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种学科史视角的鸟瞰(上)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0 19:42
标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种学科史视角的鸟瞰(上)
　　自一次大战后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西方问世以来,①这门学科今天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学科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形势和国际事务的复杂变化不断地凝聚起了促使人们进行探索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该学科80来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学说、流派及方法层出不穷、竞相斗妍,扩大并丰富了人类在该知识文化领域的积累,从而证明了它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术之林中的价值及生机。从世界范围来看,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该学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所谓的“话语”优势。我国则起步较晚,目前中国学者正在为探索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体系而努力,尽管在国家地位和意识形态方面,我国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思维的指导,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理层面上了解和掌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及建树,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西方国际思想的传统

国际关系学科经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国际政治”、“国际研究”、“世界政治”等,这些词语可以在一般意义上通用,尽管它们多少体现了研究旨趣的差异。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随着这门学科的成长出现过许多讨论,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多种表述,总体上我们不妨概括为是一门关于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及状态的变化规律的学科。由于迄今为止主权国家仍然是所有国际行为体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许多学者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间政治关系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当然也不乏学者认为,国家的中心地位因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而受到了削弱,故应重视有关人类跨越国界的一切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定义之辩反映了人们看待这门学科的不同视角和侧面,但有助于我们整理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大致的知识边界。据此可见,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似可包括: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外交和对外政策、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国际政治与经济、国际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战略和地缘政治、军控和国际安全、国际史和外交史、种族和民族主义、宗教和文明比较、国际法和国际伦理、全球化和地区发展、人权和国际干预、人口和环境等。也许任何开列的菜单都难以做到准确或周全,更何况人类实践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拓展这个领域的知识范围。这里的16项内容中有不少相互交叉的地方,但是明确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国际关系涉及的是一个多么宽广却又极其独特的领域。那么它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与国家的内部关系相比较,国家间关系却是无政府的,在由领土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合法权威,因而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一种无政府环境中的人类行为。换句话说,这种人类交往与互动关系的社会性是隐含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的,从而使国际体系看上去既充满了矛盾斗争又交往共存,既历经变化又经久不息。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国际关系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并展现出它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去探寻它的奥秘。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人类国际关系实践活动的系统反映和概括。它为我们观察国际事务提供包括概念、假设或变量在内的分析系统,用以描述、解释、推断、预测和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现象,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②理论本身并不等于规律,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改善对国际现实现象的认识,发现规律。和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只有单一的模式,在思维取向上可以是历史—哲学型的、思辨—规范型的或科学预测型的,在分析层次上可以是宏观的、中层的或微观的,在方法上可以是归纳的、演绎或综合的。③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通常是指形成某种国际关系思想体系的学术流派及理论分析框架,它为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从另一方面看,国际关系学科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它被高墙封闭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边界是开放的,与其他学科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交叉重叠,如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因而它又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吸收和整合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说到底,人类国际关系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理论在学术流派、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而不同理论流派或范式之间的争论则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演进。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关键。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远而丰厚的思想渊源。实际上,在国际关系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问世之前,国家间关系早就成了西方特别是欧洲思想家和外交实践家思考的对象。这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关,因为由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而构成的国家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条约为标志),就是在欧洲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向近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长期演变的结果。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同步,我们看到一长串有关国家间政治和国际事务的陈述,如马基雅维里关于权力的雄辩、让·博丹对主权的界定,托马斯·霍布斯将人类社会类比成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的描绘、雨果·格劳秀斯对国际法和人类理性的推崇、卢梭关于人类自由平等和社会契约的宏论、大卫·休谟对势力均衡的阐发、埃德蒙·伯克关于革命对国际秩序影响的展示、康德对人类持久和平的理念,黑格尔对民族国家绝对权力的精神思考、兰克关于大国方面的阐述、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继续的论断、马克思对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革命性批判,霍布森的和列宁的对帝国主义的评析,以及黎塞留、坎宁、俾斯麦、索尔斯伯里等外交家关于外交事务的文件、通信、回忆录,等等。它们大多蕴含或埋藏在国际法、政治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著述和文献里面,但这些虽然分散却又绵延不绝的思考构成了西方有关国际关系思想的传统,为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专门学科领域内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成为人们研究国际关系时重要的知识源泉。④

根据英国国际关系学家马丁·怀特的经典表述,几个世纪来西方国际思想主要可以归结三大传统,即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格劳秀斯式的理性主义和康德式的革命主义。马基雅维里式传统把冲突和彼此的战争看作是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各国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国际政治无道德可言。格劳秀斯式传统既看到冲突也看到了合作,国际社会虽不存在至上权威,但可通过外交、国际法、均势和大国协调这些机制保持运行,各国遵守国际社会的道德与规则符合其本身的利益。康德式传统则把国际关系归根结底看作是组成国家的人的关系,人类社会最终注定要荡涤现有国家体系,人类的天职就是要为实现兄弟般的人类大家庭而奋斗。⑤它们每一种传统都强调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要素,分别是无政府性、国际交往、人类共同体,都关系到对国际关系本质的理解。但国际思想实际上要纷繁复杂得多,所谓传统只是代表了一些已被承认的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式,体现在具体的国际关系思想家和实践家身上则不能简单化和截然分割。例如,俾斯麦的思想可能是介于马基雅维里式传统和格劳秀斯式传统之间,伍德罗·威尔逊的思想介于格劳秀斯式传统和康德式传统之间,斯大林的思想介于康德式传统与马基雅维里式传统之间,即使马基雅维里本人,也并非是百分之百严格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式传统。另一点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际思想的这三种传统无疑对一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生成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也决非是一一对号入座。事实上,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类只是在需要加以区别的地方才有意义,不少国际关系思想大师是在不同思想传统或理论流派的分界线上踯躅求索,推陈出新而形成自己的解释和理论。所以我们说,国际关系的真理性知识存在于各种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学术流派及其理论的探讨和辩论之中。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主要知识谱系

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走过的80余年历程来看,我们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重要的特点:第一,各种理论思潮及研究方法的出现和演进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它们可能会从过去的国际思想传统或相关学科的知识宝库中吸取营养和灵感,但目的是要对现实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新问题、新趋向找到新的理论解释。英国几位学者几年前为他们编的一本评述学科状况的书取名为《80年危机,1919—1999年》是颇有寓意的,⑥变化中的世界总是使国际关系学科面临着催生新的理论解释的“危机”,理论每迈出重要的一步都与当时的现实背景密切相关。第二,尽管各种理论的视角、途径或所研究的问题领域不同,但是几乎都无法回避对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本质的理解,主流理论更是如此。对话和争论经常围绕着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财富与贫困等具有持久重要性意义的问题而展开,而居于中心位置的则是国际体系的可变性问题,即人类生活的国际共同体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加以根本性的变革。第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百舸争流”的多元局面,而不是单一的线性拓展。即使在某一理论或流派巩固了其主流地位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而理论的推进或范式的转变也在争论中实现。国际关系学者通常用三次大论战来概述它的历史沿革,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期直至80—90年代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流派的争论。事实上,通过这些论战,国际关系学科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以若干主流学派为代表的理论传统。我们认为这些传统不仅包括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的学派,也应该包括国际社会学派(因主要由英国学者组成,也叫“英国学派”)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在一个特殊重要的领域形成了包括不同派别的传统),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自成一统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在学术界有相当的公认。因此我们也把它们作为单独的部分放在这份对西方国关理论主要知识谱系的勾勒中,尽管这里所做的是极其简要的鸟瞰。

学科的生长: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当时的人们提出了非常迫切的问题:人类怎样才能不再重复灾难性的战争错误?这种强烈的愿望不仅给这门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动力,而且使创建国际关系研究的那些领军人物相信这门新学科能促进世界和平。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学科史上被叫做理想主义的浪潮,它一则是基于当时大西洋两岸(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之滥觞,二则更得力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关于建立****新世界理念的倡导。威尔逊相信把****的价值推广到欧洲和世界是消除战争和冲突的根本之途,按照人类理性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可以使世界不再是实力政治(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下“野兽出没的丛林”。许多知识界人士赞成威尔逊的观点,主张通过国际联盟(一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而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来消除战争的梦魇。因此在这门学科的处女地上,理想主义主导着理论的发展,代表人物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Ｎ安吉尔、Ｇ洛斯·狄金逊、ＮＭ巴特勒、Ｇ默里等⑦,他们的作品较集中地研究诸如战争的起因、国际法和道德规范、国际组织的作用此类课题。这里不妨提一下Ｎ·安吉尔的《大幻想》,他认为现代世界的战争只会造成经济上代价惨重、政治上四分五裂,现代经济文明中的国家对外部的依赖越来越多了,这将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和进步,使战争变得无用武之地。这几乎是后来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的前躯。

但是,理想主义面对20世纪30年代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显得解释乏力。经济大萧条使各国竞相实行损人利己的贸易保护,所谓的现代经济文明没有产生国家间的和谐合作;国际联盟形同虚设,从满洲、埃塞俄比亚到慕尼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世界正在被法西斯国家推入战争。国际关系学术界也随之从注重法理的理想主义转向对权力的现实评估,并引发了所谓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第一次大论战。对20—30年代理想主义思潮批评最深刻的要数英国学者ＥＨ卡尔在1939年出版的名著《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卡尔给理想主义的立场贴上了“乌托邦”自由主义的标签,指出“现代国际危机的深刻含义是乌托邦主义建立在利益和谐概念基础上的整个结构的崩溃”,而理解国际关系的正确出发点是国家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⑧这场论战表明,乌托邦自由主义带有较浓的乐观色彩,强调民主和谐与国际变革,现实主义则较多保守的悲观色彩,强调现实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冲突与国家安全。前者重在描述要创造的世界,后者重在描述现实的世界。

现实主义似乎注定了要成为引导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潮流,20世纪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和战后初期东西方对抗格局的形成,无不为现实主义的理论解释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在这次理论浪潮中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如Ｒ尼布尔、乔治·凯南、Ｎ斯拜克曼、Ａ沃尔弗斯等,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Ｊ摩根索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和和平的斗争》最全面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标准教科书。⑨摩根索等人的思想后来被叫做经典现实主义,他们的主要观点大致可概括如下:国际政治受制于人性深处的客观法则,是国家间在一种无政府环境下谋取权力和生存的斗争。民族国家的要务是保护和增进根据权力来划定的“国家利益”,它遵循的是“自助原则”,因为国家最终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持强大的军事是一种比经济更需要的阻止敌人进攻的力量,经济主要是用来获取国家权力和威信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倾向无所谓好和坏,关键看对国家的自我利益是否有利。道德规范不能抽象化,当道德要求与外交行为之间发生紧张关系时,对政治学家来说,问题应是这种行为对国家权力影响的结果。均势和外交仍然分别是维护和平和调节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⑩这里还需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者并不绝对排除国际秩序改革的可能性,他们断然否认的是像两战之间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进步和国际秩序的变革可以不经过权力斗争或战争风险而获得。

科学的转向:行为主义对传统主义的挑战

西方国关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科学化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兴起的所谓行为主义的浪潮及其与传统主义的争论有关。经典现实主义扎根于对历史学、政治哲学和法学的研究,这些学者使用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其理论解释明显建筑在对问题的判断和洞察力上面。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涉及价值考虑的规范性质,是故也被称为是一种传统主义的研究。与传统主义者不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特别在美国)所受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应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认为传统主义的观察固然令人印象深刻,摩根索等人对国际政治的不变规则做了大量断言,但是没有证据,而“权力”、“国家利益”、“均势”等是一些含糊不清、难以衡量的概念。受当时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主张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使它变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行为主义信奉者感兴趣的是大量可观察到的事实数据,精确的变量关系的确定、重复出现的国际政治行为的模式。对他们来说,国际关系的运行自有它的客观法则和模式,在科学的经验主义研究中可以得到发现和验证,并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做出预测,这是一种多么富有吸引力的学科前景。于是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模拟学等都涌入了这个学科领域,决策理论、冲突理论、一体化理论、战略与武器控制研究、和平研究、行为层次分析理论等也在行为主义浪潮的氛围中摆上了研究议程。美国学者ＫＷ多伊奇和莫顿·卡普兰都是倡导行为主义方法的代表,他们的著作《国际关系分析》、《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在当时名噪一时,有较大的影响。

这场学科史上的第二次大论战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论的之争,分歧主要不是在具体问题的结论上,而是在究竟应以怎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上。行为主义学者批评传统主义为历史主义多于经验主义,个案研究强于整体研究,满足于象牙之塔中无需经检验的理论,沉浸在把理论当作知识而不是作为工具的假想中,他们的想法是要用由坚实的科学证据支持的法则来代替传统主义的主观假定。而主要以英国Ｈ布尔为代表一批学者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辩驳,传统研究方法承认国际关系是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掌握历史、哲学和法律这些人文知识的人“走进”这个世界,进行公正无私的学术研究才能懂得它,“思考本身也即研究”;行为主义采取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的科学方法,无法产生对这个涉及法律和道德等复杂问题的国际关系领域的真正理解;行为主义所声称的“价值祛除”和客观性是大可怀疑的。如果说第一次大论战是现实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次大论战可以说没有分出输赢,两种方法(也可视为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和传统的解释学方法)其实都有可以互补的地方。有学者认为这场争论反映出美英两国国关理论不同的研究风格,美国重科学,英国重人文。但无论如何,行为主义浪潮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普遍加强了对使用科学方法的重视,为新的理论流派和范式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20世纪中期以后,一方面虽然战后的冷战格局从总体上说依然在延续,但国际关系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一度呈衰弱之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各国跨国合作的现象越来越多,包括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激增、区域整合取得进展等等。西方国关理论界继经典现实主义占据20多年主流地位之后,又经过“科学转向”的洗礼,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两种主流理论双峰凸起的局面。

70年代下半期已成气候的新自由主义与以前的理想主义在关于世界进步和改革的可能性上有共同点,但摒弃了它的乌托邦主义的极端色彩。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传统相对抗的学术流派,新自由主义到80年代已包括多种派别,如社会学自由主义强调跨国交流、共同价值观与国际和平合作的联系(Ｋ多伊奇的《政治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地区》),相互依存自由主义强调复杂相互依存使军事武力在国家关系中不再重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国际政治》),制度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和《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共和自由主义则强调民主与和平的联系(Ｍ多伊尔的论文)。新自由主义质疑现实主义的传统概念,指责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不恰当地把主权国家当作世界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把外交政策问题分成“高级政治”(安全、战争)和“低级政治”(经济和技术等)两个不同范畴,把武力看成国际事务的最终仲裁者。他们并不完全否认争夺权力和使用武力将会继续影响世界政治,但这种现实主义的观察镜全然漠视世界上出现的有意义的潮流和发展。在7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国跨国主义研究、世界秩序研究、理性选择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等蔚然成风(当然其中并非都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学派的共同标签是,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的规约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发展。

新现实主义在传统上与经典现实主义有一条共同的连接线,即都相信国际政治的主导逻辑是竞争和冲突、战略争夺和战争,可是两者并非一样的学说。新现实主义抛掉了摩根索理论的出发点,权力追求和安全意识不是因为人性恶的本源,而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所决定。它也力图排除道德判断的规范性因素,美苏两国意识形态不同而争权夺利的行为如出一辙,原因也是在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他们都要采取无政府状态下“自助”的生存方式。所以战后的现实主义传统到了新现实主义时出现了一个高峰,其标志是肯尼思·华尔兹1979年出版的名著《国际政治理论》,它已不再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描述性理论,而是高度简约的科学化理论,也称结构现实主义。在华尔兹看来,只有把着眼点放在国际的系统层次上才能真正解释发生在行为体单位层次上的现象,如为什么不同时期、不同的行为体单位在系统中的表现如此有规律?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的,而构成体系的行为体单位的国家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它们只有能力大小的差别),这种系统中的基本变量关系是:在无政府条件下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家行为。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铁的“法则”。

80年代美苏对峙复又加剧,军备竞赛变本加厉,而西方世界的贸易战也屡有发生,国际关系的现实似乎表明,新现实主义的解释要比新自由主义更接近实际。随着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强劲对立面的出现,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各种自由主义派别中脱颖而出,成为能在学理上与之抗衡和对话的主流理论,代表作即1984年的《霸权之后》(上面已提到)。基欧汉认为世界政治各种制度化的情况对国家行为有重要影响,国际制度有利于界定国家行为的意图和意义,并使各种合作和纷争能得以理解。他的理论同样具有简约和科学化的特点,其系统中的基本变量关系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如果我们用“国家中心主义—多元主义”来描述70年代下半期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传统的争论的话,那么其实它们看到的是由不同经验材料组成的不同的现实,然而到80年代中期两者的论辩已找到了一个分析的共同出发点,这就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已基本接收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无政府状态下追求自我最大利益的主要行为者的假定,即出现了所谓理性主义的《新—新综合》。之后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无政府状态对国际合作的限制性程度、国家行为受相对获益和绝对获益驱动的比例大小、国家优先目标是安全还是经济福利等问题而展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试图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规定《新—新综合》的具体内容和模式。到了90年代的新形势下,两种传统中都出现了与妥协路线渐行渐远的派别,分别如新经典现实主义和全球治理那样的理论。有必要指出,不少学者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构成了学科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其实这只是就主流理论之间争论的一面而言,在此期间发生的还有在西方国关理论界处于边缘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与主流理论的争论,这些方面的争论在我们看来或许更为深刻,我们放在下面的目中讨论。

注　释:

①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席于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这通常被看作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标志。著名外交史家ＣＫ韦伯斯特在就职演讲中说,“这是本国设立的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席,其他国家虽然也有教授与我履行相似的职责,但关于这门研究的原则并没有被普遍接受”。(ＢｒｉａｎＰｏｒ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Ａｂｅｒｙｓｔｗｙｔｈ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1919-1969,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72,ｐｐ.10-13.)

②ＱｕｉｎｃｙＷｒｉｇｈｔ,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1955,ｐ.26.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4-31页。

③也有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两大范畴,一为解释性理论,说明Ｈｏｗ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ｉｓ;一为规范性理论,说明Ｈｏｗ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

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曾就“是否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发生过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插曲,问题由英国学者马丁·怀特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而引起。实际上,他的意思是20世纪前不存在对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理论研究。(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Ｗｈ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见Ｈｅｒｂｅｒｔ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ｅｄ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1968,ｐｐ.17-35.)关于历史上西方政治理论家对后世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可参见肯尼思·Ｗ汤普森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Ｌｅｇａｃ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4),ＴＬ克努森的《国际关系理论史》(ＴｏｒｂｊｏｒｎＬ.Ｋｎｕｔｓｅ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2)。

⑤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ｌｍｅｓ＆Ｍｅｉｅｒ,1992.该著系根据怀特生前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稿整理出版。怀特对国际思想传统的概括是基于他的历史—哲学分析途径,并体现了他对西方文明价值的维护。虽然他的界定是否涵盖准确全面在学术上仍是可以斟酌的,但对我们了解西方国际理论学术史是一种非常有用和重要的参考。

⑥ＴｉｍＤｕｎｎ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ｏｘａｎｄＫｅｎＢｏｏｔｈｅｄｓ.,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ｙＹｅａｒｓＣｒｉｓｉｓ,1919—1999,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8.

⑦ＳｉｒＡｌｆｒｅｄＺｉｍｍｅｒｎ,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1918—1935(ＮｅｗＹｏｒｋ,1939),ＳｉｒＮｏｒｍａｎＡｎｇｅｌｌ,ＴｈｅＧｒｅｅｔ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1913),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ＭｕｒｒａｙＢｕｌｔ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ｍＴｗｏＷｏｒｌｄｓ(Ｎ.Ｙ.1934),Ｇ.Ｌｏｗｅｓ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1920),ＧｉｌｂｅｒｔＭｕｒｒｙ,ＴｈｅＯｒｄｅａｌｏｆＴｈ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1929)

⑧Ｅ.Ｈ.Ｃａｒｒ,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Ｃｒｉｓｉｓ,1919-1939: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1962,ｐ.62.

⑨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ｍ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6ｔｈｅｄｎ.(ＮｅｗＹｏｒｋ,1985),Ｒ.Ｎｅｉｂｕｈｒ,ＭｏｒａｌＭａｎａｎｄＩｍｍｏ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1932),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ｅｗＹｏｒｋ,1953),ＧｅｏｒｇｅＦ.Ｋｅｎｎ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ｈｉｃａｇｅ,1951),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1954)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Ｊ.Ｓｐｙｋｍ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1942),ＡｒｎｏｌｄＷｏｌｆｅｒｓ,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Ｗａｒｓ(ＮｅｗＹｏｒｋ,1940),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1962)

⑩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ＫｅｇｌｅｙＪｒ.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Ｓｔ.Ｍａ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1995,ｐｐ.4-5. Ｋ.Ｗ.Ｄｅｕｔｓｃ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1968),ＭｏｒｔｏｎＫａｐｌ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1964) Ｋ.Ｗ.Ｄｅｕｔｓ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ｒｅａ(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1957),Ｒ.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ａｎｄＪ.Ｓ.Ｎｙ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1977),Ｒ.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ｒ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198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1989),Ｍ.Ｄｏｙｌｅ,‘Ｋａｎ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ｅｇ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ａｒｔ1ａｎｄＰａｒｔ2’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12/1983,ｐｐ.205-235,ｐｐ.323-353. Ｋｅｎｎｅｔｈ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1979. Ｄ.Ａ.Ｂａｉｄｗｉｎｅｄ.,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3.

作者: 风中奇缘 时间: 2009-2-13 07:57
看看

作者: kimyuhua 时间: 2009-3-15 15:22
啊哦，下面的注释看不懂．．．．．．　不过谢谢哦

作者: hidonghu 时间: 2009-7-24 18:18
地对地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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