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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际政治中的均势政治分析——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视角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0-30 19:39
标题: 国际政治中的均势政治分析——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视角
文章来源: 世纪中国　　　

内容提要：均势理论古已有之，国际政治学者对均势政治的作用和道德评价始终存在争议。本文试从均势理论本身，即范式、模式等方面，结合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实对作为理论和作为现象的"均势"展开分析。

　　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事件。从历史角度看，它标志着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萌芽和形成。从和约内容看，它赋予主权原则至高无上地位，催生了近现代国际法。然而长久以来，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实质发挥调节作用的并不是有理有据的国际法，而是无形的均势机制。在均势机制作用下，国际政治表现为均势政治的形态，即权力主体之间通过纵横捭阖保持着大致的力量平衡。

　　一

　　均势政治与均势理论古已有之，较早见于文献的可追溯到古希腊修息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均势政治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当代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汉斯·摩根索教授给予了均势政治相当高的重视，他认为均势有四种含义：1、针对一定事态的一种政策；2、一种实际存在的事态；3、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4、泛指任何实力分配。另一位学者厄内斯特·哈斯则给出均势的八种解释：1、民族国家间实力均等分布导致的均衡；2、民族国家间实力不均等分布导致的均衡；3、一个民族国家占支配地位所导致的均衡；4、一种维持相对稳定与和平的体系；5、一种具有不稳定和战争特征的体系；6、权力政治的另一种表述；7、历史普遍规律；8、政策制定者的指南。⑴由此可见，均势首先体现为力量的平衡，主要是国家间实力的均衡。现实主义者们认为，所谓的均势稳定状态是力量平衡作用的结果，即达到稳定须有赖于均势机制的作用，同时均势机制发挥作用所借助的载体是有关国家以均势为目标的外交政策。

　　至于均势的普遍模式，埃弗里·戈登斯坦将其归纳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如果有一国或者一个联盟实力增大，必然引起"抵消力"的发展以达到制衡的目的，在制衡过程中产生均势。"在侧重点上，戈登斯坦的归纳和后文将讨论的摩根索的归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均势政治须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无政府结构；两个以上行为体；各行为体的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安全。在此前提下，戈登斯坦归纳出三个有意义的均势范式：⑵

　　范式一：在无政府秩序的政治形态中，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动机很容易从属于谋求生存的战略需要。换言之，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惟有超脱意识形态的窠臼，才能够灵活地根据自身利益实现最优决策。

　　不妨将这一范式置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背景中考察其解释力。尽管马基雅弗里在其传世之作《君主论》中已经开始尝试分离政治与道德、政治与宗教，但是基辛格认为，三十年战争以前，欧洲现实政治中的宗教热情和思想狂热仍然高于一切。改变这一现状的是FaGuo权臣兼红衣主教黎塞留。⑶黎塞留是一个马基亚弗里主义者，信奉国家至上原则，他曾说过，"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⑷宗教也沦为他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在摒弃了中世纪宗教和道德原则对行动的束缚之后，黎塞留使FaGuo发展为欧洲大陆的最强国。从而迫使FaGuo的对手也群起效仿这一强国秘诀，欧洲国际交往沿袭千年的正统规则渐渐废弃，现实主义观念、均势原则大行其道。再以英国对待FaGuo革命的态度为例，英国是欧洲较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建立起相对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拥有较为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虽然英国革命与FaGuo革命有着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和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的不同传统，但是从英国《权利法案》和FaGuo《人权宣言》体现出的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这一点来看，两国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应当是较为接近的，且均异于同时期的欧陆其他绝对君主专制国家。然而，正是英国七次高举"反法联盟"的大旗，矢志不渝地以复辟"路易王朝"为己任。英国反法的根本原因并非出自道义上的考虑，而是地缘政治现实使然。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与英国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恢复欧陆均势，以牵制潜在霸权国家的崛起。而最终均势政策也屡屡帮助英国达到了战略目的，形成国际关系史上百年"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均势现象以及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原本不是大国追求的目标，而是大国争夺霸权的结果。

　　近代没有国家能够在欧洲大陆成功地建立霸权的原因，一部分可以归结为英国的"平衡者"角色，另一部分归结为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掣肘关系。但这两个方面只是表层的原因，实质是作为均势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

　　范式二：在无政府秩序中，一方面一国必须把他国当成威胁自身的对手，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谋取绝对收益，更应当关注相对收益。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只强调自身利益，也要顾及别国利益，在不危及自身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可适当作出一些让步，以求得与别国的协调。

　　综观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这一范式可以有效说明那些深谙"中道均衡"的政治家和国家的策略。从威廉一世、小威廉·皮特首相、到丘吉尔,三百年来英国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与欧陆最强大的对手合作，还是致力于反对霸权国家、重建欧陆均势乃至不惜一战。尽管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希特勒这些强敌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但是英国仍然一次次义无返顾地拒绝了妥协。18世纪的英国外相卡特雷说过，"因为法王若发现在那片大陆上少了一个对手，他便可稳稳守住征服所得的战利品，届时他可能削减驻军，放弃碉堡，解散部队；但当前使大地布满士兵的庞大势力，很快便会被用于对我们更加危险的图谋之中，因此，各位大人，我们必须支持奥地利的皇室，那是惟一可与波旁王朝相抗衡的力量。" ⑸

　　表面看来与欧陆霸权国家合作主宰欧洲是双赢的选择，实际上其中包含着一个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比较的问题。假如收益的分配不利于英国，即使在绝对收益量上仍有所得，英国也担心对方会把收益上的相对优势转换为威胁本国安全的优势。肯尼思·沃尔兹很好地对这类现象作了总结："面对共同获益可能性的时候，有不安全感的国家关心的是获益如何分配。它们提的问题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如果一个预期的获益以二比一的比例被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的获益，去实现意在破坏或者损害另一国的政策。只要双方都担心对方可能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政策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诱人，也不会引发合作。"⑹

　　在自身利益已经实现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照顾别国利益以求和谐，也是均衡原则的要求。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充分。1866年普鲁士在萨多瓦战役中取得对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奥地利请FaGuo出面调停。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以毛奇为代表的一些将军们主张直捣维也纳，但俾斯麦却希望战争迅速结束，以不苛刻的条件和奥地利议和。最终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只要求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放弃荷尔斯泰因，赔款300万金镑，不干涉南德四邦独立等。⑺俾斯麦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洞悉百年来调整欧洲权力格局的均势政治。他判断，如果吞并奥地利，欧洲原有的力量均势格局就会被打破，FaGuo决不会容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崛起于身侧，必然会军事干预德国的统一进程。如若逼奥地利过甚，则会把它推入FaGuo的怀抱。所以理性的目标应该是排斥奥地利，由普鲁士主导德国的统一。该目的达到以后，普鲁士就对奥地利作出了适当让步，从而为普奥日后和解留有余地，也使得FaGuo没有干涉的理由。

　　范式三：在无政府秩序中，当联盟的共同利益实现以后，联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会减弱，各成员国在利益分配中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追逐自己认为是公平的那一份利益。更有甚者，由于各国在自助体系中都试图获得维护自身安全的"必要"利益，于是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最终导致联盟破裂，然后主要力量分化重组，直到实现新的均衡。而且均势政治要求不可彻底消灭战败国，允许战败国重新加入体系⑻。

　　拿破仑战争前后反法联盟内部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反法联盟对待FaGuo的态度可以佐证这个范式。战争结束以前，反法联盟勉力在抵抗FaGuo的目标上保持一致。拿破仑在1815年3月至6月的复位期间为达分化反法联盟的目的，曾向俄国出示英、法、奥在维也纳会议上针对俄、普开展秘密外交的证据，但是以上国家仍然以反法大局为重，暂时克制住彼此间的不满和猜疑。而在维也纳会议以后，英、俄、普、奥等昔日反法主力的矛盾就表面化、公开化了。俄国对往事耿耿于怀，并且其向近东扩张的政策，直接威胁到英、奥利益；普、奥继续争夺德意志领导权，同时普鲁士还担心法、俄的夹击；英国出于传统的维持欧陆均势战略考虑，主要防范的对手又转换为"欧洲的宪兵"沙俄。

　　均势政治给予了FaGuo东山再起的良机和正当性。在维也纳会议上，FaGuo代表塔列朗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充分利用反法联盟的内部矛盾，分化了敌人，避免了过度削弱FaGuo，并使FaGuo重返大国行列。维也纳会议后，俄、奥、普、英先后建立了"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 ，作为以防范FaGuo东山再起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维也纳秩序的保证。而到了1818年亚琛会议时，FaGuo已基本恢复元气，在达成清偿剩余2.55亿法郎战争赔款办法和联军从法境撤军的协议后，FaGuo基本恢复了战前地位，并乘机提出参加"四国同盟"要求。FaGuo一旦加入对"四国同盟"本身是一个讽刺和否定，意味着同盟反法、防法的宗旨被废弃。可是FaGuo最终仍然如愿以偿。从单位角度看是因为FaGuo实力恢复和FaGuo外交家们的高超外交技巧，若从体系角度分析，则起根本作用的因素是仍然是均势机制，它使得欧洲政治成为宽宥失败者的均势政治。英国对FaGuo的"入伙"申请深感疑虑，恐惧拿破仑主义卷土重来；俄国则表达了支持，寄希望借此扩大"神圣同盟"势力；奥地利站在居中立场上，提出允许FaGuo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同盟的折衷意见，最后被列强采纳。从此，欧洲均势政治由拿破仑战争之后由四强转入五强共治时期。

　　二

　　通过对以上范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均势政治自身运作的要求和条件。多个有实力的国家或联盟间竞逐的结果将导致国际体系内部力量大致均衡分配，从而有可能缔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体系。对于均势保证的稳定与和平又当如何评价？不妨借助于汉斯·摩根索关于均势机制两种模式的论述来分析这个问题：

　　1直接对抗的模式："假定A国对B国推行一种企图改变现有权力分配状况的政策,B国可能采取维护现状或改变现状使权力分配有利于己的政策，于是B国必须把权力增大到能抗拒进而挫败A国政策的程度，A国亦相应增加自己的权力，这种对抗力量的平衡会持续下去。只要这种权力均衡能成功地持续运转，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稳定和各国自由安全就能得到保证。"⑼

　　2 竞争的模式："假定A国对C国采取行动企图取得支配地位，而B国随之对C国采取类似行动或维护C国权力现状的政策，这样B国就在反对A国的政策。A、B两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是竞争的类型。如果A、B两国试图控制C国的权力相当而相互抵消，均势就不但使A、B两国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还附带履行了维护C国独立功能。" ⑽

　　摩根索认为在第一种"直接的对抗"模式中权力相对不平衡是现状和前提，安全需要自然会驱动落后国家努力增强实力，从而均衡又得以重建。当然这一模式的前提仍然是戈登斯坦所归纳的三个条件：无政府结构；两个以上行为体；各行为体的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安全。正因为在无政府的自助（self-help）体系中，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世界政府和法治结构来保障个体的合法利益，使行为个体必然成为自身安全的保护者。但是又如摩根索所言，国际关系稳定和各国自由安全若要得到保证，这种权力均衡能否成功地持续运转是关键。而在传统的无政府国际结构中，既无中央权威机构，又无健全的制度安排，各国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而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的双重缺陷中互动博弈，对于对方的实力、意图、目标、行为方式等很容易发生误判，即使权力均衡也难以防止因误判发生的冲突。比如"一战"前夜，英法俄与德奥两大集团实力大致均衡，但军备竞赛却轮番升级，这表明由于国际结构的缺陷，各国均陷入"安全困境"，致使权力均衡未能阻止"一战"的爆发。所以均势可能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也可能失效，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关系。

　　在第二种"竞争的"模式中，似乎看到权力平衡能够保证第三国的主权独立。在国际关系史中也不难找到可供佐证的范例。然而，问题在于，只要均势政治的前提--无政府结构--仍然不变，就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惩戒强国对作为弱国的第三方主权和独立的侵害。依赖两大国的权力均势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样得来的独立是非常被动和脆弱的。对于大国而言，它们并不负有为第三国免费提供安全保证等公共物品的的义务，所以大国之间如果相持不下时，那么妥协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们交易的筹码往往是牺牲第三国利益。可见均势政治保证第三国独立的论说既无道义依据、又无法律根基。本世纪初，英国与俄国在伊朗、中国西藏的激烈争夺以及双方1907年达成的《英俄协定》就体现了这几点。尽管双方都不愿意让步，但是"一战"迫在眉睫的危险和共同对付德国的需要迫使双方妥协。《英俄协定》规定："波斯划为三个地区，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为中立区，英俄享有同等权利；俄英两国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不干涉西藏地区的内政。"⑾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中国在这一轮英俄均势政治中维护了在西藏的国家利益，这只是由于英俄因为争夺没有结果而暂时妥协，双方均未从根本上放弃对西藏的侵略野心。而伊朗则彻底沦为均势政治牺牲品。所以从"竞争的"模式与国际政治现实的出入来看，认为均势政治能够保证第三方独立的观点也很难站住脚。

　　三

　　综上分析，认为均势有维护国际稳定功能的立论难以成立。正如前文中哈斯给出的对均势的解释，均势政治本质上是强权政治，均势是对世界政府的否定，所以均势体系也是具有战争倾向和不稳定的体系。严格地说，均势仅仅是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描述。尽管这类描述是客观的，是非常接近国际社会现实的，但不代表就是正义与合理的、就是无须改进的。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到威尔逊主义建立世界政府的尝试，乃至"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都反映出这样一个道理，强权政治、丛林法则并不合乎人类的理想和道德信念，人类对均势政治和强权治下的和平远未达到满意，所以始终在努力改进。随着联合国的发展和现代国际法的完善，强权政治已不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比较了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明显和可喜的进步。

注释：
⑴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⑵ 此处戈登斯坦提出的模式、条件和三个范式均转引自上书，第281-282页
⑶ （美）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9页
⑷ 同上，第46页
⑸ 同上，第54页
⑹ （美）肯·斯奈德：《相对获益和国际合作的模式》，载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页
⑺ 杨闯编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⑻ Morton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Publishers,1957, pp. 21
⑼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⑽ 同上，第300页
⑾杨闯编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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