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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试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一种科学哲学的分析视角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1 08:28
标题: 试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一种科学哲学的分析视角
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多元演进的态势。众多学者赞同以理论的综合应用来应对现实的挑战,对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有所忽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是有条件限制的,只有在维护理论一致性的同时又能完善解释力的理论合成才是成功的。因此,本文借助科学哲学的分析视角来探析国际关系理论合成的条件性,在历史与逻辑结合的基础上试图对此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科学哲学　合成　研究纲领研究传统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关系理论就开始呈现出多元演进的态势,并绵延至今。主流与非主流理论双峰对峙,两大阵营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各流派之间争论不断。目前,主流阵营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研究传统通过自身富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并试图蚕食对方领地,拓展自身的解释范畴,以增强影响力。[1]而非主流阵营内部更是分歧迭出,只是出于对占压倒性优势的主流理论的拒斥,而被视为同一阵营。

面对国际关系理论多元演进及对国际关系现实解释不力的现状, [2]众多学者开始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效用问题。基欧汉(Robert Keohan)在“9·11”之后,对国际关系理论之争曾有如是评论: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多种流派之间的某些争论是多么狭隘。只有整合各流派所强调的世界政治的基本要素,才有可能完善理论的解释力以应对来自现实的挑战。[3]

在这样的压力和氛围下,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类观点是:没有哪种单一的理论能够解释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为完善理论的解释力,应提倡理论的综合应用即充分结合现有理论的优势建立综合解释框架,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维护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地位。[4]

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从解释外部事件的要求出发,而忽视了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理论除了经验问题之外,还有自身内部的概念问题,外部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刺激需要通过理论的过滤消化才能影响理论的演进。国际关系千变万化,但理论的分析传统却有着相当强的稳定性。以此观之,理论的综合应用揭示不出理论的演进逻辑。学界对理论自身演进中的合成问题,往往语焉不详,对合成的条件性缺乏细致的论证。

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而对理论合成的论证离不开对理论现状和演进逻辑的叙述,所以本文欲借助科学哲学的视角来探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模式。在立足历史与逻辑结合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对理论演进中的“合成”做出较为清晰的界定。

一、科学哲学的概念界定

一旦涉及理论的合理性和演进模式这两大问题,就离不开对科学哲学的借鉴与应用。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落脚点在于对科学合理性的评判即接受或拒斥一种理论的根据所在。其主要探讨科学理论的性质、功能、方法、进步机制、演进模式等。其中,两个核心的问题与科学理论的评判密切相关: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和演进方式。前者指的是如何区分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而后者指的是科学的理论以何种模式演进。

科学哲学对理论的合理性和演进模式有着较为完善的认知体系,即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和演进模式,进行评估的合理单位不是单个的理论,而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群集。[5]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库恩( 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 、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的“研究纲领”( research p rogram ) 和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 research tradition)等。[6] 本文主要应用研究纲领和研究传统来探析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的合成。同时,为了比较的需要,对“范式”也将做出简要的阐述。[7] 下面将从理论合理性和演进模式这两方面来论述这三种认知体系。

(一) “范式”

所谓“范式”即一个“科学共同体”集体承诺的集合,包括共同的研究内容(问题) 、共同的符号概括(理论) 、共同的方法、共同的范例(科学成就) 、共同的形而上学部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等) 。[8]

“范式”认为,理论的合理性是相对的,在单一范式所支配的常规科学阶段,通过确认范式所提出的谜并以特定的方法解谜总能得到适当的答案。库恩关于理论演进的图景可以概括为下列开放的图式:前科学(无范式阶段) —常规科学(范式主导阶段) —范式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主导地位) —新的危机。范式间的转换是由于科学共同体对范式忠诚的转移,库恩把它比作“宗教信仰的转变”。

由此可知,任何范式的解题能力都是由范式自身所限定的。范式间是不可通约( incommensurability)的,所以没有任何经验证据可以证明范式的优劣。科学革命是由科学共同体的心理因素决定的,缺乏客观标准。[9] 因此,库恩的“范式观”广受“相对主义”的指责,没有客观的比较标准,科学的演进就很难以一种累积的进步姿态呈现。

国际关系学界对“范式”应用较多。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阿伦·利杰普哈特(Arend Lijphart)就在使用“范式”来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10]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范式间的论争。[11] 但国际关系学并不存在常规科学阶段,谈不上范式的主导, [12]因而用范式来概述理论的争论就误解了范式的内涵。范式并不排除争论,但其争论对象只是范式之外的针对范式所不能解决的反常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新旧范式不可比较,所以无法界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性,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也就无迹可循。因此,“范式”无法论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性和演进模式。

(二) “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是由硬核( hard core) 、保护带(p rotective belt) 、正面启发(positive heuristic)和负面启发( negative heuristic)等四个核心要素构成的。“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理论或假定,而是理论集合。硬核是纲领的核心概念,是理论集合的前提假定( assump tion)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具有相对的先验性,不可证伪。保护带是为了维护硬核的地位而存在的,由一系列的辅助假设( hypothesis)所组成。拉卡托斯承认在纲领发展的任何阶段,反常的存在都是不可避免的,纲领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来维护自身的地位。至于具体如何调整,拉卡托斯从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这两方面来论述:正面启发法告诉我们要走那些研究道路,而反面启发法则告诉我们应该避免的研究道路。

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提出了判定纲领进步与否的两个标准,即理论进步与经验进步。如果“研究纲领”的每次修正(应对反常、调整辅助假设、完善保护带)都预见了新颖的事实,那么它在理论上就是进步的;如果这些预见中有一部分得到了证实,那么它在经验上就是进步的。进化的纲领在理论上可以预测新事实;在经验层次上证实其中的一部分。而退化的“研究纲领”只能以事后之明来调整辅助假设以说明事实。所以,纲领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启发力即预见了多少新事实,在成长过程中说明反驳的能力。这就为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评价模式。[13]

本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借用“研究纲领”。此外,拉卡托斯一直认为科学史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历史。研究纲领间的替代标准则是一纲领能够包容另一纲领的成功之处,并在此基础上预知新事实并至少验证其中的一部分(超余证实) ,也就是说只有出现优于原纲领的纲领,原纲领才可能被替代。[14]

早在1982年,基欧汉在《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一文中就应用研究纲领来评析沃尔兹(Kenneth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近年来,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对此也做了相当的阐述,但在用法上甚为模糊,对这一认知体系即合理性与演进模式两大块是全部接受还是仅取其一,没有做出说明,导致针对性不够。[15] 研究纲领的替代模式并不符合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进程,因为没有哪种理论能够完全包含另一理论的成功之处,而是各有千秋。

此外,研究纲领还存在一个域( domain)的问题即其评价范围的适用性。硬核确保了理论群的统一性,但一旦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层次,如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就无法确定其共享的硬核以维护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研究纲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应用范围应集中于如结构现实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等中观层次的理论群,其意义在于对一理论群的合理性进行评判。既然研究纲领更多的只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层次上的分析,那么哪种认知体系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层次?

(三) “研究传统”

劳丹的“研究传统”对此做出了初步的解答。所谓“研究传统”,简言之,就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规则假定,即包括世界上存在哪些基本实体的假定、实体间如何相互作用的假定以及关于用来思构和检验这些实体的理论的合适方法的假定,规定了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所以研究传统既不能用于说明,也不能用于检测,更不能直接检验。其作用只能由其组成理论在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上的进步与否来评价。

那么研究传统又是如何作用于其构成理论的? 首先,研究传统的问题定向作用,其本体论和方法论假定对其构成理论所要解决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及重要性做出了界定。一旦理论超出其界限,就遭到了否定。其次,研究传统的启迪作用即研究传统对理论的思构起着关键的提示作用。它们是其构成理论的助产士。任何有效的研究传统都应包含重要的指导原则以表明如何修正或更改理论,以提高解题能力。此外,研究传统还对理论起着辩护的作用,以维护其构成理论的合理性。综上所述,研究传统对其构成理论起着限制、启迪、维护的作用。[16] 当然,也存在理论对研究传统的突破,虽然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脱离研究传统而存在, [17]但是,理论可以从一个研究传统向另一个研究传统转移。这种理论转换是相当困难的。[18]

每一个研究传统都经历过若干不同的、稳定的阶段,并且一般有着相当长的历史。那么研究传统是否存在变化的维度? 研究传统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是在一定的思想环境中产生和确立起来的,兴衰荣枯不可避免。研究传统的变化体现为:一方面,出于提高解题能力和与其他研究传统竞争的需要,修正其属下某些具体理论;另一方面,涉及研究传统内部的某些最基本的核心要素的变化。[19]如何评价研究传统的合理性和演进模式? 一种是共时的方式即研究传统在某一时期的合理性如何,实质上就是探讨该研究传统内的理论在解决问题方面有多大的效力(总进步) 。另一种就是历时性的评价,也就是说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进步率) 。这是一个时间概念,需要清楚地了解研究传统的历史。[20] 研究传统是一个较为灵活的认知体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强的适用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卡赞斯坦的研究为代表,开始逐渐重视对“研究传统”的借鉴。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哲学叙述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借用科学哲学的分析概念,其意义不在于思构一种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21],而是选择合适的框架使其得到更好的叙述、归类、结合,从而更有利于完善理论解释力。但目前科学哲学主要以自然科学史的发展历程为依托,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 [22]现有的科学哲学的认知体系并不能无条件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借用科学哲学务须慎重,需要对这些认知体系做出一定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必须符合认知体系的整体逻辑。[23]

本文试图结合“研究纲领”和“研究传统”两大认知体系来评述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和理论合成的标准与界限。因此需对二者进行一定的调整,主要是对二者的分析层次做一定的界定,研究纲领集中于理论的中观层次,而研究传统偏重于理论的宏观层次。以现实主义为例,众多现实主义学者都强调现实主义内部理论的分歧,主张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研究传统,而把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视作研究纲领。[24] 笔者认为,研究纲领为了维护其硬核的一致性,其范围势必有所限制,而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传统对其内在一致性的要求没有研究纲领那么高,为了更好地解题甚至存在理论修正研究传统的可能。因此,本文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视为三大研究传统,而视其内部成熟的理论流派为研究纲领。

正如上文所言,研究传统既不能用于说明,也不能用于检测,更不能用于直接检验。其作用只能由其所组成理论在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上的进步与否来评价。所以,研究传统的意义在于能够派生出富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研究传统之间的竞争具体体现为各自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当然,研究传统内部的纲领也有相应的竞争,推陈出新,以保持研究传统的活力。下面将用这两种认知体系来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归类。[25]

国际关系学科史一直以理论和方法的论战为主线来叙述国际关系学的演进。国际关系理论论战迭出,依次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争。同一个国际关系舞台上如此之多的争论,集中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多元属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研究传统分别依托于政治、经济、文化属性,拓展出各自的理论群,丰富了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

(一) 现实主义研究传统

立足于无政府状态下安全稀缺的政治属性,现实主义开创了自己的研究传统。从研究传统的意义上讲,该传统的实体是立足于权力基础上的理性群体(城邦,民族国家) 。该传统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斗争,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国际间的互动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零和博弈”,属于冲突型互动。在政治哲学上,该传统倾向于保守主义,对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审慎的道德原则。该传统的意义在于揭示世界政治的本质,真实地反映世界政治中不可避免的困境。[26]。

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个剖析世界政治的基本视角,该视角对其内部理论起着限制、启迪、辩护的作用,激发了一批富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和具体理论。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代表性纲领。[27]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示研究传统,持久而又深刻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基本事实。这三个研究纲领有着各自的硬核,追求的是独到而又深刻地解释世界政治的某类事实。它们之间是平行共存的关系,只有当某一纲领已经不能预测国际关系的新事实,沦为退化纲领时,才有可能被替代。目前,现实主义传统内并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内部的分歧成为推动其理论创新的基本动力。

(二) 自由主义研究传统

自由主义研究传统立足于国际关系的经济属性,强调国际关系的契约合作精神。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信奉“个人权利”:个人高于群体,高于国家。在一切政治活动中,人只应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该传统的国家观认为国家仅仅是个人的代表而非单一、自在的行为体,国家的作用在于体现和保障国内公民的偏好。自由主义传统作为分析社会事实的一种视角,试图了解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是如何互动的。所以,该传统视个人为研究实体,这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观有一定区别。从方法论上讲,自由主义传统信奉多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承认议题的多样性,模糊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重视经济、环保等事务。相对现实主义传统对安全的强调,自由主义更重视经济福利。此外,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经济互补、制度协调可以实现国际合作,相信多元利益可以得以调和。该传统重视人在国际关系中的能动作用,相信人类的理性,对国际关系的进步持一种乐观态度,是一进化的理论体系。[28]

自由主义研究传统启迪、规范了制度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等成熟的研究纲领,其中尤以制度自由主义称著。通过制度这一核心变量,提供有效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稳定相互预期等促进国际合作。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是一进化的研究纲领。而商业自由主义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强调经济互补、相互依赖对国际和平的重要性。共和自由主义强调国内政治属性的重要性,其代表就是“民主和平论”。这两种研究纲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自由主义研究传统的生命力通过拓展其理论组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三) 建构主义研究传统

建构主义研究传统抓住了国际关系的文化属性。其在本体论上以理念为实体,否认身份、利益是给定的,侧重研究观念对身份、利益的建构作用。在方法论上,承认科学实在论,建立在主观一致基础上的客观性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主体间的共有观念使得建构主义成为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研究传统之一。[29] 而后现代建构主义不承认科学实在论,以批判、解放国际关系为目的,更接近于反思主义理论而非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30]

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主要有体系建构主义和单元建构主义。体系建构主义侧重观念的体系分布对单元身份的建构。而单元建构主义认识到国内共识的重要性,重视国内文化对一国身份的定位作用。[31] 建构主义研究传统解释了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预测了国际关系的重大事实如欧洲一体化的持续发展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三大研究传统各自抓住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属性之一。这三者是不可通约的,以对北约的解释为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分别从安全、制度合作、文化来探究冷战后的“北约现象”。[32] 它们规定了各自研究纲领的研究方向,通过研究纲领的解释力来体现自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理论上的分指的是研究传统的分,理论上的合则更多是指构建研究纲领时的相互借鉴。它们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却立足自身的研究传统而发展出不同的研究纲领来相互竞争。理论的分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完善解题能力,各自研究纲领在分的基础上存在合成的可能性,甚至存在突破研究传统某些非核心的限定而完善解释力的可能。根据研究传统的概念,这种突破不是脱离该传统,而是丰富该传统的内涵。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合成范例

现实主义的现实不是对某种状态的固化,而是以现实的态度来认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启迪了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研究纲领。

结构现实主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纲领。以其为例,其理论硬核具体体现为以下六点: (1) 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实体是有组织的实体(城邦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 ; (2) 国家行为是理性的; (3) 国家追求安全并根据其在体系中的相对位置来计算其国家利益; (4)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 (5) 国家的功能没有分异; (6) 结构是由国家实力的分布决定的。[33] 硬核一旦得以确立,辅助假设就通过“负面启发”(禁止简化主义、战略性利他主义等研究路径)和“正面启发”(均势的生成、结构对合作与冲突的影响等) [34]来调整保护带,应对反常的挑战,不断证实国际关系的新动态,从而维护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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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发表以来,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主角而经久不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两大研究传统通过对它的批判与借鉴,实现了理论创新,开创出制度自由主义、温和建构主义等富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完善。结构现实主义对研究议题的引导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经久不衰的缘由所在。[35]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所特有的理论思构方式,确保了对国际关系中持续反复出现的重大事件的解释。与此同时,它放弃了国内因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这一点深为学界所诟病。结构理论用于说明不同的体系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体系中的单元将如何应对体系的压力。[36] 作为现实主义研究传统中侧重体系层次分析的研究纲领,其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结构现实主义为了维护硬核的统一性,放弃了国内层次的研究,这是必要的省略。

(一) 新古典现实主义

体系层次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单元层次的失败,一切以解释国际关系为基准。现实主义为了应对现实和理论的挑战, 开辟出了新的研究路径。以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沃尔弗斯(W illiam C. Wohlforth) 、克里斯坦森(Thomas J. Christensen)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开辟了一条结合体系和单元两大层次的分析路径。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称之为新古典现实主义。[37]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外交政策取决于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之内以及两个层次之间的各种要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尽管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国内因素同样能够影响外交政策。体系诱因和单元要素在导致对外政策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将体系诱因作为对外政策的自变量,单元要素就是连接二者的中介变量,它的作用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体系诱因对单元行为的影响。在明确了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上变量的不同作用之后,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与雄心,首先取决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它们的相对物质力量。这种相对物质力量确立了国家外交的基本目标和手段。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系统的压力是通过作用于单位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说得确切一点,在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完善的传输带,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在力量转变期间,这样的感觉变量的作用特别重要。[38]

新古典现实主义把国内制度结构、偏好等自由主义长期侧重的因素引进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增强了该传统在外交政策上的解释能力,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一种有效的配合,有力地应对了其他研究传统对现实主义国内层次研究不足的指责。但不少学者也据此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背叛,沦落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其实不然,可以说它与结构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但它仍然遵循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基本假定。

一个研究传统的内部理论可以有所差异,但并不妨碍它们共处于一大传统之内。如上文所说,研究传统的假定远不如研究纲领的硬核顽固,甚至一些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研究传统中的某些假定而仍属该传统。新古典现实主义立足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基本假定,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以完善现实主义传统的解释力度,如此“拿来主义”,服务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沃尔特的“威胁平衡”( balance of threat) [39]是对现实主义“权力均势”的背叛。其引进威胁这个似乎是建构主义研究传统所特有的认知概念,无异于引狼入室,堕落为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这种看法与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背叛如出一辙。目前学界提出最小现实主义的说法,认为这些理论已经沦为非现实主义理论的拥护者, 堕落为自由主义、认知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40]

之所以把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推陈出新视为现实主义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更多地把现实主义当作统一的范式或研究纲领。为了保证理论一致性,维护硬核的统一,他们忽视了在不同研究传统下研究纲领之间借鉴、合成的可能。这种合成既丰富了研究传统的解释力,又确保了理论内核的一致性。现实主义内部的推陈出新完善了其在国际关系各个层次上的解释力度,维护了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地位。

当然,理论的合成不是随意的,这受制于该研究传统的限制。此外,所合成的理论要有成为进步研究纲领的可能,即符合进步研究纲领的两大标准,在理论上预见新事实,并在经验上得到证实。所以,笔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纲领,而“威胁平衡”只是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内的微观理论,离研究纲领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出于完善解释力的需要所做出的合成,既维护了研究传统的稳定又充分吸收其他研究传统之所长,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思构方式。

(二) 自由制度主义

现实主义如此,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也概莫能外。制度自由主义更是理论合成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对其研究传统有所修正。[41] 正如基欧汉本人所言,他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吸收了同样多的东西。他承认现实主义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持久现实,但现实主义分析长于结构,短于进程,并不完善。[42]

制度自由主义研究纲领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而非替代,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不断变迁的世界政治。基欧汉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同时在自由主义研究传统的限制下,软化了这些基本假设,具体体现为:接受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同时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自由主义传统的多元性) ;强调体系的结构层次的作用,同时引进了进程的因素(自由主义传统的变化维度) ;承认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基本作用,但认识到权力的多样性和替换性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模糊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边界(自由主义传统的福利偏好) 。自由制度主义通过整合软化后的假设,开出了制度这一药方以解决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问题,从而成为与结构现实主义相抗衡的研究纲领。这种合成被学界称之为“新新合成”(Neo2Neo Synthesis) [43]。但据此认为自由制度主义向现实主义阵营靠拢,是不符合事实的。制度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研究传统在构建体系理论上努力的成果。制度自由主义借鉴在体系层次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这种合成是一种创新,激发了自由主义研究传统的活力。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在国际合作领域解释了众多的新问题,如制度创建、机制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等,增强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领域的解释力。

(三) 温和建构主义

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也是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合成纲领。正如温特本人所言,他的建构主义试图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架构桥梁。在本体论上,温特接受非主流理论的理念本体论,承认物质的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挥;在认识论上,接受主流理论的“科学实在论”,承认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在理论的思构方式上,则借鉴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分析,立足观念的体系分配,从而建构行为体身份,界定利益,进而影响其国际行为。温特的“中间道路”,以科学的方式凸显了理念的重要性,完善了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认知领域的解释力。

但多数学者并不认为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起到桥梁的沟通作用。主流学派否认建构主义起到这一作用,认为把观念和物质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争论谁的作用大没什么意义,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4] 非主流学者认为温特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个理性主义者,而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背道而驰,根本无法调和。[45] 笔者也认为二者各有边界,不可调和。但这并不否认建构主义的作用,建构主义是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合成的,但这种合成是一种化学反应意义上的化合,即新事物的出现,而非物理学意义上的组合。所以,建构主义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研究传统,富有生命力,正在不断激发新的研究纲领,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抗争,兴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论战。

研究传统内部的推陈出新,需要借鉴其他研究纲领(包括该传统的内部纲领)的特色,实现积极的扬弃。所以在维护硬核的稳定性的前提下,吸收他者的合理性,以调整辅助假设,完善保护带,提高解题能力是十分有益的。当然,由于硬核的限制,调整也是有限的。如若调整之后仍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效果,该研究传统可以另辟蹊径,再派生出相应的研究纲领解决问题,从而维护自身的地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标准体现在理论的一致性与解题能力上,没有实现这一标准的合成是失败的。

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温和建构主义三大合成纲领既维护了各自研究传统的独立性,又完善了理论解释力,符合理论合成的标准。成功的理论合成造就了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声誉。

结　　论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定位,理论上的分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避免的绝对趋势,主流与非主流两大阵营呈现出不可通约的分化。主流理论力图解决国际关系的难题,构建“问题解决型”理论,而非主流理论以解放世界为使命,以“批判理论”的姿态出现。[46] 笔者认为这种分是相当有意义的,强合无益。二者互有边界,主流理论应当虚心认识到自己理论的阶段性,切不可妄图以绝对真理自居,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出现。非主流理论也应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不必试图指导实践,而是监督主流理论的盲目扩展。如此维持学科的动态平衡,有利于学科长久发展。反之,二者的相互越界都是不可取的。

主流阵营内部的分化也是相当明显的。三大研究传统各自抓住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属性之一,具有不可通约性。它们规定了各自研究纲领的研究方向,通过研究纲领的解释力来体现自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它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却立足自身的研究传统发展出不同的研究纲领来相互竞争,所以,理论上的分是不可避免的。分是整体意义上的分,并没有哪种理论转移了对自身研究传统的忠诚,虽然它们以化合的姿态出现,但并没有背弃研究传统的核心假定。可以说研究传统的分是为了确保理论研究的独特性,如此方能确保理论建立的可能和独到的解释力。

但为了完善理论的解释力,研究纲领在分的基础上也存在合成的可能性,甚至存在突破研究传统某些非核心的限定而实现理论合成的可能。在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内部,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一例。部分学者对沃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流派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新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再坚持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沦落为自由主义、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其实,这是应对问题的调整,并没有背叛自身的研究传统,是一种进步。新自由主义的脚踏两条船,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也是如此,从而赢得了与结构现实主义三足鼎立的地位。理论合成为众多富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之间的交流对话创造了条件。国际关系学科完善的契机也源于此。

合成不是大杂烩,而是立足自身研究传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合成,是一种理论创新。理论合成是有条件的,只有既能保证理论的一致性,又能解释到位的合成才是有意义的。

理论的分与合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哪种研究传统能够更充分地吸收其他研究纲领的合理之处而合成出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就能赢得竞争力,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今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很可能以此趋势演进下去,通过理论合成来完善解释力,应对来自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挑战。

注释：

1. 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关系理论间论战频仍,主要著作如:〔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国际关系理论在应答冷战的和平结束、“9·11”等重大国际事件上的集体失语,引起了学界内外的众多不满。

3. 〔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4. Michael Brecher, “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2, 1999, pp. 213—264. 作者反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两分法,并以自己多年的国际危机行为研究为例,主张执两用中,实现综合。卡赞斯坦对此也颇为认同, 力图构建一个折中主义框架来分析亚洲安全, 见Peter J. Katzenstein,“Rethinking AsianSecurity—A Case for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J. J. Suh et al. , Reth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3。李少军也持这种观点,见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第22页。

5. 参阅周超、朱志芳:《逻辑、历史与社会:科学合理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建飞:《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汉斯·波赛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

6. 这三种有影响的认知体系分别是在以下科学哲学著作中提出的: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 〔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7. 由于国关学界对科学哲学并不熟悉,为使读者对此有个清晰的了解,所以在此多费笔墨。

8.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6—169页。

9.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80页。

10. Arend Lijphart,“The Structure of the Theoretical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18, no. 1, 1974, pp. 41—74.

11. OleWea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2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et al.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 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杨广: 《科学范式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的重构》,《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1期,第69—75页;刘丰、张蒂:《国际关系学科史批判研究的兴起:介绍与评价》,《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24—125页。

12. George Sorens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the Cold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p. 83—100.

13. 此段关于“研究纲领”的叙述,参阅〔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一章,第1—128页。

14. 〔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37页。

15. 〔美〕罗伯特·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第144—185页; 对研究纲领的集中应用可见Andrew Moravcsik, “Libe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Mass. : MIT Press, 2003, pp. 159—204。Stephen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vol. 110, Sp ring 1998, pp. 29—46.

16. 本段对研究传统的论述,见〔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75—101页;汉斯·波赛尔:《科学:什么是科学》,第135—138页。

17. 因为理论没有自明性,总是依托于自身所不能证明的前提假设之下。

18. 由于研究传统对理论的限制作用,因此任何要想起到同样作用而取而代之的研究传统必须在概念上足够丰富、其信徒必须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以使它能为初看起来与具有完全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传统联系更为自然的理论提供辩护和做出合理的说明。

19.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研究传统中总有某些要素比其他要素更重要,放弃它们就等于放弃了该研究传统,而不那么重要的原则的修正并不意味着放弃该研究传统。

20. 〔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102—103页。

21. 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所要求的一套全面的、连贯的、能够自我修正的知识,有助于对各国关系和世界形势进行认识、评估、预测和控制。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第27—28页。

22.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很难做到主客分离,即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

23. 把范式这种在常规科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理论“软化”成各种竞争性理论,是对“范式”认知体系的误用。

24. 沃尔兹和沃尔特等对瓦斯科兹(Vasquez)把现实主义当作研究纲领的不满与批评,见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 Realism and the B alance of Power,Upper Saddle River, N. J. : Prentice Hall, 2003。

25. 科学哲学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主流理论是维持现有基本秩序下的问题解决理论,与科学哲学逻辑相洽,而非主流理论则侧重解放现有秩序,所以不适用于科学哲学分析。

26. 此处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参见:〔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历史与理论》,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美〕罗伯特·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第144—186 页。Robert G. Gilp 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38, no. 2, 1984, pp. 287—291; Barry Buzan, “The TimelessWisdom of Realism”, in Steve Smith et al.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 eyond, pp. 47—66; Kenneth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p. 21—38。

27.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遵守结构现实主义的硬核,只是在各自的辅助假设上有所差异,因此它们是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具体理论。

28. 此处关于自由主义研究传统的论述,参见:罗伯特·基欧汉:《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再思考》,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85—88页;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秦亚青:《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81—82 页。Andrew. Moravcsik, “Libe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pp. 170—186.

29. 此处关于建构主义研究传统的论述,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前言”,第61—110、466—475页;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解读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2002年。

30. 温特走“中间道路”,强调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可能,而如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等后现代建构主义者则强调后实证主义。见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 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p. 72—76。

31. 单元层次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主要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战略文化理论”为代表,强调一国的政治、历史进程对国家集体战略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

32. 刘丰:《联盟、制度与后冷战时代的北约》,《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第13—17页。

33. Patrick Jame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S tructural Realism Reconsidered ”,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1.

34. Ibid. , pp. 123—128.

35. Stephen Books, “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51, no. 3, 1997, pp. 471—472.

36.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5页。

37. 主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有: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 trategy, Dom estic Mobilization, and S ino2Am 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 balances Tripoliarity and Hitler’s S trategy of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 rigins of Am 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8. 参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43 页;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39. 沃尔特认为结构现实主义不能准确地解释均势,他提出以“威胁平衡”理论来代替“均势”,认为联盟的形成是由于威胁失衡而不是由权力失衡所致, 见Steven Walt, The O rigins of A lliances, Ithaca: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40.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 Realism and the B alance of Power, pp. 23—47.

41. 基欧汉的国家观偏离了自由主义传统的个人主义国家观,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国家观,但其理论取向仍重视国际关系的合作维度,故仍属于自由主义研究传统。

42. 〔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44—187页。

43. OleWea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et al. , InternationalTheory: Positivism and B eyond, pp. 149—185.

44. Robert. Keohan,“Ideas Part 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25—127.

45. Steven Smith,“Wendt’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51—163.

46. 考克斯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两种。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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