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外一些学者正如科学家、哲学家，新实证主义者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所认为：“理论作为高级智力产品，是不可化约的复杂心理过程的产物，理论体系是经验与理论、直觉与逻辑、分析与感悟糅合而成的整体。根本来说，它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可言说的复杂思维过程的产物?”（4）由此，波普尔提出了一种被称为“证伪主义”的“分界”原则：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并不在于它能找到许多支持自己的例证。相反，科学和一切非科学的分界在于，科学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并在检验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从而过渡到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反自然的历史主义”也认为，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远较自然世界复杂，充满着新奇性，没有规律可寻，也无法进行受控的实验和量化研究，所以对它的研究既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更不能进行预测。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检验也才能得出结论。《辞海》对“理论”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人们对综合感性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而达到的思维成果。”因此可以认为，理论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也并不神秘，理论主要源于社会领域的实践，是对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反应。因此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决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空中楼阁”，更没有什么“从学术到学术”的纯理论。连有的西方学者也承认，“个人、国家与民族是深处其历史文化、行为经验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应当有自己国家的学科?” （5）再者，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思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一国的国家利益。正如国内有些学者所说，“国际政治问题在表象上虽然是千变万化，但当剥笋剥到最里层时，终究会发现国家的内核。国家和它所追求的现实和长远的民族利益，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活跃、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6）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不同程度的会受到特定国家国家利益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英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诸如托马斯•霍布斯、约翰•弥尔顿、詹姆斯•哈灵顿、约翰•洛克等众多深刻影响后代的政治思想家。“英国之所以能够开创西方自由与宪政的传统，是与其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及其积淀形成的政治文化分不开的。”（12）英国历史学家希利（Sir John Robert seeley）曾经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的观点来论述大英帝国的政治史和殖民地政策史。这种历史感不仅认为要介绍历史事实，而且还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了解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才能实现。这和更注重分析结构的研究方法不同：后一种研究方法是截取经济关系或权利关系的横断面，然后以此为基础演绎出结论。亚当•罗伯茨教授同样在1991年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FaGuo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到了近代，最先明确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是查尔斯•曼宁。他认为相对于有中央权威的国内社会而言，国际社会的存在也是事实。不过它不不是以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人脑中的观念的产物。（16）而马丁•怀特（Matin Wight，1913—1972）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从某些方面来说代表了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主要特色。他不相信国际关系有什么“新纪元”。在他看来，国际关系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同的哲学流派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他运用历史的哲学的方法把这些争论分为现实主义流派（realism）、理性主义流派（rationalism）和革命流派（revolutionism），即“三R之争”，或者也可以把这三个流派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传统、格老秀斯传统和康德传统。此外，这三个流派不仅与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相连，而且也与以前的世纪相连。这里，怀特所说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过去半个世纪里的“现实主义者”，也包括现实主义的思想前辈。这也说明了，英国学派不仅仅注重事件史，而且也注重思想史——包括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史。当然这一点和一些把当代世界当作全新的学者不同，后者把研究古代思想史当成一种浪费。而怀特所说的理性主义流派意指“格老秀斯主义”，强调理性原则、国际对话，重视均势和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中既有冲突也存在合作，目标是要造就能“坚持法律和秩序、言行一致的人。”（the law---and---order and keeps—your—word men）。当然他也考察了当代的一些研究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学者。他讲的最后一个流派——康德传统，有点类似于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的一些观点，即断言民主与和平之间必然存在联系,希望有一代从事“变革、解放和说教的人。”（“the subversion and liberation and missionary men”）（17）。从这可以看出来，怀特理论的本质是欧洲哲学，而不同于当时正在流行的科学行为主义。
事实上，英国学派的这种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以后，英国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进化论者提出的把单纯的一系列进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欧近代文明作为所有文化顶峰的文化一元主义的现代“变种”。这一主张反映了存在于近代产业社会的各种状态中物质文化和生产社会的特征。“从提高物质文化的观点来看，它没有把所有文化加以同等对待；在其价值方面，也只把民主主义和自由视为人类最高的普遍价值和目标。”（20）在近代则是由于欧洲列强凭借其现代技术和工商业优势来侵蚀、瓦解或重新塑造了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生存方式。欧洲基于其先进技术、社会政治组织和扩张主义精神优势的那种军事力量击败了非西方民族的几乎所有武装抵抗。同时，欧洲文化则严重地动摇或损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众多人口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影响或左右了他们、特别是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21）对于此，布赞也毫不掩饰的认为，“欧洲民族优越论”是一个事实，因为成为第一个世界政治中心的既不是美洲，也不是亚洲与非洲，而是欧洲。所以欧洲的历史表明了这种优越论是由欧洲历史本身的发展所证明的。对于此，甚至当今西方学者如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仍然认为“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
（1）The English S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Richard Little , presented to BLSA Annual Conference ,20—22 December 1999,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9）William A .Callahan ,“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 School and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resented at IR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British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2 April 2002 第9页
（10）倪世雄 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序一
（11）John W.Burton “ World Society ”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第11页
（15）Steve Smith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Basil Blackwell Ltd. 1985,pp.xⅰ—xⅲ 转引：倪世雄 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92—93页
（16）Charles Manning,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acMillan,1962
（17）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Gabriele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pp.xi—xii，p7，p13，p15
（18）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3），1993
（24）The English S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Richard Little , presented to BLSA Annual Conference ,20—22 December 1999,University of Manche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