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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0-30 19:53
标题: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
作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内容提要】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大量存在的历史教益、历史方法以及历史证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分析与理论构建两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关键词】历史分析；国际关系研究

相对于历史学而言，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两门学科之间的学术渊源来看，历史学是国际关系学诞生的重要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和研究方法是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尝试之一。也有学者主张，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过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和总结。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历史分析的作用。

一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位的演变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演变相继经历了发展、衰落、重新崛起这几个阶段。

在国际关系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历史分析成为这门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主要途径。国际关系学在诞生初期就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例如欧洲外交史的丰富经验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来源。19 世纪历史学的繁荣为国际关系学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成为孕育理想主义的思想摇篮。与“理想主义者”对历史现象的表面理解不同，古典的现实主义者如巴特菲尔德、怀特、卡尔等大都受过历史训练，对历史描写和理论阐述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些现实主义者受益于他们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而且重视历史的相关性、政治功用以及启发式的价值。在现实主义逐渐走向辉煌的过程中，国际关系研究充分展示了其历史分析的无穷魅力，尤其是摩根索的国际关系研究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中。在摩根索看来，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之“真知灼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源泉，政治的争论和理解符合“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1]

随着科学方法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逐渐步入了一段衰落时期。一些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学者严厉批评历史学传统的缺点，追求一种简约且优雅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科学主义者试图超越政治选择、多样的国家活动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建构的模糊性，甚至将历史分析加以包装或转变成定量研究，以此来适应机械的法则与简约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理论不可能从直觉性的、轶事趣闻式的历史解释中总结出来，正如“不可能从历史学家的萝卜中挤出汁液来”[2]一样。在一些新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古典现实主义对历史的过分关注而导致对理论的基本误解，因此他们需要提出一种符合自然科学传统的永久的演绎理论，来代替不易控制的“与事实的斗争”。例如，肯尼思·沃尔兹毫不忌讳地宣称，要想构筑一种演绎性理论，就必须对历史教训毫不妥协。在沃尔兹看来，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结构是理论建构的基石，结构分析远比历史分析更为简明、持久。另外，对于一些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学者来说，尽管他们有时也坚持历史的、系统的判断，但是他们大多强烈反对历史分析的先验性，拒不承认历史进步或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因而远离了历史分析的常规轨道。

即使在历史分析的低谷时期，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仍然沿用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仍然注重历史事件、历史教益在理论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例如在《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罗伯特·W.科克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现实主义完成了4 个方面的修正。[3]在科克斯看来，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理论”，新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因而也来自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却假定它具有普遍有效性。”[4]而且，国际关系研究出现的“历史学”转向明显具有了社会学的含义，即一些历史社会学者开始注重历史视角与社会结构的有机结合。尽管历史社会学者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有的关注资本主义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有的关注社会权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有的关注在经济活动日趋全球化时代中的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些学者共同的研究规则还是清晰可见的。[5]弗雷德·哈里戴（Fred Halliday）甚至将历史社会学的国家研究方法视为国际关系学的“第二个研究议程”。[6]与此同时，随着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出现，历史分析开始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并且开辟了新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新史学大大超出了“高级”政治史所设定的标准议题或范围。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一些国际关系学者逐渐推崇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slow-time）”历史分析，开始关注文明、文化以及迅速扩展的“新的”社会经济领域（科技、贸易、劳动力、人口统计、种族、制度和观念等）。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提出了一种强调“大规模”、“长时段”、“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的新的思考方式。

宏观历史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崛起是在“冷战”结束后。“冷战”的“意外”终结给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带来了重大挑战。国际关系专家们由于未能事先预测到冷战的终结（他们的大部分理论解释通常是马后炮式的）而招致批评，从而加速了国际关系理论“非线性发展”的趋势。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前言中强调，历史“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大写的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7]又如英国学派的第四代学者巴瑞·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学的重塑》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本书旨在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国际体系进行回顾，以此重新开启国际关系的研究。”[8]上述两位学者继承了英国学派注重历史分析的研究传统，将世界历史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各种历史教益。

历史分析在美国国际关系学中潮起潮落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当摩根索将历史分析推到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高峰之后，在随之而来的科学方法的挑战下，历史分析陷入了长期的衰落之中。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仅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很少出现学术价值较高的历史著作，而且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也不再有兴趣去阅读经典性历史著作，甚至美国某些大学的国际关系课程直接取消了历史训练。后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加之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出现的大面积的融合交叉，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才隐约重现历史分析的曙光。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历史分析大多是“移民学者”带来的。这些移居美国的国外学者大多具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能够意识到社会经历的多样性，因而他们比较关注历史比较性研究。除了摩根索以外，这些移民学者还包括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厄恩斯特·哈斯（ErnstHaas）、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基辛格以及布热津斯基等人。

相比较而言，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对历史学的研究传统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固守，而没有推崇科学方法的研究价值。英国学者赞同经典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历史厚重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同于美国学术界的研究风格之一。[9]英国学者认为，任何集团的风俗和信仰都是历史经历的产物。要理解这些信仰，分析家就要“揭示其他时代和地域的思想世界”，即历史解释是研究国际事务的关键。例如马丁·怀特曾经提出一个流传广泛的研究等式：国际政治学=历史解释。实际上，英国学者之所以强调历史诠释学的方法，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其研究对象——国际社会——的思考。英国学者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只用利益、权力这些术语来理解，而必须植根于帮助形成了社会的意识、塑造了对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认知的文化力量和历史力量内部。正如布尔（Hedley Bull）和沃森（Adam Watson）所说的那样：“国际社会只有放在历史的视角之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如果人们不能清晰地意识到国际社会产生的历史，那么目前的世界性国际社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10]

二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通过上述回顾，不难发现，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例如，国际关系的案例研究常常关注历史比较分析；学习进化理论和制度主义的著述与历史进步论相关；即使科学主义学者——以定量分析为导向——谈到“事件数据”或“搜集数据”时，也要从杂乱的证据中抽象出那些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规范理论家强调道德行为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发现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理论的基础——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特定历史观。至于一些“形式上的”理论（例如博弈论），虽然它们最有可能坚持非历史主义的方法，但是也在不断将自身的理论梳理放在了历史的检验之下。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分析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真知灼见的源泉和检验自己思想的证据。正如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其《国际关系》序言中所主张的那样，“正是因为历史记录了不同的事件，并且说明了塑造人们思想的各种影响因素，所以历史能够向我们表明国际政治世界如何变成了现在的状况。历史是理解实际发生的事实的最好向导，实际上也是惟一的向导”。[11]后来，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更新，并且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历史事件是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们检验自己关于各个变量如何彼此联系的主张；检验自己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12]

作为经验性资料的主要来源，国际关系史仍然是理论家工作所用的基本原料的一部分。[13]例如，摩根索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学的理论来源于18~19 世纪的欧洲协调外交；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以1776-1812 年的美国外交为源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将“历史”视为《和平与战争》一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作用也非常普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理解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分析一个大的历史事件”。[14]

第二，历史的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一方面，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具有两重性，即这种国际政治环境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同时它也具有特殊性，其中包含一些独特的事件；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国际政治环境都要用时间来定位。要理解国际政治环境，必须知道这种环境处于时间顺序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从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展而来，与以前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连续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标志其不同之处的变化发生的原因何在？为此，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努力去理解各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深刻洞察每类体系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根本特征。正像波兰学者约瑟夫·库库尔卡所说的那样：“历史方法有助于对过去状态的变化过程和规律进行分析。”[15]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迪特里奇·谢弗（Dietrich Schfer）指出，“历史不是一个食槽”，[16]指导历史运用的原则应该是理解。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坚持历史的建构性，主张以人工制品为基础来进行历史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推论（旨在理解历史事件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信仰）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证据不再仅仅是为了迎合研究人员的理论构思而受到操纵。尤其是历史诠释学的方法一直受到英国学派的青睐，而且促进了建构主义的不断兴起和发展。历史诠释学是一种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分析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因为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理解。[17]

第三，历史的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伴侣。尽管历史阐述或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但历史学家对知识、技巧的传授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造活动，许多理论大都受益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和更新。至于理论家的研究角色，他们是在各种限制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先入为主”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了解理论所产生或者反映的历史背景，能够为批评这种理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为理论家自身完善思想提供了可能。理论本身就有历史，即理论自身的发展历史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对象。既然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都是根据理论假定来进行的，那么研究人员应该努力梳理这些理论假定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例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注国际关系学术发展史的范例——这本教科书详细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本源性思考，努力探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神历史”的本源。

实际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基础。其一，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要比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深厚得多，外交史文献的材料来源更加丰富，而且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较为清晰，其判断标准很少引起争论（历史研究领域较少受到主观个人臆断的影响）。其二，特定的重大历史敏感时期往往能够激发人们的研究兴趣，更加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国际体系的变更等历史重大事件能够引发学者们去思考其中的理性因素，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经常诞生在世界政治的根本性变迁之中。

概括地说，历史分析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详细地了解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运用历史资料对一些概括性的规律加以验证，也能够使不同的理论流派更好地结合起来。

三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要想充分发挥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与理论是相互分离的。在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历史学家是缺少精确方法论的文物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只是对相关事实的一种排列、组合，即历史解释大多以“支离破碎的知识”、过去的或多或少的“痕迹”为基础。甚至一些信奉“福柯学说”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完全受制于政治和偏见，历史只是权力和统治的某种练习。与此相反，某些历史学家对国际理论“缺乏基础”的构想表示蔑视。例如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认为，国际关系高度的抽象概括是“超理性的活动”，“它与历史证据提供的复合体分离；而且上升到准神学的最高层次，以一种令人讨厌的语气被表达出来”。[18]在肯尼思·汤普森看来，理论的实质是历史，历史则由许多独一无二的事件构成。在某种意义上，某一历史和政治事件决不会重演，它只会发生一次，它不是一再发生的，因为它过去从未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因此，历史是理论所不及的。[19]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造成历史与理论产生分离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在于国际政治的特性。有的学者认为，与国内政治发生的进步性变化不同，国际政治在近4 个世纪里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写作《乌托邦》起，多国体系和其成员行为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国际舞台上演的仍然是同样古老的情节剧。在沃尔弗斯看来，“由于没有发生这种渐进的变化，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似乎没有必要用历史方法来研究以往理论家关于国际政治的观点，尽管这种方法在研究国内政治时是习以为常的。在这里，理论不是和多国体系的某一时期相联系，而是和一种绵延4 个世纪的、单一固定的历史状况相联系”。[20]原因之二在于历史与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各自有自己的研究范围、方法和分析路径，二者难以实现内在的沟通。

然而，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分离既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现实，也不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像兰克一样的历史学家，一向强调历史与理论的相互依赖性——历史应起检验和证明理论的作用，理论应起综合和指导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历史在许多方面常常是含混不清的，其特点往往体现为支离破碎和模棱两可。因此，“对这些国际关系史学家来说，理论好比骨骼，它赋予身体以形状和功能……”[21]另一方面，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历史为理论提供了原始的资料。事实上，历史学家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是难以明确区别开来的，这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经常性工作就是发现对外关系中的行为模式和重复发生的因素，而政治学家认为最有效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对假定为独特的历史事件做出详细的描述。正如霍尔斯蒂（K.J. Holsti）指出的那样：“通过回顾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许多国际关系著作都选用了历史性、描述性以及演进性的方法（所谓演进性就是对引起或者有助于产生一定历史事件或者思想的条件进行分析）。”[22]对于历史与理论之间的人为割裂，即使现实主义学者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例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经质疑这样一种观点——科学是某些行为主义或定量研究的思想家的专利。尼布尔认为，历史是一门经验科学，对收集和分类信息要求严格。优秀的历史学家在验证信息和来源时跟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一样是一丝不苟的。为了生存，一个理论必须经得起逻辑一致性和经验有效性的检验。它必须通过达到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的标准而得到认可。[23]

就历史与理论而言，每一领域都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两者之间存有明显的重叠性。在布尔看来，国际关系中的主题在行为体的主体间理解和意图中占据核心地位，而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正是理论家们所要去理解的。因此，理论与实践是不能分开的，理论的功能表现在它是解释“假定的现实”的工具。[24]

对于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补充，英国的政治哲学家伯克曾经做出了如下的精彩论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有机会摆脱各自不同的狭隘性（parochialism）。历史学家所冒险经历的狭隘性是贴近字面含义的。在历史学家看来，既然自己通常能够在特殊领域实现专业化，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领域”是完全独特的，而不是多种要素（当然，每一种要素在其他领域都有相似物）的一种独特结合。社会理论家所展示的狭隘性是较为隐晦的（强调时间而忽视空间）——社会理论家对“社会”的概括仅仅基于当代经验，或者他们对社会变化的讨论根本不考虑一些长期发展过程。[25]

沿着这条思考线索，不难看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努力做到：在历史事件的表象下面挖掘必然性的联系，在归纳某种客观规律的时候加重历史的厚度。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外交史学家以及研究文化、文明、全球化的史学家经常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受益匪浅。在他们看来，历史写作必然需要理论家的概括、模式和概念，要是没有某种理论框架，历史证据和观点就会缺少意义或连贯性。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承认自己借鉴了理论家的工作，以鼓励史学家寻求不同案例之间的相关性和对比从而来进行历史预测。[26]实际上，历史学家特别重视历史经验总结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而不片面追求一种描述性的历史知识。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经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简单的编年史只不过是“历史的废物（corpse of history）”、“腐败的尸体（ill cadaver）”，因为“没有解释的历史就是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 。[27]多数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背景叙述存在一定问题，因为他们通过一些在理论上保持中立的数据，来框定问题和检验理论。如果历史教益只是依靠过去经验所做出的推断而毫无思想性，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只存在历史事件的沿革，而不存在系统的历史知识。为此罗伯特·基欧汉强调：“不借助理论，或者不借助用来替代理论的哪怕是最蹩脚的隐含性假定和命题，任何人都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现实必须排序分类，事件间的关系必须理清。”[28]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虽然历史是国际政治理论家进行探索的惟一“经验”性证据，但由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多样的，无一条思想主线，因而这种多样性的历史解释似乎能够支持多种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是那些截然相反的理论。

另一方面，理论也离不开历史的支撑。理论家偶尔也研究相关的历史档案、进行历史性建构。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历史是检验理论的实验室，而且历史本身就蕴含了许多理论的素材。大多数有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非常清楚掌握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能扩大和充实理论家头脑中的资料库，提高他们提出理论假设的能力，使之更好地接近现实。在他们看来，理论不应该与背景叙述分割开来。把历史作为一系列可以分离的事件来处理，灵活地从一个事件转到另一个事件上，这种欺骗性做法会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史密斯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在梅特兰（Maitland）著名的历史“无缝之网”上也会有裂隙，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我们能够把事件和较广泛的社会运动与它们嵌入其中的较广泛的过程分离开来进行理解和评价。[29]

总之，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强历史分析和理论构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至于历史的书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学者主张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有的学者则坚持自下而上的书写方式。实际上，只有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人们才能真正达到书写历史的目的。而且，历史与理论的这种结合能够改变目前国际关系研究“支离破碎”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理论家可以从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环境中学会一些分析技巧，同时史学家也可以从理论家的分析技巧中获悉一些检验历史案例之有效性的方式。简言之，如果人们克服了对理论天生的不信任感，并且不再坚持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注释：

[1]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4 页。
[2]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5.
[3] [加拿大］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7-199 页。
[4] ［美］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7 页。
[5] 历史社会学者拥有一些共同的研究原则：第一，如果国际关系研究离开国内政治，那么这种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际上，历史社会学的一部分就是探讨引发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分的历史条件是什么。第二，如果忽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研究是不会取得任何发展的，因为“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两面体”。第三，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历史社会学赋予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性质以更为复杂的分析，尤其是国家权力的性质。参见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 callagh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40。
[6]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ing Down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5.
[7]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部分第2 页。
[8]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
[9] 对于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不同于美国学术界的研究风格，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马丁·怀特曾经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英国学者有可能更加关注历史而不是当代，关注规范而不是科学化，关注哲学而不是方法，关注原则而不是政策。”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12。
[10]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1984, p.9.
[11] James Bry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p.ⅵ-ⅶ. 转引自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
[12]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
[13]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24 页。
[14]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 页。
[15] ［波兰］约瑟夫·库库尔卡著，章亚航译：《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45页。
[16] 转引自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4。
[17] 韩震、孟鸣岐：《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3 页。
[18]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9-10.
[19]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转引自［美］斯坦利·霍夫曼著，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4 页。
[20] ［美］阿诺德·沃尔弗斯：《英美外交传统》，载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301 页。
[21]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转引自［美］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3 页。
[22]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83, p.6.
[23] 肯尼思·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27 页。
[24] Martin Griffi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p.149.
[25]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p.9.
[26] Gordon A. Craig, “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No. 1, Supplement to Volume 88, February 1983, p.9.
[27]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7.
[28] ［美］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3 页。
[29]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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