生变化或维持不变? 认知- 心理视角主张用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与内在心理两个变量来解释危机决策过程,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四种系统模式。

认知- 心理视角包括认知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其中,认知视角倡导一种由外到内、由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的特殊视角,它强调“主观性( subjectivity) ”和“表征( rep resentation) ”,认为危机决策具有主观的、社会建构的属性,决策结果是行为者基于不完全信息形成的具有有限理性的集体。[7] 换言之,在外部刺激和决策者做出决定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认知过程) ,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环境的界定”,正是在这种“界定”和对问题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决策者才采取相应的行动。[8] 因此,认知视角强调用较复杂的刺激- 表达- 反应模型来代替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型,用以分析决策者的威胁感受、时间压力、交流沟通、信息处理和方案评估过程。德博拉·拉尔森(DeborahW. Larson) 、杰里尔·罗赛蒂(JerelA. Rosati)等学者运用认知方法,研究了外交政策与国际危机中的危机决策过程。[9] 相关的研究发现,危机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问题的认知和表征主要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 (1)决策者的历史记忆:决策者经常用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做类比,这些历史经历在决策者所积累起来的表征系统中被编码,从而影响决策者对未来危机情景的认知; [10] ( 2)决策者的期望:在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决策者十分倾向于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并会把新的信息套进既有印象的框架中,忽略与既有印象不符的信息,或曲解这些信息,以使它们能够支持既有印象,或起码不要与既有印象相冲突; [11] ( 3)决策中的信息流:在危机情景下,决策者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总是有限的,信息传递的方式、途径将影响决策者对危机的认知; [12] ( 4)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决策者在进行危机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受社会与组织的文化、结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13] ( 5)决策者的个性:个人特有的认知能力会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状态与决策选择; [14] (6)决策者的身心状态:领导者的体质、体力和精力等身体素质因素会影响危机决策过程。[15]

与认知学不同,心理学则说明了心理动机、需求以及情感状态对危机决策者认知和判断的影响,强调行为的内在源泉和动因,认为所有行为都存在各自的动机与目的。在危机升级的过程中,若未能有效地予以缓解、阻滞或阻断,就难免使其强烈地趋于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动力学”危险,即由焦虑、恐惧之类“最坏情况”同揣测和拼赌型“边缘冒险”情绪合成的冲突导向型心理互动危险。心理学视角指出,各种动机偏见(如否认、空想、严重的价值冲突以及可感知的改变观点)都会影响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强烈的心理动机甚至容易诱发决策者在信息处理和判断过程中发生突变,最终导致决策失效。[16] 欧文·詹尼斯( Irving L. Janis)等学者还对决策单元进行集体危机决策时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进行了研究,指出了集体危机决策过程中容易产生的两种病理: 第一种是群体盲思( group think) ,即群体压力导致决策者思考能力、事实检测和道德判断退化; [17]第二种是新群体综合症( newgroup syndrome) ,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组织团队具有不同的行为范式,团队成员或组织运作变化迅速,使得新形成的团体无法对各种危机事件进行非常规决策。[18]

总结来看,认知- 心理视角认为,上述各种认知因素和心理因素会降低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超载、不确定、模糊性和复杂性等现象容易导致认知错误,尤其是在监测和分析高度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时更是如此。其结果是,危机决策者出现各种认知和分析偏差,从而导致决策迟缓或失误,这又可能进一步引发危机的升级和扩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19] 在危机决策的过程中,认知心理因素所导致的三种常见病理为:高估过去的成功经验;对现有政策过分自信;对披露现有政策各种缺陷的预警信息不够重视。这些病理使得决策者无法对危机事件进行准确的认知和解读,并且在决策过程中无法适时进行准确决策,从而降低了危机决策的质量与速度。[20] 当然,认知- 心理这种过度简化的分析视角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危机决策很少是由一个人做出,它通常是由一个决策团体做出的,决策者通常需要通过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才能形成决策,而认知- 心理学方法并不研究人际关系。第二,从操作角度讲,认知- 心理视角把决策者个人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认为危机是引起其紧张和压力的刺激,决策则是决策者对刺激的反应以及反应的结果,它依赖于观察刺激作用于肌体后的反应方式,因此用生物学理论研究危机决策存在操作上的困难。第三,决策单位常常是由具有不同官僚机构的小团体构成的,政府是一个松散的结盟组织和聚合体,而认知- 心理学方法并不涉及组织结构问题。

三　官僚- 组织视角:以组织为中心

　　官僚- 组织视角与危机决策的组织过程模式、控制论模式及官僚政治模式密切相关,主要分析决策单位内部关系的组织运作与政治过程对决策的影响。这个视角试图解释:不同官僚- 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对危机决策有何影响。一方面,危机事件会产生一些推动决策者团结合作的动力, 如“红旗效应”、领导者重视、集体审议等;另一方面,危机的危险性、紧迫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使得政治和官僚行动者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导致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发生冲突。[21] 同样,危机的机遇性也使得不同行动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夸大自己的贡献,否定或降低他人的贡献。在特殊的危机情景下,政策群体内的人际关系以及反对机会主义的文化要素的作用强弱也会对危机决策产生影响。[22]

官僚- 组织视角主要来自组织行为和官僚政治(或称政府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组织行为视角以组织接收信息、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过程为研究对象,关注各种具有不同文化特征和运作流程的复杂组织是如何进行决策的,重点研究决策组织标准运作程序对危机决策的作用。组织行为研究视角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组织理论学者所做的研究,如迈克尔·科恩(MichaelD. Cohen) 、詹姆斯·马奇(JamesG. March)与约翰·奥尔森( Johan P. Olsen)提出了组织运作的垃圾箱模型,用来解释“组织化无序( organized anarchy) ”的决策过程,并强调了制度规范对组织运作的作用。[23] 在此基础上,格拉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用组织运作分析框架来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政府的行为选择,发现组织的例行程序和等级制度都是非常坚固与复杂的,这使得总统也无法监控所有的细节。[24] 组织行为视角强调把政府看成是由具有不同的结构、目标、偏好、规则、规范、作用和程序的各个组织构成的,决策者位于决策机构的顶端,他们通过组织来感应与认知问题,所以政府决策者是以组织过程所获信息来界定替代方案及估算结果的,大部分行动为针对常规型事务所做的惯用程序、根据标准程序做出的功能性输出,很少是决策者深思熟虑的选择。例如,前任决策者所制定的政策会对现任决策者的行动空间以及资源、能力、运作程序等产生影响。[25]

官僚政治视角关注在特定议题上相互竞争以获得各自或组织利益的政治行为者极尽所能想影响政策的过程,认为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组织总是寻求更多的功能及资源,因此可以把危机决策看成具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偏好的官僚机构之间竞争、妥协、选择和讨价还价的结果,而非组织的输出。[26] 这个研究视角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为代表,它以沃纳·希林(WarnerR. Schilling) 、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 、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E. Neustadt)以及其他强调外交决策过程中非正式讨价还价的政治学家和组织理论学者所做的研究为基础。官僚政治视角把官僚政治视为公共决策的中心,认为决策单位是由政府领导人以及政府的核心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这些机构拥有不同的决策资源,具有不同的职责,对决策机构形成不同的影响力;它们可以利用不同的资源提出不同的对策和实施程序,尽量运用各部门的影响力使核心决策者采纳本部门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并付诸实施。因此,官僚政治视角以政府官僚政治环境中互动的决策机构与决策者的决策为研究对象,关注各个组织的政治属性以及组织制度、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对信息处理、决策和政策结果的影响,认为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关键人物与具体组织之间的搭配关系。在官僚政治视角看来,危机决策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一切决策过程都是政治性的,多样性及冲突弥漫着整个决策过程,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是在对价值观、偏好习性、信息来源渠道、权力运用、政治目标和政治利益等因素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各种决策实际上是各种集团、组织在追求权力与利益的过程中通过争斗后达成妥协的产物。

艾里森和菲利普·泽利科( Philip Zelikow)认为,组织行为和官僚政治两个视角有所交叉,但前者更多地关注组织的结构特征(如组织结构、组织文化、运作流程) ,以组织接收信息、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过程为研究对象,而后者则聚焦于政府内部的不同机构在多元的政治与行政环境下的互动关系,它以与政府官僚政治环境互动的领导者个人决策为研究对象。[27] 组织- 官僚视角指出了影响危机决策、导致政策实效的各种常见病理,包括决策者趋利避害、驻足观望、固守己见、反应不足或过度、拖延、各自为政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和信息不能共享等。因此,官僚- 组织视角提倡一种制度性的危机决策模式,要求一个政府拥有良好的决策机制、决策人员、决策原则和决策程序。然而,官僚- 组织模式同样引起了实际决策部门和理论界的不少批评。第一,由于真正严格按照官僚制理论建立和运作的政府组织实际上相当少,组织运作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被认为只适用于美国或其他少数存在现代官僚制和分散的多元权力中心的社会。[28] 第二,官僚政治模式强调国家层次的分析,它无法回答体系层次的问题;它比较善于解释特定事件的时间与技术,解释为什么成果往往不是最初所预期的,而无法对未来进行精确的预测。第三,相关的证据收集比较困难,分析组织运作和官僚政治的学者着重在个人访谈上(如研究外交危机决策,必须要先拥有外交事务部门完整的专题著作及关键决策者的传记) ,这些资料通常不容易为研究者所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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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议程- 政治视角:以社会情境与行动者互动为中心

　　议程- 政治视角与危机决策中的议程设定模式密切相关,是近20年来危机决策领域新出现的解释视角。客观的社会状况如何才能引起政府的关注? 社会问题成千上万,为什么有些被忽视了,而另一些被提上议程? 政府是如何确定其政策议程的? 政策问题是如何被认知和界定的? 又是如何被扩大、发展直至进入政策议程的? 在从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再到获取立法上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政府决策单元是如何在政策共同体中受到争论和考验的各种政策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 议程- 政治分析视角侧重于分析社会情境与行动者的相互约束及行动过程,认为危机决策议程是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进行建构的结果,具有政治性。它试图描述和解释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危机决策者的信息是怎样选择、编辑和提供的,即所谓的“把关( gate- keep ing) ”或问题感知与界定的过程。第二,政策议程是如何被设定的。第三,这一议程设定的过程和结果对决策者和公众有何影响。

议程- 政治视角整合了安全政治学( security politics) 、议程设定理论( agenda - setting)与威胁政治学( threat politics)三个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其中,安全政治学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一件事物成了安全问题? 为什么在特定的时期,有的安全问题能够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而有的则未能得到领导的重视? 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 、奥利·维夫(Ole Waever)等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运用“安全化( securitization) ”理论,来解释安全问题是如何形成并被上升到需要通过特别手段予以解决的高度的。他们研究发现,“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一种位于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而安全化就是以“存在性威胁”出现为理由,通过打破规则并宣布打破规则的合法性来实施的。[29] 议程设定理论关注问题被界定和分类的过程,其中以约翰·金通( John Kingdon)提出的三源流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30] 金通认为,公共议题繁多,从议题浮现开始,如何界定问题、引发辩论、达成共识并形成政策的过程,是决策者着力的重点。其中,议程设定是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政府是一个相对有序的组织,三种源流分别通过该组织:问题源流(p roblem stream)为引起政府官员注意的社会问题,如重大事故、事件等;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为政策共同体的研究者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一些问题提出自己视角下的政策建议; 政治源流( politicalstream)为公众情绪、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三种源流独立运作而非互补相关地共存,每个源流都有自己的特性,它们共时性地而非历时性地出现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场域”之中,并在一些关键的汇合处耦合形成政策议程的关键节点,从而开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短暂且不可测。此时,在政策倡导家(policy entrep reneur)的努力下,问题或方案最可能被纳入政府的议程;进而,如果政策倡导家成功地把政策问题、政策方案和政治家三源流汇合在一起,其结果很可能就是重大的政策变化。以约翰·埃里克松( Johan Eriksson)为代表的威胁政治学则关注不同的政策倡导家就哪些问题应当被列为重点议程而展开竞争。与哥本哈根学派所持的安全政治学观点不同,威胁政治学视角认为,可以不通过那些使极端手段(如采取军事手段或煽动暴力)合法化的过程而成功地对安全威胁进行界定。[31]

议程- 政治研究视角本质上是要研究影响政府议程设定的因素,解释公共问题能否进入政府机关的政策议程。影响政府议程设定的因素错综复杂,包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国际形势和社会环境等。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危机的关系方面,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所提出的关联政治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转移视线”假定:当国内出现政治经济困境时,国家领导人可能卷入一场国际危机,抓住合适时机用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公众的视线, 从而起到凝聚士气、赢得公众信任的作用。[32] 综合来看,公共问题能否成为政府议程的项目,主要受以下五大类因素的影响:第一,公共问题的性质。公共问题必须同时满足“吸引大众注意,大众共同关注,隶属于政府职权范围”三个条件,才有利于取得议程地位;此外,危机或特殊意外事故的发生常使公共问题立即得到重视,使其在政策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二,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国家最高领导者是政策议程的最终决定者,因此最高领导者比较关注的公共问题自然容易进入政策议程;同时,公共问题提出者是否为高曝光率的政治人物,决策者对问题是否有同情心,也影响议题的受重视程度。第三,政策受众的组织。政策受众即目标群体的成员对团体的向心力会影响公共问题的受重视与否。第四,环境因素。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国内外环境因素会影响政策议程设定。影响议程设定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利益团体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大规模举行、国际形势的影响以及大众传媒的密集报导。第五,政策过程的情况。政府机关与问题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政府机关对问题当事人如何回应,运作过程是否公开透明等过程性因素,也会影响议程的设定。

议程- 政治视角关注哪些行为主体参与了问题界定与议程设定过程,这些行为主体及其倡导联盟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特别是在推动或阻滞重大的政策转变时,这些行为主体如何发挥作用。它侧重从议程设定过程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的视角来刻画和解释危机决策过程,它强调要对危机决策过程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及其拥护者——议程设定理论所谓的越过“机会之窗”的政策倡导者、安全理论所谓的推动安全议题的行动者( securitizing actor) 、威胁政治学所谓的问题构建者( framing actor)以及影响这些行动者的行为决策的环境进行分析。议程- 政治视角指出了影响政策失效和决策者毫无防备的三种常见的病理:议程负荷、核心行动者未能把问题提上议程使之发挥作用以及不同的关键议程之间相互冲突。[33] 在2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议程- 政治视角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为危机决策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视角。然而,这种分析视角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一定独立。例如,金通的三源流模型所提出的三个变量之间可能不独立,这导致模型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第二,议程- 政治视角侧重研究特定领域的政策过程(如交通、健康、民营化等) ,把国家看做是导致模型内部各变量关系的决定因素,而较少关注不同类型的政策对议程设定过程的影响。第三,以多源流为代表的议程- 政治模型研究主要在西方社会中得到应用,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过程尚待验证。

五　结论与讨论

　　危机决策是当前西方危机管理和政策过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危机情境下,事态的不确定、时间紧迫、信息有限、群体盲思、技术支持稀缺等因素制约了危机决策的决策过程及其效用的发挥。总的来看,西方理论界对危机决策的解释主要是从认知- 心理、官僚- 组织、议程- 政治三个视角进行展开的。这三个解释视角具有不同的分析单位、解释变量与作用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对危机决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三种解释视角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来看,它们在分析单位、研究对象、方法论等几个方面遵循一定的发展轨迹。

第一,从分析单位来看,西方危机决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点”分析单位观到“关系”分析单位观转变的过程。[34] 认知- 心理视角以个体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决策者的认知和心理来解释危机决策过程,把决策者看成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点”,侧重于描述“点”的各种属性,而不关注各个点之间的“关系”。官僚- 组织视角以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其中组织行为视角把组织而非决策者个体看成是一个“点”(即把危机决策看成是组织的程序化输出过程) ,官僚政治视角则开始触及各个点之间的“关系”,它着眼于决策者和决策机构内部各个“点”(即决策群体和决策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特点或者结构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议程- 政治视角以行动者与社会情境的互动为基本分析单位,它进一步把“关系”的范围从组织内扩展到了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即它把危机决策看做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可追溯到组织的外部环境。

第二,从研究对象来看,早期的西方危机决策着眼于传统威胁领域的政治军事危机,后来则越来越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危机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危机决策主要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是美国和前苏联的政治军事危机。[35] 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危机决策的运用与理论的运用过程的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军事层面发展到政治层面,从国与国间的国际政治、军事体系到各国政府与人民间的公共行政尤其是以自然灾害为主的防灾与救灾领域,甚至发展到以企业为主体的私领域组织体系和自我控管的个人领域。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在生成原因、发展情况、表现形式、影响范围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为此,危机决策的研究范围逐渐从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拓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即从研究国家间政治、军事危机等传统威胁转向关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威胁。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西方危机决策也由最初的个案研究逐渐发展到进行综合理论研究和模式建构。作为一门科学,危机管理在二战后的美国开始萌芽,当时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对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等国际关系领域所发生的特定的军事安全危机进行个案研究,因此当时的主要方法是单一个案分析或是小规模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来,随着研究基础的不断扩大,危机决策的研究方法也开始从早期的个案研究、类比分析、测试变量(项)之间的相关度,开始转变为专项研究概念、通则、模型和理论的建构,解释变量也逐渐涵盖了认知心理、组织结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诞生了包括安全政治、威胁政治等解释视角在内的很多新的危机决策理论和模式,从而不断丰富西方危机决策的研究。

第四,需要说明的是,危机决策可能是不同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孤立地运用某一个因素进行解释和分析存在明显缺陷。影响危机决策的因素是复杂多样、很难分开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共同对危机决策产生影响,因此不能孤立和割裂地看待任何一种因素。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某种因素的影响力又会超出其他因素而对危机决策起决定性作用,但究竟哪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在研究危机决策时应保持动态和联系的观点、灵活务实的态度,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6] 此外,西方危机决策的理论和结论主要基于西方特殊的国情和政情分析,由于各国具有特点相异的国情、政情,这些视角与结论未必完全适合解释和分析其他国家的情形。因此,将西方的相关理论结论和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各国的危机决策实践的过程时,需要结合各国的国情、政情进行本土化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解释各国危机决策的分析框架、逻辑推理和研究结论。

注释：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转型期中国风险治理框架建构与实证分析”(项目号06&ZD013)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工作完成于作者2005 年11月～2006年1月在瑞典国防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与培训中心(CR ISMART)访问期间。作者感谢Eric K. Stern博士、Simon Greg博士、Stephanie Buus博士和Andersson Jan Joel博士等所提供的指导和帮助。

1. 目前,西方学者对危机与危机管理有不同的定义,本文采用的是Rosenthal等学者所做的定义,见Uriel Rosenthal, Michael T. Charles and Paul’t Hart, eds. , Coping w ith Crises: TheM anagem ent of D isasters, R iots and Terrorism, Sp 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89,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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