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析论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1 08:28
标题: 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析论
　【内容提要】　雷蒙·阿隆是横跨多个学科的FaGuo理论家,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以历史社会学方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著称。其历史社会学方法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它通过一系列概念的设计、分析层次的设计和变量的设计来理解和阐释国家间关系——战争与和平问题。该方法与阿隆独特的历史哲学、国际关系理论观相关。作者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复杂内涵以及该方法难以传承的原因。

【关键词】　历史社会学;理解;决定论;相对主义;审慎道德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是享誉世界的FaGuo社会学家,并在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界卓有声誉。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他以历史社会学方法见长。斯坦利·霍夫曼将阿隆的《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和平与战争》)视为两千年来国际关系分析中三部最伟大的经典之一, [1]肯尼斯·汤普森也认为阿隆是国际思想大师。[2]然而,阿隆的思想和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界相对缺乏继承。本文主要分析其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内涵、该方法所关联的复杂的认识论内涵以及该方法难以传承的原因。

一　阿隆提出历史社会学方法的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阿隆倡导使用历史社会学方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他对国际关系学中两种主流的简单化的论述模式颇为不满,这两种论述模式是侧重于描述的历史学派和强调给定的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阿隆认为,政治学家都喜欢把两类问题加以有害的简单化做法。首先是历史学派的简单做法,它们对国际关系的盛衰起落只做表述而不做任何解释。其次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简单化做法,它们喜欢设计种种国家及所谓国家利益,并给这些利益涂上不言而喻和从不变化的色彩,还认为各种事态只是计算实力、力求平衡从而妥协的结果。[3]

阿隆认为,叙述事件本身难以给予人们任何启迪,除非他们用概念赋予事件以形式和含义,而且需要努力分清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根深蒂固的趋势与偶然事件的区别以及比较不同时期开展国际关系和发动战争的手段。换言之,国际关系研究应该超越历史描述,增加各种概念来促进人们对于事件和形势的理解和解释。至于第二种论述模式,阿隆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摩根索。阿隆认为摩根索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不能充分理解国际关系,因为忽略了国家利益的主观维度,譬如,决策者的心理与国家利益之间经常存在矛盾,具有观念特性的“体制”和思想意识等因素难以使国家利益得到明确的界定且使其保持不变。[4] 虽然国际政治学有诸如此类的瑕疵,阿隆还是意识到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不能取代政治科学,而只能充实后者勾出的轮廓。[5]阿隆提出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具有折中性质,“历史社会学是一条中间道路,它介乎理想派的陈词滥调和保守派的冷言冷语之间”。[6] 简言之,历史社会学方法既不是局部分析方法,也不是抽象理论的建构,而是对国家间关系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理解,该方法通过一系列概念的设计、分析层次的设计和变量的设计来达到上述目的。

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强调在历史学基础上运用概念、确定分析层次和主要变量,它反对过于抽象的理论和普遍性命题与假设。霍夫曼对此进行了解读,认为历史社会学方法不是总体理论,它迄今没有从全球的角度解释问题,也没有提出一系列全球性的假设,在国际关系领域不可能有比在社会学中包含更多的总体理论,但它是以一系列概念为基础的总体方法。由于寻求永恒命题和演绎方法的情况目前令人失望,阿隆希望循序渐进,在找到整个历史总趋势的结论以前,应该依赖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7] 《和平与战争》一书是阿隆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作,下面以该书以及阿隆的相关作品为范例,考察其理论观和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关系。

二　阿隆的理论观和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应用

　　历史社会学方法提供了一个以一系列概念为主轴的分析框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析框架,是因为阿隆对理论、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人类行为学) [8]有着独特的认识。

阿隆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他试图超越理想主义和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思想,但他不是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具体争论入手,而是另辟蹊径,着眼于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和行为,并为诸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提供思路和方向。

任何一种理论都要确定分析对象。对于国际关系理论,阿隆认为主要是寻找考察国际关系的焦点。其逻辑是,研究国际关系主要关注国家间关系,而国家间关系主要通过两类人来表现(外交人士与战士)。他们体现并象征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战争与外交。这里,阿隆的逻辑经过了两重聚焦,即研究国际关系应聚焦于国家间关系,而研究国家间关系应聚焦战争和外交问题上(问题领域)或者说外交人士和军队(直接表征问题领域的人)。为什么国家间关系主要化约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呢? 因为国家间关系不同于社会关系,它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展开的,从本质上看是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战争隐含于国家政策之中就像基因存在于生物体内一样。[9]在阿隆看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是各个国家各自决策,国家从面临战争危险中推断出以及考虑有必要采用何种手段,这样复杂的现实使得摩根索推崇的国家利益概念缺乏分析效率。即,如果说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但只要没有确定国家利益的内容,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国家利益是模糊的、变化的,其主观性太强。与此相反,和平与战争的交替可以构想出国际关系的根本概念:战略与外交、方法与目的、国力与实力、荣誉与意图等。这是阿隆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概念来建构其理论框架,而采用战争与和平作为核心概念的原因。将其理论聚焦于和平与战争后,阿隆设计了四个部分来理解国家间关系,他称之为“理解的概念层次”,包括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这一设计是阿隆的历史哲学、理论观和历史社会学方法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其国际关系理论观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历史社会学方法是同构的。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构成

阿隆认为,理论必须包括三个部分: (1)界定和划分国际关系的“次体系( subsystem) ”; (2)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或次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3)理论和人类行为学的关系。[10]

“次体系”指的是经过学者简化后的研究对象,即从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实中确定研究者所要考察的对象,如阿隆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国家间关系,然后将国家间关系简化为主要考察两类具有集体身份的人。这一部分主要涉及理论和“事实( reality) ”的关系,在他看来,事实不是历史的复原,而是理论家对历史做出的选择,从而成为理论考察的对象。

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指在选定“次体系”或“事实”后,必须将之纳入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就国际社会环境而言,其核心是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为了保护各自的安全,各国要么考虑增加自己的力量,要么结盟,因此力量格局(两极或多极)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变量。每一国家都是由合法拥有垄断暴力的实体所控制,因而国家制度( regimes)就成为国际体系的另一个主要变量了。譬如,以国家制度为基础可以形成同质的国际体系和异质的国际体系。[11]阿隆认为,“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是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因为国家对力量的计算涉及数量、空间、资源和(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这些要素反过来也构成国家在冲突中的赌注”。[12]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所存在的环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抽象的。具体而抽象的环境需要通过概念体系和核心变量来呈现与把握,这恰恰是历史社会学的任务和特点。

至于人类行为和理论的关系,在阿隆看来,理论关联“次体系”和社会环境,但理论不能脱离人的行为。阿隆一直在思索在一定的“次体系”和社会环境中人的选择与决定。其逻辑是,理论不应该只是事实的因果关系,它必须包括人在不同环境下的多种思考和选择,即包括各种不确定性。这一理念在其博士论文中业已形成,阿隆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指出:“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指出做出决定的时刻。为确定它,我把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于发现历史的主体。这种方法表明历史认识的主体不是纯粹的主体,不是先验的自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力求理解自己的过去和环境的历史的自我。所以,因果关系不是社会学中唯一的关系。它零零碎碎,要求另一种性质的综合:包含客观成分,但并非纯科学成分的合成,因为前景的多样化总是可能的,往昔随着远去不断更新。换句话说,因果思想必定被一种与它不相容的思想所取代,一种介入生存的某一特定时刻并带有一定哲学成见的思想,它力图借助自己的观念,从本身的观点出发理解往昔,抓住其发展的连续性,领会其内涵。”[13]这段话最能体现阿隆的理论观中人的行动的作用。尽管是在建构国际关系理论,阿隆仍然在思索人(乃至国家)在历史中的行动与选择。阿隆深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他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强调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具有理解自己和环境的能力以及做出判断与选择的能力,这样人可以积极地介入历史,而不是作为历史的奴隶。然而,强调人在理论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理论是用来指导人(国家)的实践的。阿隆对理论指导实践的说法异常谨慎,他强调人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理论不可忽略人的行为,而必须容纳人的行为与选择。正因为其理论观中包含了复杂的社会环境的限制性要素以及人的选择的多样性,阿隆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能、也不应该致力于操作性的、向政治行为体指出决定和战略。[14]

综上所述,阿隆对理论的设计不同于他所区别的“沉思性理论”(哲学理论)和科学理论, [15]而是两者的结合,阿隆再一次选择了中间道路。阿隆的国际关系理论观与其历史社会学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构性,譬如,其理论观的第二个部分实质上就是历史社会学的阐释。他反对普遍性理论和过于抽象的理论亦植根于他对客观的历史的局限性认识以及对社会学的认识,他反对实证主义植根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理解,因为他认为历史事件中包含了价值,价值不可能与事实分离,而实证主义要求分离价值和事实。因此,阿隆的理论观既不纯粹,也不简约,它包含了一系列古典的悖论:“事实”和理论、强调独特性的历史学与强调普遍性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人的实践和理论,这是一些学者很难理解甚至无法接受的。阿隆对各种理论、方法非常熟悉,对它们的优缺点也有着精深的认识,他总是从各个理论和视角去分析事件,从而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和选择的多样性。这是一种饱含张力、力图平衡各种可能性的做法。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阿隆试图建立整体性国际关系理论,其功能和特点是:使数据资料排序成为可能;选择问题进行精细分析的标准应该清晰;理论不仅理解一致规则,它还是分析偶然性与非理性的工具。阿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的认识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由于历史学家多采用描述与联系方法,很少分析与解释,国际关系专家不愿追随它们,因为国际关系学家想建立公理、创建学说实体。[16] 在阿隆看来,理论应容纳各种可能与不可能,它要分离不同的变量,它要阐明而不是抹杀未知事物所起的作用。国际关系的经验研究和理论阐释两者的差异如同“照片与肖像描写”,这两者的对话类似于理性图表( rational schematics)和社会学分析( sociological analysis) ,两者是互补而不是冲突的。

阿隆的理论观中解释成分并不浓厚,他倡导理论的理解,他没有设计出诸多假定(甚至没有使用“理性人”的假设)。阿隆的谨慎源自下述考虑,“致力于理解社会和历史现象的个人必须在使用一般的、抽象的社会概念和关注独特的历史事件之间走钢丝。历史社会学方法支持个人在走钢丝时先理解历史记录,然后使用理论框架”。[17] 换言之,阿隆非常强调历史知识对于理论的意义,他不想放过偶然的事件,这导致其理论几乎要包括所有的要理解的对象,难怪霍夫曼说阿隆的理论和方法是粗线条的。

在明确了理论的构成和功效后,阿隆通过历史社会学方法来构筑理论并保证其功能。首先,历史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但后者离不开前者。霍夫曼分析了历史在阿隆的《和平与战争》中的重要性(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行为学四个部分)。“在理论层次,从狭义上讲,历史是主要原材料,理论所界定的概念和类型源自于具体数据的比较研究。在社会学层次,有关材料和道德原因的假定通过历史的分析被过滤,历史从而成为标准。在第三个层次,历史本身就是直接考察的对象。在人类行为学层次,历史正在被做出裁判。”[18]阿隆对历史学的不满在于历史的描述缺乏充分的概念的运用,历史学家过于关注事件,过于关注特殊性,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其次,对于缺乏历史启示的一般理论,阿隆同样颇有微词,因为它倾向于歪曲事件。在对德国社会学的分析中,他强调系统社会学的不足,而系统社会学在理论取向上类似于缺乏历史启示的一般理论。

在缺乏概念的历史学与缺乏历史启示一般性社会理论之间,阿隆选择了中间道路——历史社会学方法,“这是唯一的一种能够穿梭于一般(宏观的或社会学的分析)和特殊(微观的或历史的研究)之间的方法”。[19]阿隆的弱历史相对主义倾向使他对具有普遍价值的命题不抱希望。他指出,如果一个命题“仅仅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才为真,仅仅只是会实现一次或数次,它的科学价值不大”,同样,如果一个命题“对环境要求的特殊条件过多,而且这些条件很少出现,这个命题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20] 阿隆对命题的意义的考察包含了科学标准和现实意义两层标准。由此,阿隆陷入他早已明白的悖论中:理论是为科学服务还是为现实服务? 阿隆的悖论也是角色冲突的体现,这一悖论类似于韦伯的悖论,即希望国家强大摆脱困境并获取权力的韦伯(崇尚权力政治)与以科学作为志业的韦伯之间的悖论。阿隆从知识上学习韦伯,竟然在角色上也有着类似的煎熬,一方面,作为参加过二战且在相当长时间担任FaGuo政府的智囊成员,阿隆选择了以现实主义的审慎态度看待国际关系,他强调政治家首先应考虑责任伦理(morality of responsibility) 而不是信念伦理(morality of conviction)。[21] 另一方面,阿隆又是一个学者,作为大学教授,科学是其职业与追求。阿隆的角色冲突与其方法论的选择之间竟然存在着如此复杂的关联性。

三　历史社会学方法:理解还是解释

　　不少学者注意到理解在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中的作用, [22]其实,历史社会学方法并不是纯粹的理解方法,它也包含了解释的成分。

历史社会学方法具有理解和解释两种特点,是因为阿隆对学科特点的认识,即他对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阿隆深受韦伯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他接受了韦伯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认识。韦伯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科学有三个特征有别于自然科学,“它们是理解性的科学,它们是历史性的科学,它们涉及的是人类文化”。[23] 在这里,可理解性意味着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可理解性以及社会行为具有一种可理解的结构。阿隆强调,历史学和社会学是对行为的主观意识所做出的理解性阐释,但它们还是两门因果性的科学。历史学的因果关系是指决定导致某一事件产生的独特环境,而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则意味着在两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固定的关系。因此,历史社会学方法实质上是理解性阐释和因果规定性的综合,只不过在阿隆的理念中前者更具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其历史社会学方法仍然侧重于从内部( inside)的理解入手。

在阿隆看来,政治科学是两方面政治事实的重构,一为对政治局势( conjunctures)之形成的解释,一为理解驱动施动者( agents)的动机。政治学家在解释独特的、异常的人类行为时经常陷入“唯社会学论( sociologism) ”或怀疑主义。所谓唯社会学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即一旦科学家阐明了制约施动者的结构性原因,则人类的决定本身就能够被解释。怀疑主义视决定人类行为的原因为偶然,这意味着它们未能区分人的动机与原因。[24] 阿隆也希望通过历史社会学方法来消解政治学中各持一端的“唯社会学论”和怀疑主义。

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特点是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阿隆认识到客观历史的局限性,认识到国际关系是关于人的科学,其特点是部分性和不完整性,因此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能够把握因果性,把握政治行为中存在的不能还原为单一理性模式或客观模式的不确定性、独特性和异常性( singular)。换言之,通过理解来把握事实整体( the whole of reality) ,而不像某些理论那样尽可能简约,从而避免过多使用“奥姆剃刀”和遗漏诸如制度、文化和道德价值等重要要素。

历史社会学方法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与解释协作,其根源在于历史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的选择的多样性,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则是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在《和平与战争》第四部分“人类行为学:外交战略中的自相矛盾”中,论及具有不同身份而又影响到国际关系的人在各种不确定性与冲突中做出选择。在其他部分,阿隆也论及数量的不确定性、外交- 战略的不确定性以及关系着战争问题的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的计算与评估上的多样性或冲突。不确定性可能是不同的学说对同一论题存在着不同的思路和看法的结果,如在权力要素的分析上有斯皮克曼、摩根索等不同的认识,在资源对战争的作用上存在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分歧。不确定性也是人类认识能力不足的结果。由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进程,不管是基于哪一原因,阿隆要求理解不同学说的解释,要求行为者理解复杂的社会环境。阿隆确信,历史社会学方法可以应对这种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局面,由于它力图避免意识形态对理论的干预,它还将为政治家的行为选择提供理解事实的框架和思路。

在阿隆的观念中,历史社会学重构历史而不是复活历史(一旦把历史看做往事的复活,就被定性为荒唐的相对主义) ,但它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的历史叙事,阿隆希望通过历史社会学方法(他特别重视比较的历史社会学) [25]超越具体的或描写性的观念(城邦、帝国)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历史实体,但对于在抽象层次上提出普遍性命题则充满了疑惑,他在教学中曾经使用过“外交行为人”的概念,但在《和平与战争》一书中则放弃了它。[26]

总之,历史社会学方法是开放的方法,它不拘泥于某一学说,要求理解各种学说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与行为体的选择做出的解释,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如何实现理解和解释协作,阿隆还采用韦伯所讨论的反事实推理( counterfactual)和理想类型。[27]

四　历史社会学方法:决定论还是相对主义

　　要解读阿隆的方法论,离不开其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因为它为其一生的学术事业奠定了哲学基础。[28] 阿隆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 [29]他反对进化论式的历史决定论、反对相对主义以及非决定论的虚无。与韦伯一样,阿隆反对决定论,但他理解韦伯的困境,从而极力批判韦伯的相对主义倾向。[30]这样的认识论立场是如何与历史社会学方法形成关联性的呢?

阿隆对个人行动的认识促使他在决定论和相对主义之间游动。阿隆的逻辑起点之一是处于历史中具有选择和判断能力的个人。他强调人是在历史中行动与选择,强调人的哲学和政治的反思,而不是武断的决定。阿隆认为,致力于理解社会和历史现象的个人必须在使用一般的、抽象的社会概念和关注独特的历史事件之间平衡。历史社会学方法适应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但归纳的结论是审慎的,且不能成为永恒的规律性的理论。阿隆强调经验分析的理论意义,他坚信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假设- 演绎体系的不可能性”。如霍夫曼指出的,阿隆深信只有具体的研究能有助于明晰行为体的行为,它们对力量的计算,它们在冲突中的冒险。为了理解国际体系,人们不能只简单把握抽象的实体或x、y、z变量间的博弈规则。[31]这样的认识论为历史社会学方法提供生存空间,因为历史社会学方法可以穿梭于特殊(历史)和一般(社会学)之间,又不停泊于任意一方。质言之,其历史社会学方法在认识论上也游走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相对主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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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因果关系的认识迫使他放弃历史决定论。阿隆吸收了韦伯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在他们的思想中,历史的因果性意味着对导致某一事件产生的独特环境的探究,涉及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常常冲击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变量之间固定的关系) ,虽然社会学因果关系提供了长时段的衡量标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分析越多,就越有可能提出一般性的命题,其因果分析就越发严密,从而接近于社会学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历史因果关系和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分析都是可能性分析。如阿隆所言,“因果关系是局部的、非全面的,它的特点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规定性”。“由一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决定整个社会,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不管这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32]在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中,历史因果性与社会学因果性相综合,偏离到了历史决定论,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即或然决定论。

阿隆借助历史社会学方法、借助事实与价值的融合而不是分离来超越历史决定论和相对主义。在如何避免相对主义的问题上,有学者指出,阿隆是一个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拒绝历史进步主义而又不陷入虚无主义,他从理性主义那里吸收了一些东西:“实证的自主性和部分真理性”、“反思的普遍性”。虽然这不能完全克服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但它们为人的选择或决定与追求真理之间重建联系提供了条件。[33]阿隆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反对用实证主义的思路来分析国际关系,但他仍然认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等是实证的。

阿隆试图通过审慎道德来克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阿隆偏爱古典现实主义者经常采用的“审慎道德”来分析国际关系,并以此来克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审慎道德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中行为体(特别是政治家)的决定的谨慎性,这种决定涉及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阿隆试图摆脱韦伯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两难,他坚持抽象的道德主义和理性主义均具有不充分性,选择与决定是一种责任,它既涉及生存,又涉及其他价值。阿隆在自己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偏好的基础上力图理解现实中的种种困境与张力、各种对立的建议与学说(如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社会与革命) , [34]在理解这些冲突时,阿隆的建议是谨慎、调和与妥协,是在政治自由主义、西方的生存的基础上与苏联的对抗。阿隆过于审慎的态度给人的感觉是缺乏原则和立场,滑向了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仍然是相对主义的表现。对此,阿隆亦有所警觉,故阿隆晚期的思想有所改变,他自称如果重写《历史哲学导论》,将严格区分社会价值和道德性,并将强化科学的“真”和普遍主义的基础。

为避免相对主义,阿隆吸收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和反事实推理的方法。当具体的历史的因果性与社会学的因果性出现不一致时,可以用反事实推理的方法考察哪一具体的要素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五　阿隆的方法为什么难以在国际关系学界广泛传承

　　有学者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阿隆更多的是被引用,而不是被研究。这意味着阿隆的思想和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缺乏传承,或者说阿隆的思想与方法的重要性被忽略了或低估了,因此弗罗斯特(Brayan - Paul Frost)呼吁要复兴阿隆的思想和方法。[35]

阿隆的思想与方法难以传承主要在于其思想的复杂性,特别是其历史社会学方法与其认识论和独特的理论设计相关联。霍夫曼指出,“阿隆作品的范围一直使评论者和信徒们感到绝望”。[36] 阿隆的学术生涯所涉及的学科极为广泛,他驰骋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并且在国际关系学中有着不少原创性的探索, [37]但是,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是与其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思考汇通的,不能理解阿隆的哲学观、历史观和关于社会学的认识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其国际关系理论观与历史社会学方法的。他的政治哲学不仅涉及国内政治,也涉及国际政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换言之,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和国际关系理论是其相互联系的各学科知识整体中的一部分,缺乏对阿隆思想的宏观认识与把握则难以明晰阿隆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弗罗斯特也认为,阿隆对理论的理解源自于也立基于他对历史的哲学考察以及历史的理解。[38]

阿隆反对实证主义,强调理解,同时又给行为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设置种种限制,他这种调和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做法亦不利于学习者简明地把握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传统现实主义者倡导的理解方法要求甚高,因为它要求对“整体事实”的把握,这不仅包括那些简约理论所涉及的事实(规律所指向的事实) ,也包括被简约理论所排斥或遗漏的事实。学习者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还要明晰各种简约理论,因为其方法论还包含了解释成分,即所谓“只有通过解释( explanation) ,理解才能被阐明( elucidated ) 和证实( confirmed) ”。[39]

阿隆吸收了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概念,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类型学分析。在阿隆看来,“理想类型是与理解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任何理想类型都是整理某个历史整体,或某些事件的连贯性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可理解的关系”。[40] 但是,阿隆也认为,不管是“历史事件的理想类型”、“确定历史实在性的抽象组成部分的理想类型”、还是“由具有独特性质的行为的理性化再现组成”的理想类型,均具有部分性、分析性和可理解的特征。[41] 理解要求对社会环境和历史事实的整体把握,但理想类型或者说类型学分析只能提供部分的认识,如何在多样性的社会中整体把握社会或研究对象仍然是阿隆苦苦思索的,历史社会学提供给阿隆以理解的层次和概念,但阿隆也清楚它并不能提供完美的答案。阿隆的理论观和方法论含有诸多悖论,毫不简明,也难以产生一般性理论。奥兰·扬认为,尽管阿隆采用古典的国际政治方法,但从理论标准上讲,《和平与战争》一书是失败的。[42] 作为阿隆思想的继承者,霍夫曼辩论道:“在国际关系学中,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是对于一些倾向的描述。”[43]阿隆对做出结论持谨慎立场是与其理论观和方法论一致的,继承其方法与思想存在很大的难度,也让一些理论家和研习者感到惊诧与不满。[44]

六　结　论

　　阿隆以历史社会学方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他直接批评的是侧重于描述的历史学派以及以国家利益作为核心概念的摩根索。阿隆倡导历史社会学方法深受他的理论观、治学思路和相关认识论立场的影响,阿隆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倡导或然决定论,对于历史决定论(强调历史规律,弱化了个体的选择性)和实证主义(强调事实与价值分离)持否定态度。阿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包含了一系列张力:历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国家利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事实与价值,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解释与理解,理论与人的实践,理论与事实,理论与经验等。阿隆不想只站在张力的一端来建构“单一理论”,而是旨在整合和把握这些张力。

虽然深受韦伯的影响,但阿隆不是像韦伯那样从“教义”和“文本”的角度切入问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也不采用从假定、假设开始切入问题,它从具体的当下问题和实践切入,选择好“次体系”,在社会脉络下通过使用一些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他所确定的分析对象,试图找出具有一般性的关系,这样也就将历史学和社会学整合在一起,将理论和事实、理论与经验以及理论与人的选择整合在一起,具有实践理论的特性。[45]在确定好分析对象以及方法论后,阿隆还要在本体论上做出选择,阿隆谨慎地选择了个体主义,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优点有深刻的认识,这是阿隆在政治哲学上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的原因。阿隆在晚年强调确信科学的“真”与普遍主义的基础,说明他在面对张力与冲突时对价值判断更有信心。

质言之,阿隆的国际关系理论观,或者说其历史社会学方法嵌入的研究进路是:具体问题(和平与战争) v方法选择(历史社会学方法) v本体论判断(个体主义)。我们应该在这一研究进路中把握其历史社会学方法,也就是说,必须从问题切入方式、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方法论,这也是部分当代社会理论家仍然在进行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理解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不应只停留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而应置于更加宏大的社会理论脉络中,在后一脉络中,阿隆并不是思想的孤独者。[46]

注释：
1. 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37页。

2. 参见[美]肯尼斯·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3. [法]雷蒙·阿隆:《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冲突与战争》,载[美]斯坦利·霍夫曼著,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242页。

4. 阿隆对国家利益概念的批评参见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78, p. 174。

5. 雷蒙·阿隆:《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冲突与战争》,载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42页。

6. 雷蒙·阿隆:《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冲突与战争》,载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50页。

7. 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1～216页。阿隆在《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也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谓科学的理论(强调设计前提,然后推理演绎得出结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的方式存在很多问题。参见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pp. 166 - 185。

8. 在其分析框架中,阿隆使用了一个学术界非常少见的词语——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用阿隆自己的话说是让美国人震惊的一个词。实质上,在阿隆的分析框架中这一词基本上等同于哲学。因为阿隆的哲学观强调人的行为选择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介入性。阿隆反对历史决定论,又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不陷入历史主义的错误愿望之中,他的方案是以个人的才能来判断环境和自我选择,通过个人决定的绝对性来克服历史的相对性。他在其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中最后写道:“人生是辩证的,即戏剧性的,因为他在一个不协调的世界中行动,不顾期限采取行动,追求逃遁的真理,除不完整的科学和形式上的思索外没有其他保证。”参见[法]尼古拉·巴维雷兹著,王文融译:《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24～125页。

9.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lorida: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5 - 6.

10. Raymond Aron, “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pp. 169 - 170.

11. Raymond Aron, “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p. 174.

12. Raymond Aron, “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pp. 177 - 178.

13. 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114页。

14. Bryan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1997, pp. 159 - 160.

15. Raymond Aron, “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p. 167.

16.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17. Bryan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8.

18. Stanley Hoffmann, The State of War: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65, pp. 32 - 33; Bryant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2dations of Raymond Ar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8.

19. Bryan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9.

20. [法]雷蒙·阿隆著,冯学俊、吴泓缈译:《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383～385页。

21. 阿隆对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论述参见Raymond Aron, Peace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11 - 635。

22. Yoshihiko Nakamo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Raymond Aron and Stanley Hoffmann,”http: / /wwwlib. umi. com /dissertations/preview_page /3022099 /1#top.

23. [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第337页。

24. 参见Trine M. Kjeldahl, “Prudential Theory, Visionary Praxis: Raymond Aron, Advisor of Prince and Enlightened Philosopher, ”http: / /www. essex.ac.uk / ecpr/ events/ joint sessions/paper archive / copenhagen. asp? section = 11, 2000。

25. 阿隆看重比较方法的原因在于,比较要求有超越具体历史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超越历史叙事所必须的,也是社会学的特长,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第381～382页。

26. 《和平与战争》一书中的前两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阿隆在巴黎大学上国际关系课时的授课内容。关于外交行为人的概念,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第382～383页;阿隆对普遍性命题的疑惑的分析,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第382～386页。

27. 阿隆对反事实推理的论述,参见[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版,第343～347页。韦伯对反事实推理的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杨富斌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8～260页。小约瑟夫·奈对反事实推理进行了新的研究,参见[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历史和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76～81页。

28. Bryant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3 - 166. 阿隆在其回忆录中也有所表示。

29. 阿隆认为自己的历史哲学是实证的,因为其历史哲学仅理解和解释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既不能推导出将来,也不能推导出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与主导逻辑。参见Trine M. Kjeldahl, “Prudential Theory, Visionary Praxis: Raymond Aron, Advisor of Prince and Enlightened Philosopher, ”2000。

30. 关于阿隆对韦伯的思想批判和超越,参见Daniel J. Mahoney,“Raymond Aron and the Morality of Prudence, ”Modern Age, Vol. 43, No. 3,2001, pp. 243 - 252;陈喜贵:《论阿隆对韦伯相对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年第1期,第23～27页。

31. Stanley Hoffmann,“ Raymond Aron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 1, 1985, pp. 13 -27.

32.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46页。关于阿隆对韦伯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分析,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42～350页。

33. Daniel J. Mahoney, “Raymond Aron and the Morality of Prudence, ”pp. 244 - 247.

34. 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和《民主与极权制》两书中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他对革命和自由的认识,参见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241～252页、第263～266页。

35. Brayan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 ’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3 - 166.

36. Stanley Hoffmann, “Raymond Aron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13 - 27.

37. 阿隆在国际关系学方面的原创性和贡献,参见Stanley Hoffmann,“Raymond Aron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3 - 166以及Trine M. Kjeldahl, “Prudential Theory, Visionary Praxis: Raymond Aron, Advisor of Prince and Enlightened Philosopher, ”2000。

38. Brayan - 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2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 ’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2tions, ”pp. 143 - 166.

39. Trine M. Kjeldahl, “Prudential Theory, Visionary Praxis: Raymond Aron, Advisor of Prince and Enlightened Philosopher, ”2000.

40.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47～348页。

41.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42～350页。

42. 参见O. Yong, “Aron and the Whale: A Jonah in Theory, ”in K. Knorr and J . Rosenau, eds. ,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43。

43. Yoshihiko Nakamo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Raymond Aron and Stanley Hoffmann,”http: / /wwwlib. umi. com /dissertations/preview_page /3022099 /1#top.

44. 参见U. Luterbacher, “The Frustrated Commentator: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Raymond Ar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1, 1985, pp. 39 - 49 以及D. Thomson, “The Three Worlds of Raymond Ar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9, No. 1, 1963, pp. 49 - 58。

45. 这一点,阿隆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有类似之处,因此阿隆的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的国际关系社会学。关于实践的社会科学的讨论,参见[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第83～93页。

46.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冰博士给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和参考意见,让笔者能够从社会理论这一更加宏大的背景来理解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当然,本文的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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