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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理性主义基础*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0 19:55
标题: 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理性主义基础*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发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张扬了工具理性，当前建构主义体现了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的实践理性。总体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是和理性主义的丰富与完善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理性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实践理性

作为西方主体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理性主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变的过程当然也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由于对理性主义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主义取向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马丁·怀特认为，贯穿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三大传统是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1]罗伯特·基欧汉却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是“理性主义者”与“反思主义者”之间的***，他的“理性主义”又涵括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2] 国内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也有一些不多的相关论述。[3]由于理性主义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学者们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本属正常，但这种对基础认识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妨碍了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更进一步的把握与体察。因此，笔者认为，从理性主义的概念界定入手，厘清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中理性主义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的影响，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概念解析

“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含义非常丰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 (logos) ”主宰支配着整个世界，但人们不能凭感官而要靠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它。亚里士多德不仅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且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4]古希腊人这种运用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传统后来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近代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概念，他们使理性的哲学色彩日趋浓厚。而随着经验主义的日渐渗透，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较全面地考察了理性概念，并评估它们的构成因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 种含义：（1）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2）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3）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5）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5]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理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理性看做是在概念基础上所进行的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思维形式，理性与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理性是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它是思维着的主体观念掌握对象世界的高级方式。所谓理性主义，其核心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认为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知识。理性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常用唯理论相称，与经验论相对，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强调依靠纯粹的思辨来获得真知。由此而引申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等多种形式，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有较大影响。而近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既包括了唯理论的一些思想，又加入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成分，认为逻辑推理和推导论证应该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现实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概念，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冷战后建构主义的出现则确立了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实践理性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应有地位。

二先验理性的价值诉求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派系。就与理性主义的结合而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要早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理性主义始终是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坚实基础。虽然这其中理性主义也经历了由朴素的自发阶段发展成形而上的神学理性，再回归为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前途的终极关怀等不同阶段，但总体来说，一直到19 世纪初，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大致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早期的理性主义是认识论上的狭义理性主义，是一种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认识论。持理性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们认为，只有自明的、普遍的、先验的原则和知识才是可靠的，对这种可靠的、普遍的知识和认识的学习与掌握不可能来自感性经验，而只能来自人的思维能力，思维的依据则是伦理、数学和逻辑以及对许多其他领域的洞见。①其次，这种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实质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它指向“应然”的价值关系，是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主观的合理性。由于它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是不顾后果如何、条件如何都要完成的行为，主要关注的是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所以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理性”。②到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已趋成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就明显地体现出早期理性主义的这种先验性和价值性特征。

纯粹就逻辑和伦理的角度来说，康德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最好地诠释了理性主义的诉求。康德假定人类拥有理性并充分意识自我的真实利益，而且人类有勇气去实现这些利益。从上述假定出发，康德发展出一套乐观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其逻辑可以从3 个层次获得解析：第一，从人类理性的假定推导出人对战争的理智反应。由于每个人通过思考都可以发现承担战争重负并为之牺牲的将是他自己，而不是统治者，因而他不可能自愿地承担战争带来的祸害。第二，从单个人的理性反应可以推广出一条普遍的理性政治法则。由于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会认识到，战争总是使统治者获益，而普通公民则要为之付出鲜血和捐税等代价。在这里，康德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带有革命性意义的区分，即人类社会可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普通百姓，和平对他们而言是最有益的；另一边是王朝统治者，他们不断把百姓赶进战火硝烟。因此，各国民众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共同的和平利益上形成跨国界的共识：消灭战争的捷径是消灭王朝政治，在全世界推广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第三，从第二步推论中可以自然地导出：国际政治的实质只在表面上看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其实质是人类共同体当中全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全体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8]在康德看来，不能仅仅把人类共同体当做国际事务的中心存在，而且要把人类共同体看成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高目标和追求。

当然，在现实层面上，理性主义并不否认人的本性中有功利的成分，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等）认为，即使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利益的和谐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促使这一切实现的就是所谓理性的安排。他认为，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利益。他希望得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谋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他本意中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9]推而广之，解释个人行为的这些原则也被用于国家。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也是一样，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利益。普遍自由贸易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全世界的最大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10]因此，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这种观念的意图就是创造了一种对现在和未来幸福生活的感觉意识，鼓励人们相信世界的秩序基于理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就是利益的自然和谐。

从以上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早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说中，我们可以验证一下蕴涵其中的理性主义思想。首先，无论是康德、亚当·斯密，还是格老秀斯、边沁，他们的学说都不是或不完全是基于感性体验上的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是从一些抽象的、未经证实的假定出发，通过推导和逻辑论证所得出的结果。这些自由主义学说大多是严谨思辨的演绎，而非实证观察的归纳。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观点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和追求。自由主义对个人理性的信任以及对普遍道德的重视，使它成为一种进化理论体系，认为人类社会向着越来越好的方面进化，将这种观点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永远处于权力争斗漩涡之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而是相信人的理智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向着更加和平与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11]

三工具理性的张扬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流”

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西方的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国际关系学这门学科——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4 年野蛮冲突的后效应——的诞生，也和人们普遍认为的其历史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连相反，它诞生在自由主义的一隅，明显担负起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任务。在承接了自由主义思想精髓的所谓“理想主义”感召下，国际政治中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描述性研究，其感兴趣的焦点不在研究历史的经验上，而在设计出新的模式和解决方案上。[12]当然，这股乐观主义思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的冷酷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因此被爱德华·卡尔辛辣地嘲讽为“乌托邦”式的思想。与此同时，历史上很多对国际关系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的思想学说，都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统一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由此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场学理大辩论，作为自由主义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内涵也在挑战和冲击下发生了变异和修正。

早期的理性主义一直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立，这也是马丁·怀特据以划分国际关系思想流派的依据之一。但对社会可观察现象的研究毕竟构成了自启蒙以来现代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为代表的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客观描述了国家间勾心斗角、弱肉强食的现实一面。理性主义如果沉湎于先验性的抽象思辨，脱离现实，就会丧失其正确性和指导性。因此，理性主义本身的内涵也要扩大，要包含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合理成分，即认为可靠的知识也来自经验和实证，毫无实证依据的纯粹思辨并不总能得出确切的指示。[13]研究人员要接受现实并分析现实的原因和结果，理性的最高智慧在于接受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客观现实和现实趋势。于是合乎逻辑的第二个推理就是：必须贬低愿望或者价值的作用，思想的功能只是研究一系列事件，对于这些事件，研究人员是无法施加影响或予以改变的。[14]这就是所谓“客观”思维的表现，也就是说，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当中要排除价值判断。

理性主义经上述修正后其概念已发生了较大变异，越来越指向形式的合理性。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是在此条件下依据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客观的合逻辑性。它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并且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由此也可称之为“工具理性”。[15]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人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推崇“工具理性”，实际上是推崇所谓具有精确性和科学性的求知、求真的思维方式。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话语权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鲜明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若干特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工具理性摒弃虚幻的先验思维，强调将客观现实作为认识事物的起点。它假定主体与客体可以分离，认为只有主体可观察、可经历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可总结和可证明的。那么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本体论问题就是：国际关系是否为一客观存在。基本上，不管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都是客观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乃是一客观存在，是独立于行为体（国家）之外的既存事实。讲得更具体点，就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给定的客观情境，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以无政府状态为无可回避的研究起点。而无政府状态既为客观存在，那么国际关系实质就是物质主义的有形关系。虽然观念和理念似乎在新自由主义论述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但非物质性力量在工具理性主义眼里只是一种干预变量，是物质因素的补充。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工具理性体现为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强调个体在客观物质现实的制约下，如何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阶段，更加体现了工具理性所张扬的可计算性和科学性。肯尼思·沃尔兹大量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经济学定义个人或公司的方式，把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视为利己的单一理性行为体，国家会像“经济人”那样进行理性选择，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实质就是“工具理性”的最佳体现。在沃尔兹看来，与经济市场相似，国际政治系统在本源上是个人主义的，它是自发形成的。国际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对国家行为产生制约作用，鼓励某些行为，惩罚那些背道而驰的行为。体系的压力迫使单元认识到自身的生存、繁荣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沃尔兹认为，在一个未被组织起来的领域，由于无法依靠他国，每个利己主义单元的动机就是能够实现自我保护。“关心自我”是国际事务中的律令。[16]也就是说，在客观结构的压力下，国家若想维持生存，选择都是相似的，都认为自助是惟一符合逻辑的合理化选择。即使许多人痛惜国家为自卫而毫无结果地耗费资源，从而错失通过与他国合作而增进自身福利的机会，但是国家的行为方式却依然不倾向合作。因为在开展合作时，客观现实——不安全的状态——会促使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自己的能力，都只关注相对收益，即使在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时，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国家依然认为不合作是理性的选择。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同样承认关于国家行为体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假定，认为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国家间关系表面上看令人信服的结论是“不合作是占优势的战略”。但这个结论太过单一了，无法解释国家间关系的多样性。罗伯特·基欧汉引入了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博弈论模型，为国家的工具理性行为分析提供了一个易于驾驭的分析框架，包括支付矩阵、战略选择点、对手类型、每一类型的可能性。博弈的参与者懂得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如果不确定对手的本质，那么在游戏过程中，通过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可以有机会更新概率评估。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互动博弈过程中，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国家可以选择不合作，也可以选择合作，绝不仅仅如现实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只有一种理性选择。如果说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只进行一次，国家当然不会选择合作。但如果这种博弈由同样的博弈者重复进行博弈，人们一般都认为博弈者可能理性地采取合作的战略。[17]导致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在多次囚徒困境博弈中，背叛行为从长远来说是得不到回报的。所以，如果利己主义者监管着相互之间的行为以及他们中间有足够多的人在其他人合作的条件下也愿意合作，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调整彼此的行为，更加关注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被称为制度之类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来提高彼此的行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18]

在认识论方面，工具理性受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制约，在认识论上标榜“价值中立”。人类理性的功能在于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实质，要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社会科学。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基本上都把国际关系当做一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存在，人们研究国际关系的目的在于寻找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客观因果关系，进而去解释、预测或掌握国际关系的运转。这种认识论首先会尽量要求人们不要涉入道德或其他价值的评判和考量，以求所谓的“客观”，研究国际关系的目的是拥有在既存的、给定的国际体系中生存的理性选择的能力。尽管沃尔兹也意识到，体系中单元层次的理性行为可能导致体系层次的非理性的后果。正如每个国家为了提高自身安全所采取的“自助”行为会被别国视为威胁，从而导致了整个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一样。现实主义者依然辩称：“尽管它的名字是理性选择，但理性选择理论的目的是关于实际行为的（一种实证性理论），并不应该是什么情况的规范理论。”[19]其次，这种认识论很容易延伸出保守主义的社会或政治心态，从而取消人们的批判和解构的意识与能力，变成维系既有现状的工具。罗伯特·考克斯对此做出了批评，认为这会把国际关系研究带入某种“解决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按照其发现世界的原样对待世界，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以及将它们组织起来的制度视为给定的框架，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能够把已知问题领域的参数固定下来，把对具体问题的陈述限定于易做较为严谨和精确的考察的有限变量范围内。[20]

新现实主和新自由主义虽然对国际关系的性质看法不同，但在工具理性的学理基础上却越来越可以相互兼容了，即产生了所谓的“新－新合成”。两者都以国际体系的客观存在——无政府状态为理论前提开展研究，都愿意研究国家的理性选择到底会导致冲突还是合作以及制度是否重要的问题，发展到最后双方在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这样相当狭隘的范围之内，就某些纯粹是技术性和数学性的问题相互论证。强调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热衷于量化研究、推崇 “价值中立”的工具理性被双方发挥到了极致，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并且使得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机械化”和“褊狭化”。

四理性主义的深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复杂化

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主流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有固定偏好与利益等假定当做永恒不变的客观现实和研究起点，实际上已经对现实（尤其是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了。主流学派无法解释两极格局为何突然解体、国家间冲突的减少、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以及超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与发展等。这一切变化的原因在主流学派那里找不到答案，只能从构成国际关系实质内容的人的活动中寻找线索。国际关系归根结底是人的建构，而不是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嵌入到社会领域中毫无人性的逻辑的结果，它反映了人类的认知与价值观。因此必须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崛起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转变。

在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中，许多学者认识到，过分强调理性的工具性只会使理性的内容变得过分单薄。他们认为，必须把经济学中的工具理性和广义的理性人进行区分。因为经济人“通过不断地进行优先选择，缩小自利的范围”，而理性人“可能会有非阿基米德的优先选择，并为他人利益而动”。[21]因此必须扩大“理性”模型，信仰、观念等因素必须注入对理性的理解之中。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它们都只能把握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无法还人类理性以本来面目。当代，人类理性重点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这就必须借助于理性的更高一级层次，即行为理性，也称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对前两种理性成果的“扬弃”，力图实现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实践理性的本质内容是在工具理性提供的关于人与客观对象关系的现存状况，关于客体的内部结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外在尺度及在价值理性提供的人与客观对象应该形成的关系的内在尺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解答在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中“应当如何做”的问题。[22]因此，寻求人的需要与客观对象满足人的需要的结合点是求解应然关系的决定性环节。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虽然认为冷战后开始的国际关系理论分野主要是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不同，并把建构主义也归于后一类别，但应该说明的是：首先，基欧汉所指的理性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建构主义当然不属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但如果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理解，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基础应该成立。其次，建构主义本身包含了不同流派，只有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是建立在实践理性的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以阿什利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建构主义基本倒向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一边，把国际关系完全看做是唯主观的、意识的文本，否认客观与物质性因素的存在，重在批判和解构，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这当然不能划入理性主义范畴。而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则试图调和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交锋所产生的张力，为国际关系开拓新的理论途径。基欧汉自己也承认，“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是能够在一些关键点上存在互为补充的理论趋向”。[23]下面就以实践理性为分析框架和研究脉络，发现温特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基础。

从本体论上来看，实践理性强调主、客体的统一，反对只讲主体或只讲客体。主流建构主义的“本体论革命”就建立在此基础上。主流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体系不全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物质本体，而且具有观念本体或社会本体的重要内容，这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是一项革命性的论点。[24]

从方法论上分析，实践理性是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调和。它既承认客观现实对主体的形塑与制约，又强调个体主观能动作用和实践行为对客体的改造。主流建构理论在方法论上也鲜明地体现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互动。[25]从整体主义角度分析，建构主义认为，所谓客观现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历史是行为体过去行动实践的过程），通过历史所形成的客观现实让行为体拥有历史角度以及社会性的结构角色，因此行为体彼此间通过历史与社会结构现实而具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会塑造角色的身份和认同，进而会制约影响行为体的行动实践的方向、内容和意涵；从个体主义角度着眼，行为体的个体实践虽然受到社会结构和角色身份的制约和影响，但又会去建构塑造国际关系或体系的整体性，实践又会改变客观结构现实的内容，从而引导出另一波的认知理解。因此，通过行为体的行动实践，整体性和个体性获得了统一。没有来自于行为体的行动实践，就没有整体和整体性的形成；同样，没有整体和整体性作为依托，就没有行为体的行动实践，从而也就缺乏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展现。

从认识论上看，实践理性明显具有目的取向和价值色彩。实践理性所要解决的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目的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它所期望的是创造出应当存在的东西。这种“应当存在的东西”必须是一种合主体需要、合主体目的的、不同于现实客体的新客体，体现着人对目的极其丰富的价值追求。主流建构主义的目的论色彩也非常明显，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体角色身份影响行为体的实践内容和方向，就是认为这种实践绝对不会是一种抽象的经济性的理性选择和利益追求。国家是社会存在和历史存在，而不是抽象的剥离社会和历史的经济存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更是经纬万端的社会历史文化体现，而不是静态抽象的市场体系。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的偏好不是持久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国家的相互作用之中被塑造和再塑造着，[26]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建构。所以，变化是可能的。根据温特自己对国际体系文化发展的解释，国际社会是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霍布斯文化时期已经是过去，洛克文化是现在，而康德文化则会是将来国际社会的主导特征。国际社会是不会倒退的，它会朝着世界政府和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大同方向发展。[27]温特在这里表现出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信心。所以，建构主义是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表现出强烈的价值取向。从这点上看，建构主义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于价值与事实相结合的追求，是人类理性的提高与发展。

温特的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又一次进步，也反映了人类理性认知的不断深化。但理性的升华并不总是导致理论的完美。建构主义在带给我们崭新的思考角度的同时，也引发了难以解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使国际关系的研究趋于更加复杂和深奥。从逻辑上说，建构主义认为，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创造并再创造了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塑造或再塑造了行为体，后者又导致或重新导致了社会实践的产生。虽然这个周而复始的行为模式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它并不能解释相关模式的内在因果关系是如何展开的。就社会实践被当做理论的出发点而言，这些实践本身是无法被解释的，因为某些事物如果被一个理论框架当做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的话，它就不可能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所界定的条件来加以分析。作为建构主义的认识基础，行为理性依然在物质与意识如何平衡这个经典的哲学命题中挣扎。

五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把握客观对象和人类自身的演进史，从一个侧面证明人类理性自身的丰富性。从建立在先验的价值理性基础上的早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到近代侧重于“实然”研究、张扬工具理性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再到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强调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庸的建构主义思想，既标志着国际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化，也反映了人类理性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值得提出的是，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相似，理性主义的发展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以后者取代前者的线性过程，而是内涵与外延都不断扩展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主流的认知趋向有所不同罢了。时至今日，建立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上的各种国际关系学说就像一个个支点，支撑起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大厦。所以，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理性主义的。当然，这其中要剔除那些信奉非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纯粹主观主义的极端后现代思想。最后，笔者想要强调指出的是，理性本身是我们为自身所创造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历史和外在于我们所创造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看，理性永远处于从“有限”向“完全”不断接近的运动变化过程中。

注释：

*本文的写作深受秦亚青讲授的《国际关系理论》课堂讨论的启发，在此谨向秦老师致以谢意。

[1]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参见任晓：《何谓“理性主义”》，载《欧洲研究》，2004 年第2 期，第148 页。

[3] 参见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10 期，第56～61页；任晓：《何谓“理性主义”》，第148～152 页；唐小松、唐平：《论理性主义的双重角色》，载《东南亚研究》，2005 年第5 期，第57～60 页，等等。

[4]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456～457 页。

[5] ［德］马尔库塞著，李晓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困境》，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175 页。

[6]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 页。

[7] 陈绍芳：《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 期，第66 页。

[8] ［德］伊曼纽尔·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德］伊曼纽尔·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97～144 页。

[9]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第384 页。

[10]［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45 页。

[11]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85 页。

[12] Jaap De Wilde, “ Saved from Oblivio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tudy on the Causality between War and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Aldershot: Dartmouth, 1991.

[13]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第4 页。

[14] 爱德华·卡尔：《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10 页。

[15] ［法］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4页。

[16]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0～142页。

[17] Hardin Russell,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5.

[18]［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1 页。

[19] Michael Nicholson, Ration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46.

[20] R.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 Cox and T.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5-124.

[21] ［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 页。

[22] 张伟胜：《实践理性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 页。

[23]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冷战后的开端：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2 期，第19 页。

[24] 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7 期，第23 页。

[25] Alexander Wen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78-180.

[26]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s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6.

[27] Alexander Wen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5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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