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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理论解析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0-30 19:41
标题: 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理论解析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曾经说过这样一段令人玩味的话：“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地打击。汤因比这里所指的“世界”实际是指西方之外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姑且不论这句话反映了汤因比怎样的一种心态，但它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个的历史现实，在长达四五百年的西方与非西方关系史上，从殖民扩张、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到“文化帝国主义”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主线。如何解释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涉及到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这些学科研究以不同的理论根据，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假说。本文在此依据国际关系学界的习惯用法将其归纳出三种理论模式：帝国主义模式、现实主义模式和文明的模式。这些模式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背景来解释西方与非西方关系。尽管认知角度和研究结论不同，但核心问题都是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动力，即什么因素导致了今天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格局。本文研究的方法是阐述和分析，目的是分析这些模式是否可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西方与非西方关系。
　
一、帝国主义模式

一般认为，帝国主义模式是由霍布森和列宁创立的观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种认识工具。这种模式认为所有社会现象，无论发生在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主要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所造成的。根据这一模式，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本质是经济关系，西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推动着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演变，从殖民掠夺到商品、资本输出，从政治控制到军事占领到文化帝国主义。

从历史渊源来看，这种模式受到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张理论的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15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17到19世纪，欧美各主要国家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全国性的劳动分工和全国性的市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商品又逐渐增多，这就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开发、占领国际市场。同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 然而，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迫使资本冲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国际市场。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是武力扩张，建立殖民地；然后，在殖民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进行强制性的国际分工，建立起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在对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特征和资本主义国家特征的某些分析，并把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失调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富人积累过多，大多数人则生活贫困，严重缺乏购买力，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严重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此爆发。为了缓解这种结构矛盾，资本家力图将其剩余资本投放到海外的冒险事业上以赚取利润，其结果就是帝国主义政策。尽管霍布森认识到19世纪后期欧洲对外扩张中有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即政治、军事、心理和宗教慈善性质的力量，但他坚持认为，帝国主义的主要成份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刺激其它力量并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导致以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为后盾，以军事为主要手段的帝国主义政策。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本质的理论和霍布森的资本输出理论，同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构成世界三大基本矛盾。这三大矛盾的激化，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成功。

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模式为研究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与非西方关系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在二战后这种模式至少受到了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支持和影响。一是拉丁美洲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二是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论。

依附理论批判了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忽视经济因素在政治中作用的做法，批评了西方学者把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情况完全归咎于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政治和社会进程的说法，强调了经济因素和国际环境对第三世界发展的重要制约作用。依附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存在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导致这种“中心－外围”结构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大幅度的资本积累，使拥有先进技术的西方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导致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中心”周围是模仿中心的技术、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并以畸形方式发展经济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构成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中心－外围之间形成一种依附结构状态，包含着一种极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不仅不能使外围国家赶上中心国家，而且将永远被排斥在中心体系之外。外围国家要发展，就要从各方面打破这种不合理的中心－外围结构，摆脱被支配地位，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宏大的全球体系理论。这一理论也从经济角度出发，强调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大地带。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根据“劳动分工”不同，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这个体系运转的基本动力在于“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存在于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这种不等价交换通过许多制度、机构方式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当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转换，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形成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区。

依附理论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一种中心－外围或边缘结构，而中心与外围、边缘之间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至于导致这种结构的原因，依附论认为是技术因素导致的，世界体系论则认为这一体系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是分工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体系中承担的角色。最后，两种理论都提出了改革世界体系的建议，依附论认为要打破中心－外围结构，必须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世界体系论则强调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才能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如果说依附论强调的是一种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世界体系论则是要对旧体系进行彻底变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通过研究资本的本质、资本扩张的动力及其历史进程，认为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阶段；自由主义认为由资本输出导致的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政策；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世界体系结构的特征，它们都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阐述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特征、动力及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些理论归并为帝国主义模式。

从理论上分析，帝国主义模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经济是国家的基础，经济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经济实力历来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具体到问题领域，它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经济因素不能说明西方与前苏联的冷战，“巴统”对中国的长期禁运和封锁，它同样难以解释美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惩罚别国。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其它的理论模式。

二、现实主义模式

现实主义模式认为，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它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权力是指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力量。根据这一逻辑，西方权力的增强必然表现为将拥有的权力有意识的向非西方扩张。

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是基于对人的本性和“自然状态”法则的假设。它假定人的本性是恶的，是自私以及被邪恶欲望所支配的。从圣·奥古斯丁到马基雅维利到近代的霍布斯、休谟、斯宾诺沙，都不乏关于人性本恶的论述。霍布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敌对状态”，即“自然状态”，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人们建立了国家（即利维坦），维护社会秩序。在现实主义主义权力政治看来，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权力是人的自然意志的扩大；国际社会处于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各国的利益不可调和，斗争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对外政策应以“维持权力、增加权力、显示权力”为目标。

自近代以降，西方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FaGuo、德国、美国无不是用赤裸裸的武力对付非西方，用军事实力操纵国际关系。直至今天，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炮舰政策仍然存在，科索沃战争、美英频繁空袭伊拉克就是明证。这说明，现实主义模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但是它也一直受到其它理论强有力挑战。如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人性本恶的理论基础提出批评，行为主义反对现实主义的历史、经验分析法，现实主义内部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自我改进，相互依存学派、全球主义学派对国际关系结构变化的思考，甚至权力本身都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说。从国际关系的实践看，现实主义模式的解释也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西方对非西方赤裸裸的武力扩张越来越少，出现了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制度霸权、意识形态霸权的新现象。冷战结束后，西方霸权倾向有所抬头，但毕竟还是以某种价值观、人权观为基础。尽管非西方国家多年来有了长足发展，但西方仍然处于权力的巅峰，而这种权力资源并没有带来历史殖民扩张。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三、文明的模式

如果说帝国主义模式、现实主义模式主要是以国家作为研究单元，那么文明模式的研究对象则是跨国家的文明。文明的兴衰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形态，推动着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本文在此通过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历史观来阐述文明模式的主要内涵。

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为了微观地描述具体进程，而是要通过对各种文明历史的比较，发现它们兴衰的内在动因，勾勒出宏观的历史进程。因此他认为，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这就是文明。汤因比没有给予文明以明确的界定，但是他基本上认为，文明是由三个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构成，其中文化是文明的核心，而在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是宗教，因此，文明最深厚的基础是宗教，“我认为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还有，使各种文明产生，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也在宗教。···我在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对人生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鼓舞人们战胜人生中的各种艰难信念。”

汤因比认为在人类6000年文明史中，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21个得到发展。文明有自己的产生－－发展－－衰亡过程。文明的起源既不是种族因素，也不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它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特定结合：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和适中的环境（既不太有利也不太不利），在这种条件下文明的诞生活动被列为互相交替的“挑战与应战”模式。

在提出文明诞生理论后，汤因比又进一步提出问题：在上述26个文明中，为什么有的文明流产、有的停止生长，而有的却生长起来？汤因比首先阐述了他的“文明生长”概念。文明的生长是说这个文明有了“日益积累的内部自决能力或自我表现能力”，生长乃是这个社会具有神力的少数人在他们的环境不断地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时所不断进行的新的应战过程中的不断创造的“退隐与复出”过程。文明的衰落正是由于“少数人丧失了创造能力，在多数人方面则相应撤回了他们的模仿行为，以及继之出现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丧失了它的社会统一性”。在文明衰落与灭亡之间往往相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是“文明僵化状态”，这些僵化的文明唯一有希望的出路是通过神话，把目标转向追求超感性的天国。

在系统阐述其文明理论后，汤因比开始运用其理论分析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他认为上述26种文明绝大部分不是“流产”，就是停滞发展、僵化、衰落、解体或死亡了，似乎只有一个还处在生长阶段，那就是西方文明。其它现存文明都处于“僵化状态”。如中国的远东文明从公元9世纪起就处于僵化的状态之中，直至今天。至于西方文明，虽然看起来已经有了衰落和解体的各种迹象，但汤因比还保留着一线希望，希望能有奇迹出现：“我们应该祈祷，我们也必须祈祷，上帝曾对我们的社会恩准过一次缓刑，现在如果我们再一次以负疚认罪的精神和哀求怜悯的心情向上帝呼吁，他是不会拒绝我们的。” 在这里，宗教构成了汤因比学说的灵魂。汤因比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后期，西方文明是它这种社会中没有显现出不可置辩的解体征兆的唯一代表，只有生长阶段；同时西方文明的扩张和辐射已经把其它一切现存文明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最后，一个遍及全世界的西方社会把全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使文明之篓出现累卵之危。

汤因比的学说试图一般论证任何文明都有其诞生－生长－衰落－解体过程，但是西方文明由于有上帝的佑助，没有表现出解体的征兆；而其它文明即使仍然存在，甚至呈现繁荣势头，但实际上处于“僵化状态”，最终解体的命运不可避免。汤因比的学说文本试图转换人们的视角，即非西方发展的落后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扩张、殖民掠夺无关，而是非西方内部发展的必然，是非西方内部精英的退化，以致在挑战面前不能应战，导致非西方文明的衰落和解体。

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从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理都存在问题，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典型反映。在实践中它不能解释近代以来西方的扩张对非西方的破坏性影响，它更无法说明，在他看来已处于“僵化状态”的中华文明正迎来历史上的伟大复兴。汤因比严重的宗教情结对西方社会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不能提供有效支持。

继承了汤因比衣钵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国际政治，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如果说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探讨了非西方文明衰落及其根源，那么亨廷顿则回答了崛起的非西方对西方的挑战，由此导致文明的冲突。汤因比与亨廷顿都是以文明为研究对象，以文明的视角观察、分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

以上三大模式分别从经济、权力、文明的角度考察了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起源、发展动力、演变进程和未来走向，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某些问题领域，它们都具备一定的解释能力。从方法论上看，它们都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和观察视角。但是，它们显然都不能解释西方与非西方关系任何时期的任何历史事件。这也许是理论模式本身的相对性所决定的。

本文不偏好某一特定的理论模式，也难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完美的分析框架，以解释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一个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世界上，在一个西方仍然掌握着优越的权力资源、制度资源、文化资源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已经不可扭转的历史时期，如何看待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看待长期作为历史客体的非西方成为主体后在今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重新塑造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把握21世纪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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