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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美国霸权之翼——论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0-30 19:51
标题: 美国霸权之翼——论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
【内容提要】国际制度与霸权的建立、维持、衰落乃至重建都有着直接的关联；国际制度对霸权的建立、维持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讲，国际制度甚至是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称之为制度霸权。然而，仅仅将国际制度视为霸权的工具堪称偏颇，国际制度还有自身的道义价值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构成了战略约束。鉴于此，如何评估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是国际关系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维度剖析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指出国际制度的“刚性”发展进一步凸现了其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评析国际制度与霸权、霸权战略的关系，指出制度安排是霸权结构的核心，制度手段是霸权护持的主要途径，利用和改造国际制度是霸权延展的主要方式。本文重点剖析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的关系，强调国际制度战略为“美国霸权之翼”。

【关键词】美国霸权国际制度战略价值战略约束

随着国际社会在秩序化、组织化方面的进步，国际制度作为一种进程性因素的作用凸现出来，它甚至逐渐积淀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意义有所增强。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指出的，当力量体现在规则和秩序本身的原则之中时，它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1]作为影响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元素，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进一步展现出来，它代表人类发展之公意的观念价值也得到了重视，且其工具性价值中的约束意义有所加重，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如何正确认识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亟需解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按照既有的解释，国际制度与霸权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尤其是，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之间恩怨情仇颇多，是我们分析国际制度之战略价值的天然对象，本文也将从霸权的角度切入剖析之。但需要指出的是，从霸权战略的角度分析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需要从所有主权国家行为体乃至全球社会的广度和高度来理解、认识。

国际制度“刚性”的发展

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从丛林世界走向秩序化、组织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20世纪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作为国际制度实体化代表的国际组织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迄今，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洋床底，人类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与国际制度或多或少地联系在一起，各个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网络，在调整国际关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们几乎难以想象，在世界相互依赖发展到当前的密切程度，如果没有国际制度的存在，整个国际社会如何维持和运作？可以说，目前任何全球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处理，如果没有相关国际制度的参与，都难以获得圆满解决。另一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能力是否充实，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成熟，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它对国际制度理解和参与的程度。各类国际制度的发展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20世纪人类社会秩序化、组织化的一道风景线。

国际制度是伴随着国际社会的秩序化、组织化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常常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进程性因素。秦亚青指出，国际制度作为进程性因素的作用体现，主要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关联性，及其惩罚功能和服务功能。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或达成的规则，理性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依赖国际制度。在反复的国际交往中，国际制度趋于奖励遵守制度的国家，惩罚违反制度的国家，国家因此逐渐学会在制度的框架内定义或重新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2]约翰·伊肯伯里指出，国际制度的刚性主要体现在“类似于婚姻”的战略约束能力上，即确定国家的预期作为，将国家锁入既定的、可预期的行为轨道。[3]

随着国际制度的扩展，一个网络化的制度体系正在型构之中，国际制度与权力结构的结合也日渐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制度体系甚至逐渐积淀成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制度作为一种权力因素的作用进一步展现出来，概言之，国际制度逐渐成长为一种结构性因素。

国际制度进程性意义的凸现和结构性意义的出现，使得国际制度在塑造国际社会的作用得到更多重视，国际制度的刚性也使得新自由制度主义颇感欣喜，视之为达成人类理想的重要途径。基欧汉指出，“即使民族国家仍然保留当前的许多职能，如果要在一个局部和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有效的治理，则必须扩展国际制度。如果要使全球化不受阻遏或不可逆转，则必须发展治理安排以促进合作、缓和冲突。”[4]

新的国际制度在没有霸权的问题领域内发展壮大起来，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国际制度刚性的展现。贾洛德﹒维恩纳（Jarrod Wiener）指出，在关贸总协定（GATT）关于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的谈判中，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中，美国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并非是贸易领域的霸权国。奥兰﹒扬（Oran Young）指出，在大西洋和东西关系问题领域机制形成的研究表明，在明确缺乏霸权的情况下，不同的机制是可以存在的。[5]在作为低度政治（Low Politics）的生态环境领域里，国际制度建设颇为迅捷，而这一领域没有霸权国，只有积极引导国和利害关系国，但其制度规范却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意义。

我们承认国际制度的刚性有所发展，但其软性制约价值更具有本质意义。基欧汉的如下观点可谓画龙点睛：“我们支持制度，因为没有健全的国际制度，则生活必然是肮脏、野蛮与短暂的；我们怀疑制度，因为我们认识到自私的精英会利用制度进行盗窃和压迫。在一个局部全球化的世界上，我们需要更宽泛的制度。”[6]

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

国际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其工具价值上，但构成其价值基底的还是规范价值，或称之为道义价值。对一个具体而确定的时代而言，制度是最高意义上的创新力量。制度决定了人们的预期，是终极意义上的行为规范。[7]国际制度的核心道义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人类对共同利益和共同正义的追求，并提供了追求这些共同目标的平台，提供约束乃至阻止其他选择的机制，从而创造一种相互信任的预期，规定一种各国国际行为的基本规范。

制度的道义价值来源于人类对国际社会秩序化的渴望，来源于造就一种尊重彼此价值和准则、同舟共济的文化。[8]作为这一追求的象征和现实表现，国际制度并不仅仅反映霸权国的利益需求，更主要的是霸权国要具有前瞻性的眼界，具有以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能力。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制度的独立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它对霸权的制约也将愈加明显和具有根本性。[9]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制度道义价值的体现。

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主要表现形式即其合法性，而合法性也被视为国际规范和程序的核心问题。[10]如前所述，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在于，其创建、实施、修改和完善都是由众多国家参与的，得到后来者（后发国家或后参与国家）的认可，并通过国内程序得到了确认，而且其基本原则和规范得到各国尤其是各参与国的遵守。在现代社会，合法性与民主化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鉴于其创建、修改、完善需要各参与方的认可，国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主化的演进，也体现并加强了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正如伊肯伯里指出的，多边国际制度是创立和确保更加友善、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关键。[11]

国际制度道义价值的体现就是对国家间信任的培育。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上，猜疑和误解比比皆是，培育信任是一个充满挫折、需要善意和坚韧的过程，尤其是在大国之间，信任往往是稀有产品。[12]而国际制度提供了共有的原则和规范，改变着各国的自我利益观念，[13]故而成为培育信任的途径。

当然，在判断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之时，我们必然会注意到相关的民主赤字问题和滞后性问题。从民主化的角度看，国际制度赖以建立的原则具有天然的民主赤字特性。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现行国际制度加强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统治，是不公正分配的结果；而战后的国际制度是美国控制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西方统治精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道义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14]鉴于国际制度的惯性作用，国际制度对新的发展态势关注、反应不足，存在滞后性，例如，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奠定基础的，而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往往难以在国际制度框架上及时反映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损伤了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和规范能力。

国家对待国际制的根本性态度有两种，即所谓的原则性制度主义（Principled Institutionalism）和工具性制度主义（Instrumental Institutionalism），前者强调国际制度的价值理性，后者则强调国际制度的工具理性，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待国际制度似乎是一种人类本能性的反映。国际关系任何主流范式均不否认国际制度的工具价值。霸权稳定论将国际制度视为工具理性的产物，认为国际制度的产生与作用发挥均依赖早于制度存在的国家之意愿。[15]而新现实主义的代言人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制度或是空中楼阁，或是大国工具。[16]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作用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其工具价值上，即国际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在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社会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没有国际制度，则国家间协议无法达成。[17]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制度的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有效性上。[18]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等主观性因素在国际制度形成和变迁中的作用，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国家的国际行为，对国家行为构成战略性制约。

国际制度的创立实际上就是其工具性价值的起始。政治家在致力于制度创新时必然存在有所选择的动机，[19]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在创立国际制度时必有其利益上的考虑，国际制度往往成为霸权国利益和权力的延伸。

国际制度创立之后，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相对独立发挥作用的变量。总体而言，国际制度可为所有参与国提供便利，堪称利益均占的制度安排。[20]具体言之，国际制度一方面在客观和主观上加强了霸权国的实力，甚至成为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霸权并延缓霸权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对霸权构成约束和制约，从而成为其他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工具，尤其是，国际制度给予小国发表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促进全球制度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工具性作用。[21]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霸权的工具作用有着关键性意义。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完全倚重国际制度，但国际制度注定是霸权国外交战略的起点。当霸权国以宽泛的方式界定其国家利益，将全球利益纳入其中，一定程度的单边主义更有可能被接受。霸权国家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如何将压倒性实力转化为一种与其价值观及其利益相辅相成的国际共识和普遍接受的规范。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制度既对霸权提供了制约，也为束缚他国的手脚从而服务于霸权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因此而成为成就霸权的最佳路径和战略工具。[22]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制度也会对霸权国构成战略约束，从而阻遏其单边主义行动的泛滥。[23]

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制度往往滞后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战略演变，因此防止国际制度制约和左右自己的行动自由就成为霸权国时常的思考。国家制度的工具价值也体现为其他国家所利用来制约霸权利益，而霸权国家不堪承受制度成本而改造之。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判断，“人们为实现某种目标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结果不符合初衷，我们就要修改制度，直至制度能够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结果。”[24]如此，国际制度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脆弱性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展露无遗。

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和工具价值都指向其目标核心，即对国家认识和利用国际制度提供战略思考的空间，鉴于此，如何从战略上认识国际制度的价值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从战略的角度讲，国际制度首先是主导国家传播其文化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以美国为例，其“上帝选民”、“山颠之城”、“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观念使得美国将其命运与国际政治的改革密切相关，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最强大的动力，它促使美国成长为制度性霸权。[25]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内化为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普世价值也因此展现和固化。随着这些制度内嵌性的增强，潜在的对手越来越难以确立一套竞争性的规则和制度。鉴于此，既有霸权变得高度制度化，而新的、乃至更强大的国家（集团）有意建立另一种秩序，改变这些制度性规则乃至其隐含的政治文化价值也是困难的。[26]

其次，国际制度是建构霸权和维护霸权的主要途径，国际制度是防止霸权衰落的途径，也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国家改变其国际地位的途径。一般而言，国际制度是霸权最为得心应手的战略工具，建立霸权以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的吸引力，但是将霸权制度化、结构化的过程，却往往是确立国际规则和规范、组织化的过程。霸权确立之后，国际制度作为结构性权力因素和进程性变革因素，均成为维护霸权和防止霸权衰落的途径。对一般性大国而言，国际制度是确立合作和协调途径的制度化方式，有利于降低大国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误会与冲突，从而构建了大国合作的制度框架。此外，国际制度也往往成为大国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主要国际场所，从而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对崛起大国而言，国际制度首先提供的是外在的国际性约束，大国为改变国际地位而采取的国家制度战略主要有对抗和融入两种途径，而在现在的时代参与国际制度被视为建设性的途径。

与此相对应，国际制度也是制约霸权国、约束崛起国家的主要途径。国际制度为霸权国家之战略利益的追求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对霸权提供了约束。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指出，“我们每天都在接受对我们完全行动自由的限制。……我们缔结了4300多个条约和国际协定，其中三分之二是在过去25年间确定的。每一个条约至少都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27]另一方面，在主权国家的体系全球化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平等主义愿望和民主性的增强，国际制度的刚性在增强，即使超级大国也可能越来越无力支配国际制度。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形式的权力转移都有所加速，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昔日的铁律——权力变迁尤其是大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导致冲突——并没有发挥作用，[28]大国合作关系依旧稳如磐石，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制度网络体系所发挥的稳定和协调作用。

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制度甚至成为一种战略，成为所有参与国赖以维护、拓展利益的重要战略。尤其是，国际制度战略越来越成为霸权国所主要倚重的战略模式，国际制度甚至成为霸权的延伸触角，同时也是挡箭牌。笼统而言，一旦霸权确定之后，其核心目标就转为见微知著、确定潜在的敌手，而崛起大国与霸权的关系往往是检验国际制度之战略价值的最佳标尺。当然，作为一种战略，国际制度不仅对霸权国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对其他国家的战略意义也不可小视。尤其是，对崛起国家而言，国际制度往往成为其实力的新增长点，它们往往会通过适宜的国际制度战略实现其战略利益。例如，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向国际社会开放，开始将国际制度视为维护和拓展其国家战略利益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正在走向成熟。[29]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以上对国际制度道义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意识到国际制度之战略价值的局限性，对任何国家而言，实力，或者准确地说，硬实力（Hard Power）是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仅仅依赖国际制度是不够的。[30]进一步说，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难以摆脱反映大国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鉴于此，客观认识国际制度之战略价值的脆弱性也是必要的。

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战略

在对美国制度与霸权战略的关系进行剖析之前，有必要对霸权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在中西文中，霸权（hegemony）的褒贬之义截然对垒。据考证，“霸”原义是每月初见之月，后假借为“伯”，即诸侯之长。周王室衰落，诸侯兴，故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孟子首开王霸之辨，强调王道基于仁义、实行仁政，而霸道则凭借武力征服他者。朱熹把王道与儒道统一起来，构成了王道与儒道、内圣与外王、伦理与政治的统一，将孟子的尊王贱霸思想形而上学化。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的侵略、欺压，霸权在民族认同中成为对恶行的集中概括。故《现代汉语词典》将霸权定义为“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31]

在西文中，霸权没有贬义，[32]至少是中性的，甚或有着合法性的含义，如霸权稳定论本身就包含着霸权具有一定合法性的假设，也不乏对霸权的肯定。[33]美国出版的《韦氏新世界大辞典》将霸权界定为“领导、权威或影响，常指在联盟或邦联中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政治支配地位（political dominance）”。[34]西文的霸权来源于古希腊语Hegemonia，指的是城邦联盟的领导者，这种领导地位意味着可以组织动员联盟财力和指挥联盟军队，但并不包含对联盟成员内政的永久政治权力。[35]

意大利政治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霸权的分析迄今最为深刻。葛兰西指出，霸权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权，霸权的核心不在于强制和暴力，而在于能够造就共识，即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成功地塑造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建立霸权也就是塑造共识的过程，故而霸权突出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36]

考克斯（Robert Cox）继承了葛兰西的分析模式，并创造性地提出霸权是一种关于秩序性质的价值结构与理解结构。他指出，霸权意味着支配性大国创造出以观念意识的广泛共识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它以确保主导国家的主导阶级的至上地位、同时提供让其他弱国满意的原则和措施来发挥领导作用。[37]约翰·伊肯伯里和查尔斯·库普宸（Charles A. Kupchan）接续此定义，指出霸权具有社会化的功能，即将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内化为次级国家的主导思想意识，并辅之以物质权力的刺激和惩罚。[38]

沃伦斯坦则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霸权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霸权国家工农业生产之显著优势导致它在世界贸易的商业分布范围中占据主导地位，随之带来大量的世界转口贸易所产生的相关利润，以及对“无形贸易”——运输业、通讯业和保险业——的控制所产生的相关利润。商业优势转而引起对银行和投资等金融部门的控制。基于此，霸权国家的生产、商业、金融优势是依次递进的。一个国家同时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优于其他中心强国就是所谓的霸权。[39]他对霸权的定义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失衡，导致一国能够大体上将其规模和意愿强加于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40]沃伦斯坦进一步指出，霸权指的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尚未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情形。霸权国的目标就是把世界体系锻造为世界帝国。[41]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从国际规则（国际制度）的角度对霸权进行了定义。约瑟夫·奈指出，“霸权是一个国家非常之强大，足以单独维系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原则，并有这样作的意愿。” [42]基欧汉强调，霸权国是有能力确保管理国家关系的核心原则、并愿意这样做的国家。[43]按照该定义，霸权建立的基础条件是：实力与意愿。具体地说，霸权国的标志就是该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拥有超出国际体系中诸国的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实力；而且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对国际事务、国际体系和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干预乃至控制的意愿。霸权国建立霸权的手段或方式就是建立管理和控制国际事务、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制度，并胁诱其他国家参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系。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构成对国际体系统治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权力的分配、威望的等级以及统治或至少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规则，并强调“居支配地位者把规则强加于较弱小的成员”。[44]

以上对霸权定义的概述，实际上也隐含指出了霸权的某些形式及其采取的常规战略。实力是构成霸权的基础，也是霸权追求的目标，所以权力霸权——包括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等——是常规性的霸权形式。鉴于霸权往往在文化和观念方面所具有的先进性，文化霸权也是霸权国家所追求的重要目标，秦亚青称之为“霸权体系的最高形式”。20世纪是国际制度的发展机遇期，而霸权也将国际制度视为建立和维护霸权的根本性战略途径，所以，作为新的霸权形式，制度霸权的作用受到格外的重视。[45]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制度成为霸权国建立、维持和扩展其霸权的主要战略舞台和战略途径，尤其是，国际制度战略为美国提供了与大英帝国不同的充分介入世界事务的权利，国际制度甚至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结构的一部分，[46]故笔者将国际制度战略视为美国“霸权之翼”。

首先，国际制度安排是霸权体系结构的核心，国际制度也成为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和霸权结构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而霸权的核心是一种国际社会认可的、关涉国家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47]霸权国家主导着控制特定时期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48]作为世界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它也必须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公共物品，即承担各领域的制度建设成本。[49]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霸权从其他国家对国际制度的遵从之中获益，其作为类似于建立和实施税收制度。[50]通过国际制度，霸权国能够以低廉的代价建立明确服务于自己长远战略利益的体系结构来控制世界政治经济，又使弱小国家相信自己的安全。概言之，国际制度安排是霸权体系结构的核心。国际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合作行动不可能或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霸权往往愿意独自承担国际制度的建设成本，这就是罗马治下和平（Pax Romana）、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美国治下之和平（Pax Americana）的重要根源。[5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建立霸权的机遇。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二战使得美国一度占有世界财富的40%，在生产效率、工业、商业能力、金融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并主导着欧洲的战后经济重建，美国国力之强盛“令人难以置信”；美国的军事力量大大超出世界其他强国，并一度垄断原*子DAN，它在全球建立战略基地，并拥有向任何地区投送兵力的能力；作为战时三大盟国之首、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核心，美国的政治意愿和设计基本得到其他主要国家的配合。美国不仅拥有影响和管理的实力，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自立国之日起，美国就把自己当作“自由的灯塔”，坚信自己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是安排整个世界，把人类引向“新的耶路撒冷”。[52]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认为，“1918年，在差不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世界领导权已奉献给美国，……但被拒绝了。”[53]其原因不仅在于英国霸权依然残存，也源于美国尚不具备建立霸权体系的实力和意愿。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许多美国人视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到来的前奏，影响美国至深的孤立主义思想退出外交决策圈，建立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的根本性外交目标。

美国建立霸权的方式就是在各个领域建立国际制度，填补英国霸权崩溃造成的真空，从而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作为基于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美国建立的霸权也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论者认为，美国霸权之所以被接受，与其开放而可进入的国际制度有关。[54]大多现存国际制度是由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建立的。[55]这恰恰验证了基欧汉等学者的观点，即国际制度的创立与霸权国的出现和积极鼓励密切相关。[56]按照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美国霸权首先在经济领域建立起来。[57]英国在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上就已经无法起到世界性的领导作用，并把“制定世界计划的角色”留给了美国。[58]美国建立经济霸权的标志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后者也被看作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果。[59]自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关贸总协定（GATT）所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以取代国际联盟，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驻军欧亚，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军事战略网。而且，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也随之呈现“扩张”态势。[60]这些国际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协作，构成了美国的霸权体系。“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来临了。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中，国际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美国而言，这些国际制度体现出来的主要是美国政治-文化观念，反映着美国式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原则；美国按照其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力求它们遵循这些行为规范。[61]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制度是美国重要的权力资源，在他著名的“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中，国际制度即被视为软权力的重要成分。[62]对其他国际行为体而言，国际制度不仅是霸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是它们所需求的物资，因为国际制度的建立从某些方面上也符合它们的期望；国际制度不仅被视为降低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也被视为创立责任的原则，在国际制度范围内达成协议要比制度之外方便得多。既然国际制度是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创立的，则违背制度规范不仅有损双方获益的制度安排，也将破坏违反者的声名，从而损害其未来制定协议的能力，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虑及的；[63]由于美国霸权的巨大投射力，国际制度对它们的影响和制约更显强大。另外，美国霸权提供的是一种“庇护性领导”（Paternal leadership），[64]美国并非仅仅垄断他国必须遵从的条款，而且鼓励他国参与制定；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制度不仅体现着基本原则、规范的创新，也体现着某种延续；这些国际制度不仅影响着其他国家追求利益的方式，也影响着它们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及其国家利益的判定，塑造着它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案。[65]概言之，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制度为美国霸权提供了便利的权力资源，并成为美国霸权资源的延伸和新要素，其本身也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制度霸权”。当然，国际制度建立之后，也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并对霸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霸权国也必须遵循自己创立的国际制度，尽管后者并不总是体现或维护前者的利益。当然，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做出让步，维持稳定。”[66]

其次，国际制度是霸权护持的主要途径。一般而言，霸权体系结构建立之后，霸权的主要任务就从建立霸权转向维持霸权，或霸权护持。一个以经济开放、互惠和多边管理为目标的霸权体系是具有合法性的，[67]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其霸权也成了美国必然的战略选择。国际制度可以降低霸权国维持霸权的成本，但其自身所具有的多边主义精神却是导致霸权削弱的内在根源。鉴于此，当霸权国力量强盛之时，国际制度自然是霸权国得心应手的工具；当霸权国力量式微之时，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战略制约意义更容易显现出来。换言之，霸权所追求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国际制度所秉持的水平协调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张力，使得国际制度成为霸权的烫手山芋。基于对国际制度效用的理解，美国一方面积极利用全球性国际制顿为其霸权利益服务，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实施战略性自我约束，[68]另一方面并不放弃传统维持霸权的战略途径。这具体表现在，美国首先在团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筑意识形态对抗阵营方面不遗余力，联合西方国家、以多边主义协调方式改造资本主义体系，以联盟制度建设的方式处置德、日问题，这些均可视为美国霸权的制度创新；[69]其次，针对某些对美国霸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地区，美国均进行干预乃至军事干涉；针对可能的挑战国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美国一方面利用国际制度作为制约其发展和战略利益的舞台（如对前苏联），另一方面也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其纳入其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如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其三，在金融、贸易、投资、教育、卫生等低度政治领域，美国则继续主导或联合其他国家创设国际制度为其霸权利益服务。美国建立和维持霸权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建立广泛的盟国体系，倚之为霸权依托。但在涉及关键性战略利益之时，美国常常摆脱国际制度和盟国的牵制，采取单边行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霸权曾一度衰落。霸权的衰落使得承担义务与资源平衡成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核心课题。[70]对既有的国际制度，美国从对自己利益的制约采取“宽容的忽略”变成了对其他国际行为体利益的“恶意的忽视”，成为一个掠夺性的霸主。[71]由于美国实力的下降与意愿的改变，既有霸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冲突愈加频繁。

制定国际制度并监督协调其执行、提供公共物品、保障世界秩序是霸权国的职责。美国霸权的衰落及其职责的放弃，必然导致国际制度的震荡。1971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终止固定汇率制、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就是一个明证。但这种震荡并未完全导致国际制度的崩溃。实际上，这时国际制度的独立作用才得以较充分的发挥。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有两种：（1）霸权国通过一系列组织化安排维持着对他国行为某种程度控制的控制性制度；（2）在霸权销蚀过程中替代控制性制度的保险性制度。[72]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使西方世界品尝到既无霸权也无国际制度的痛苦，从而导致了1974年国际能源规划协议的签署和国际能源署（IEA）的建立，基欧汉称之为“霸权后合作的形成”。该制度就是一种保险制度，它替代了霸权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提供指导原则的职能，以及通过协调建立原则的方式。除新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建立起来之外，原有的国际制度也继续发挥着作用。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联合国奠基者确立的基本原则得到强调，联合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缓冲乃至政治协商的场所，从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协作精神也得以保留，国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规则继续得到遵守；自1975年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逐渐成为协调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制度，大国协调代替了霸权管理的部分权限。由于世界日趋相互依赖，自由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制度安排是起到较大作用的。但是，由于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行为体，而国际制度不具备超越国家的权威性，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当某种国际制度对霸权国有损无益且不断使它处于不利地位时，霸权国就可能推翻之，如果它有能力承受为此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霸权受到特定国际制度的制约，它从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获得了利益，也为此付出了相应的机会成本。

再次，利用和改造国际制度是霸权延展的主要方式。冷战的结束终结了美国衰落的神话，美国霸权浴火重生，单极霸权、单极时代成为美国必然的战略追求。然而，美国所强调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行动”并没有排除国际制度手段的采用。阎学通就此指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从美苏争霸转变为美国称霸与几个强国不接受美国霸权。……美国在取得霸主地位后，便想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霸权体系，这种战略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争霸策略有一定的相似性。”[73]

冷战结束不久，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倡议建立世界新秩序。此后，美国致力于抢占21世纪的制高点。经过十数年的探索，通过启动北约东扩、强化美日同盟、调整美中关系等外交实践，美国基本确立了建立单极霸权的跨世纪战略总目标，并从安全、经济等不同领域就全球、地区、国家等不同层次规划战略蓝图。其基本战略部署是：在政治上，构造由美国领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以此为中心建立世界新秩序，弱化联合国机制的作用，使之限定在人权、环境保护、人道主义干预等领域；在经济上，构筑以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以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加快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构筑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在军事上，实施“塑造-反应-准备”战略，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在地区安排上，立足本土和美洲大陆向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同时出击，构筑三洋战略机制；确保在欧洲的霸主地位，把北约作为在全球实施军事干预的工具；确保并推进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积极参与亚洲问题的解决；推行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确保在中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看出，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想是：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北约军事干预为样板，以参与制定国际制度为诱饵，联合西方盟国、诱压崛起大国或未来强国、打击“无赖国家”，建立单极霸权体系，实现21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的梦想。在美国的霸权体系设计中，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是美国霸权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为“硬权力”（Hard Power）；而制度霸权则是其霸权体系赖以维持的侧翼，是为“软权力”（Soft Power）。具体地讲，美国在全球扩张自己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以此塑造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根据自己的战略安排继承或修改现有的国际制度，制定新的国际制度，使之成为全球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诱迫他国接受自己的制度安排，从而巩固自己的制度霸权；对不服从或意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则以硬权力进行无情打击，保证美国对整个国际事务的控制权。秦亚青教授就此总结指出，由权力霸权转向制度霸权是后冷战时期国际进程的典型特征，美国推行以硬权力为核心的权力霸权，也加强对国际制度的作用，同时还大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所以这是比历史上任何霸权都全面的霸权体制。[74]

乔治·W·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彰显。布什上台一年多，美国政府撕毁国际条约和违背的联合国协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过去20年的总和还多。从《联合国海洋法》到《京都议定书》，从《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古巴或伊朗实施的境外贸易禁运、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改革到拒绝国际刑事法庭，美国的单边主义无所不在。[75]“9·11事件”使美国转而在某些重大议题上倚重国际制度，但利用国际制度、改造国际制度才是其核心战略设计。例如，将先发制人视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决定了美国的目标是确保优势地位，而不是追求全球战略平衡；[76]强调以菜单式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a la Carte）取代宪章式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a la Charte）——即任务决定联盟——意味着美国对国际制度的战略发生了转移，[77]即对国际制度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78]在利用国际制度的同时拒绝接受多边主义的束缚。与此同时，布什政府非常注重国际制度创中的先行者优势，积极谋求海上拦截检查等新领域的国际制度建设的主导权。

对这种新的进攻性态势，美国的战略家深为忧虑和担心。约瑟夫·奈从软权力的角度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为基础的良性霸权战略。约瑟夫·奈指出，当今世界像一个三维棋盘，从棋盘最上方的军事方面看，世界的确是单极的，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从棋盘中部的经济方面看，世界是多极的，在贸易和金融稳定方面，没有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无法实现其目标。从棋盘底部的跨国界关系方面来看，大谈美国霸权是不明智的，美国无法单独应付这些问题，需要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帮助。鉴于此，美国应放弃咄咄逼人的单极霸权战略，其大战略首先必须确保生存，其次必须集中精力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美国从这种战略中获得的是双重收益，尤其是美国实力被视为合法化。[79]其他学者也明确地指出，从霸权最为野心勃勃的目标而言，承认霸权面临的限制是必须的。即使美国的实力无与伦比，它不可能独行其事，美国应该倚重国际制度，寻求建立在确保美国价值观与利益基础上的全球共识才是可行的战略。[80]

在笔者看来，鉴于国际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及其曾在并继续在美国霸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决策者不可能弃国际制度于不顾。随着全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将重新回到传统的制度战略轨道，作为霸权之翼，国际制度战略的作用将愈加重要，美国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崛起大国）将更加倚重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

注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02CGJ005）的阶段性成果。

[1]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Survival, Vol.46, No.1, Spring 2004, pp.7-22.

[2]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0页。

[3]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s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 Winter 1998/1999, pp.43-78.

[4]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1-13.

[5] Oran Young et al, Polar Politics: Creat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23-261; Rittberger et al,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East-West Relations, London: Pinter, 1990, pp.9-63.

[6]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pp.1-13.

[7] 李风圣：《制度高于技术》，载《读书》2005年第4期，第86-93页。

[8] 让-马克·柯伊考：《国际组织与国际合法性：制约、问题与可能性》，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年第19卷第4期，第21-33页。

[9]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82-96.

[10] 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ume 14, No 3, Fall 2002.

[11]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s Postwar Order”, pp.43-78.

[12]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6-20页。

[13] 吉恩·莱昂斯：《国际组织与民族利益》，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2期，第81-96页。

[14]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17-248; Robert Cox,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6. 有识者指出，从长远看，国际制度是对西方规范主导国际关系态势的否定，但目前这一判断主要还是学理性的。参见：刘杰：《试论国际机制中的西方规范问题》，载《世界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第42-46页。

[15]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1984, p.243.

[16]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载《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40-48页。

[17]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108.

[18] 关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参见门洪华：《合法性、有效性与局限性——评估国际机制作用的理论框架》，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冬季卷（总第24期），第137-175页。

[19] 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pp.1-13.

[20] 奥兰·R·扬：《世界事务中的系统论与社会论——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2期，第15-28页。

[21] 对小国特别是非常小的国家而言，国际制度是其外交的重要舞台。国家越大，实力越强，它们对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就会超过多边制度，它们对多边制度的态度越复杂。参见：Daniel Deudney and John Ikenberry, “Realism, Structural Liberalism, and the Western Order,”,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4; W. Michael Reis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rvival, Vol.41, No.4, 1999-2000, pp.62-80.

[22] 类似看法可参见：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8; Joseph S. Nye, Jr., “The New Rome meets the New Barbarians”,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02, Vol. 362, No.8265, pp.23-25.

[23] G. John Ikenberry, “Why Export Democracy? The ‘Hidden Grand Strate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3, No.2), Spring 1999. See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exdem.htm.

[24] 诺斯：《改变中的经济和经济学——诺斯2002年3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2年第13期（2002年4月2日）。

[25] W. Michael Reis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p.62-80.

[26]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s Postwar Order”, pp.43-78.

[27] G. John Ikenberry, “Getting Hegemony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1, pp.17-24; Edward Luck, Mixed Messages: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19-1999, Washington: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61.

[28]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9] 具体分析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0] Joseph S. Nye, Jr.,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No.2, April 2002, pp.233-244.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32] Jane Boulden and Thomas Weiss, “Tactical Multilateralism: Coaxing America Back to the UN”, Survival, Vol.46, No.3, Autumn, 2004, pp.103-114.

[33] 如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指出，霸权指的是主导国家部署权力和说服力，以维护地球、防止战事、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商业和文化交流。参见：Patrick Karl O’Brien, “The Pax Britannica and American Hegemony: Precedent, Antecedent or just Another History?”, in Patrick Karl O’Brien and Armand Clesse, eds., Two Hegemonies: Britain 1846-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2001,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4.

[34]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New York: Dorset & Baber, 1979, p. 841.

[35]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6; Nail Ferguson, “Hegemony or Empire? ”,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3.

[36]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7]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

[38]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 3, Summer 1990, pp.283-315,

[39]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pp.38-39.

[4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41] Immanuel Wallerstein, “Three Hegemonies”, in Patrick Karl O’Brien and Armand Clesse, eds., Two Hegemonies: Britain 1846-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2001, pp.357-361

[42] 转引自：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4.

[43]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234.

[4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8页。

[45] 相关分析参见如下文献：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页；秦亚青：《制度霸权与合作治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第10-12页；秦亚青：《权势霸权、制度霸权与美国的地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6-8页；等等。

[46] 综上所述，笔者所称的“美国制度霸权”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国际制度是美国追求和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途径；第二，国际制度发展成为结构性因素、权力要素，从而成为美国霸权的组成部分。

[47]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pp.43-78.

[48] G. John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p.375-400.

[49]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 pp.355-386.

[50]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4, Autumn 1985, pp.579-614.

[51] 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4页。

[52] Albert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 pp72-77.

[53] Edward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234.

[54] 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pp.1-13;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pp.43-78;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0, pp.35-50.

[55]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50.

[56] Robert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3;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p.32-38.

[57]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95页。

[58]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的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59] Robert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7.

[60]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2页。

[61] 参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e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nationa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186.

[62] 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三个方面。参见：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188 & p267.

[63]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126.

[64] Klans Knor, The Power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25.

[65]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p.192.

[66]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85.

[67]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Hegemony and Futur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3-145.

[68] 约翰·伊肯伯里强调指出，战略性自我约束是美国霸权的创举，也是美国得以维系其霸权的法宝，是冷战后美国霸权体系得以延续的关键。参见：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pp.43-78.

[69] 叶江：《冷战、美国霸权与全球化——冷战史研究新视角》，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78-84页。

[70] 李普曼认为，这是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参见：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A.W. Sijthoff Company, 1943, p.7.

[71] John Conybeare, “Public Goods, Prisoners’ Dilemm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4, Vol.28, pp.5-22.

[72]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122-125.

[73] 阎学通：《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58-66页。

[74] 秦亚青：《制度霸权与合作治理》，第10-12页。

[75]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p.155.

[76] Clin Dueck, “Ideas and Alternatives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000-2004”,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2004, pp.511-535.

[77] Shashi Tharoor, “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3, May/June 2003, pp.67-80.

[78] 俞正梁、颜声邦：《美国行为及其根源》，载《毛**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第73-81页。

[79]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pp.137-171.

[80] Larry Korb and Michael Kraig, Strategie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Task Force Report of the Strategie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The Stanley Foundation, October 2003,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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