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东政策” [打印本页]

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8-12 13:07
标题: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东政策”
互利合作和平发展——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东政策” 郭王 自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割案（即联大181号决议案）以来，在近六十年的历史岁月里，炎热、干燥的中东地区成为举世闻名的“火药桶”。世居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民众与打着“复国”旗号移民而至的犹太人为了争夺民族生存的土地反目成仇、势成水火，并已为此进行了五次中东战争。时至今日，黎以冲突再度爆发，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武装长达数周并持续至今的互相攻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包括数百儿童）死伤。而且，这次冲突不仅导致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继续习惯性流血，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的不幸牺牲以及3名中国维和部队士兵受伤，使得中国普通民众的目光不得不投向那块“热土”，也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中东问题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后中国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中东外交政策。 中国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 在探讨中国的中东政策之前，应该先来回顾一下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历史发展。1950年，以色列本来有意承认新中国，但在中以建交问题上却由于以方执行跟从美国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而出现挫折。1954年6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缅甸仰光会见以色列特使哈科恩，希望他能率代表团访华，讨论建交和贸易问题，但以色列为了取悦美国，对建交问题采取了消极和拖延的手法。当时以色列执政的摩西夏特里政府勉强同意派出代表团访华，但又禁止代表团讨论政治问题。这使得哈科恩1955年的访华成果，仅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双边贸易协定。其后，由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所引发的一连串国际政治风波，再加上以方在联合国有关中国议案以及台湾问题上的反复态度，使得中以建交遥遥无期。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色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对华关系上开始有意摆脱美国影响，转而积极地与中国开展外交接触。1992年1月24日，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访华，与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签署公报，中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其后，中以两国开始积极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双方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投资保护、经贸合作、工业研发合作等协定。1992年3月，两国民航签订“谅解备忘录”，同意以航飞行特拉维夫至北京的直达包机。1993年，两国签署农业部谅解备忘录，大力开展农业领域的技术合作。1994年6月，两国签署了旅游合作协定，以方来华旅游人数逐年增多。2003年，双方签署了2002－2005年中以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目前，以方赴华留学生每年保持在100余名，中国在以留学生亦保持在100名左右。2005年6月，中方宣布将以色列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05年11月，以色列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对华关系在以色列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目前，中国已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以色列也是中国在中东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但是，中以两国正常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却不断受到美国的强力阻挠，最为恶劣的是“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以及“哈比无人机升级事件”。以色列在去年8月和美国签署了一份旨在严格控制对华军售的谅解备忘录后，于今年3月宣布恢复对华军售。 中国与阿拉伯的双边关系 自1956年埃及率先与中国建交起，中东地区的22个阿拉伯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关系，并把他们视为重要的外交战略依托。因此，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的斗争，得到了阿拉伯国家长期的有力支持。对此，中国方面亦作出了充分的政治回报。1972年9月10日，刚刚取代台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否决了由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安理会上提出的针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有关决议草案。新中国在外交史上仅曾四次动用安理会否决权，这次就是其中之一。此后，中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一直给予阿方长期的政治及外交支持。故此，由于历史上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阿关系较之中以关系可以说是“亲疏有别”。 然而，虽然中国多年来与阿拉伯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但经济关系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90年代前，石油能源的供需矛盾在经济建设中尚不十分突出时，中东石油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未能引起中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合作亦从来不是外贸部门的工作重点。冷战结束后，中东事务基本上由美国所主导，其他西方国家亦纷纷通过经济手段介入中东地区。其时的中国由于执行“韬光养晦”政策，外交重点主要放在调整大国关系和稳定周边关系方面，而与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则不得不服从于此一外交战略大局，故此，对于中东事务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态度。迄今为止，中国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没有直达航班，曾经有过的航班也因种种原因被取消或停飞。换言之，由于经贸关系的发展严重滞后，冷战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总体上有所下降。 90年代后期，为了扭转此一不利局面，中阿双方开始采取积极而务实的措施促进全面合作与经贸发展。1997年12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位于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并会见马吉德秘书长，钱外长提出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四点建议，主要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1999年2月，阿盟第63届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作出关于要求全面研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经贸关系，提高双方合作水平的建议。2000年3月，阿盟外长理事会首次提出成立“阿中合作论坛”的建议，中方表示支持。2004年1月，胡Jintao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期间，中阿共同宣布成立“中－阿国家合作论坛”，并发表《关于成立“中－阿国家合作论坛”的公报》。2004年9月14日，中－阿国家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召开。双方一致认为中阿合作论坛是新形势下加强中阿关系的重要举措，论坛将有力地巩固和拓展双方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双方将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动中阿在经贸、投资、能源、教育、文化、新闻、人力资源、科技、医疗卫生、环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前进中东的战略意义 综合分析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判断出，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发展都要求中国必须大力加强介入中东问题的外交力度，而促进中东和平对于中国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及战略意义。目前再度爆发的黎以冲突，即为中国确立及推行独立自主的“新中东政策（亦即‘西进战略’）”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位处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具有无可取代的、枢纽性的世界战略地位，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热点”。从表面上看，中东问题是一个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冲突的宗教问题，是一个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如何划界的领土问题，以及以色列如何与周边阿拉伯世界相处相容的民族冲突问题。但在实际上，近六十年来中东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英美苏等外来的强权国家在这个全球战略要冲地区，为控制海湾石油能源和世界战略通道而上下其手。英美战略家认为，谁能控制东欧、中东以及中亚这个“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谁就能扼住欧亚大陆的经济、能源以及战略咽喉，进而实现称霸世界的终极战略目标。作为“世界油库”和美国全球战略中联结欧亚大陆的“哑铃臂”，中东地区必然成为美国进行海外干涉的重点。这就是该地区发生一切国际政治斗争（包括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问题以及此次黎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以巴以冲突为表面矛盾的中东问题向来具有国际战略地位重要、多种矛盾错综复杂、大国战略角力激烈等主要特点，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安全的变化产生长期的重要影响。在此意义上，不仅巴勒斯坦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沦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牺牲者，就连以色列本身也不过是服务于超级大国战略全局利益的一枚棋子。 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作为谋求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国，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2000年4月12日至18日，江**主席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历史上首次出访巴以两国。访问期间，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提出，希望中方任命中东问题特使，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发挥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相称的重要作用。访问结束后，江**一直关注此事。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设立中东问题特使（首任特使王世杰，现任特使孙必干）。因此，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今后对于中东地区的外交工作，不仅注重于大力促进与阿拉伯国家的全面关系，亦应该同时加强发展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使中国成为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化解历史积怨、实现互利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国际桥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东政策”并不仅着眼于中东和平。2005年9月15日，胡Jintao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提出“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胡Jintao的这次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观”此一国际政治新理念。因此，中国若能促进中东实现和平，让阿拉伯民众与以色列民众实现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多年梦想，不仅为国际社会消除这个高度危险的恐怖主义动乱根源，更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以及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一大贡献。

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8-12 13:08
事实上，经过半个世纪腥风血雨的长期战乱，除少数极端势力外，大部分阿拉伯民众与以色列民众均感身心俱疲，对无休止的暴力冲突感到厌倦和绝望；残忍的持久战使双方认识到，只有和平才是惟一的出路。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以色列，历史性地开启了沉重的中东和平之门。此后，实现巴以之间的和平，成为中东地区国际政治活动的主线。1991年10月召开的马德里中东和会，确立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土地换和平”原则。1993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经过长达半年的秘密谈判，最终原则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实现了巴勒斯坦的临时自治，也实现了巴以之间的短暂和平。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被犹太极端分子暗杀，其后以巴暴力冲突升级，中东和平进程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2002年7月，为了加速推行美国的“新中东战略”，同时亦为了安抚、分化阿拉伯国家以便顺利实施攻打伊拉克，布什政府提出重新启动因拉宾被刺以及沙龙强登圣殿山而屡遭打断的中东和平进程。2003年4月30日，美国在完成入侵占领伊拉克后正式公布了中东和平“路线图”，并相继得到了巴以双方的认可和接受。然而，由于美国在推进中东和平方面长期刻意偏袒以色列，同时亦由于巴以双方各自的激进势力的干扰及阻挠，2003年9月巴以和谈中断，中东和平“路线图”在实施之初即告搁浅，至今未复。中东和平的历史进程表明，和平希望不能寄托在只顾一己私利的美国身上；而中国维和军人的伤亡亦表明，积极参与和促进中东和平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中国肩上。 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肯定不会“热烈欢迎”，必然会采取各种政治、军事等明暗手段加以阻挠及破坏，但美国此举却更加暴露其“假和平、真破坏”的霸权主义面目。而中国通过实施全面推进中东和平的“西进战略”，则可稳居亚洲大陆中心，视实际需要时而“东出亚太”，时而“西进中东”，东西两翼左右呼应、相互支援，中国即可一举取得亚洲地区的战略主动权，从而有效地打破美国的对华遏制及围堵。此外，中国前进中东亦为巩固上合组织的政治成果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使中国得以实现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抓住当前战略发展机遇期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实施前进中东的“西进战略”，颇有点类似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展开中原逐鹿的气势和意味。 中国“新中东政策”的战略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以及宗教因素和影响，实现中东和平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耐心、毅力和智慧，有时更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预先作出全面而周详的战略研讨和策划，以求避免错误而收取实效。在这里，笔者仅提出几个初步意见以供讨论。 于政治方面，迄今为止，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益的正义事业”，而对以色列则主要采取批评态度。这项立足于20世纪国际政治现实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进入21世纪后，鉴于以色列立国已近60年以及中东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国的中东政策有必要作出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明确主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主权，以色列则必须实际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权利；明确主张实现中东和平不仅符合中东各国利益，亦符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巴以双方应该在排除一切暴力冲突及恐怖袭击的前提下，通过和平谈判磋商和解决被占领土问题、耶路撒冷主权及巴方难民问题等主要争议。中国还主张在原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四方会谈的基础上加入中国、阿盟和以色列，组成“中东和平七方会谈机制”。在此一政治基础上，中国平行推进和发展中阿关系和中以关系，为切实促进和实现中东和平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及外交环境。这就是中国“新中东和平政策”的主要原则和立场。 众所周知，阻碍中东和平进程主要有三大因素，即强权政治的干涉、极端势力的阻挠以及伊斯兰教内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宗教和政治矛盾。出于自身利益而对中东局势施加各种影响和干涉的强权国家不仅有作为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英法德美等国，还有继承了前苏联政治遗产的俄罗斯；除了以色列国内的右翼极端分子和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不断互相进行恐怖袭击外，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系一直为了教义思想及政治权力进行着激烈斗争，并发展为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两大政治阵营，这也是中东和平长期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中国可考虑借鉴美国的“均势战略”（美国目前应用在台海两岸的“台海政策” 即为其典型代表），在以维护和平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扶弱抑强”的平衡手段，联合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制裁或压制那些蓄意破坏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对于努力维护和平的一方则予以持续的经济援助。一般而言，中国在政治层面仍然应该采取大力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措施，以平衡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及文化方面则平行无偏地同时推进与阿以双方的发展和合作。只要中国秉持公正、公平原则充分照顾阿以双方的合理权益，中东和平就能够取得有利的实质进展。 于经济方面，2002年8月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失业率在过去半年里几乎上升了一倍，当地65%的巴勒斯坦居民已经失去了工作，使得巴方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贫困状态正在加剧。而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以色列：国防开支大大增加、投资减少、各项经济产出和收益减少、物价不断上涨、失业率大幅攀升，以色列政府通过了削减将近20亿美元的预算案、实际上撤销了立国以来最基本的社会福利计划，表明它确已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可能已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以色列政府占领巴勒斯坦城镇以及为制止极端分子袭击所采取的一系列封锁措施，使得以色列民众感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巨大了，而且还未必能够奏效。巴勒斯坦民众在憎恨以色列的同时，部分人也开始感到国内极端组织的暴力袭击无助于他们生活的改善，而且事实上毁掉了任何政治解决的希望。由此可见，长期的暴力冲突使巴以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双方的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有国际舆论认为，或许巴以双方的经济恶化会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向谈判桌。 有见及此，中国可以考虑向巴以双方提出建议，在比较富庶的巴勒斯坦西岸城市伯利恒及其周边地区，参照国际边境贸易区模式，建立一个实施双方严格停火之下的封闭式自由贸易区，双方民众通过各自的边境通道进入区内进行贸易及工作，以此贸易区带动巴以双方经济复苏。若此边贸区模式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未来可以将范围扩展至邻近的耶路撒冷。设立巴以边贸区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作用，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首先，在努力促进巴以和谈的同时，设立边贸区可以让巴以民众率先享受到久违的“和平红利”，使得双方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发展的可贵以及极端行为的不可取；其次，巴以双边经贸正常发展带来的实际利益可以让双方民众逐渐习惯于和平相处，有利于化解长期暴力冲突所形成的历史积怨，为今后的政治谈判创造良好的现实条件；最后，这个以经济合作平息暴力冲突、破解政治僵局的设想如果能够取得成功，不仅为实现中东和平奠定牢固基础，更为今后解决国际领土争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建设性范例。 另一方面，许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丰厚的石油收入打造了上层阶级的富豪生活，而广大中下层阿拉伯民众（少数海湾国家除外）却未能分享石油收益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因此，经济的贫困、政局的不稳使得中东地区成为产生宗教矛盾以及恐怖主义的温床。对于中国而言，中东地区是一个具有2亿多人口的商品和劳务大市场，容量大、需求广，中阿双方经济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国出口至中东的商品基本以轻工、纺织、服装和粮油食品为主，五金矿产、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次之；而从中东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石油、化肥、化工原料以及金属矿产、初级塑材、钢材等。目前，中东原油已成为大陆从中东地区进口额最大的商品，中东地区亦成为满足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需要的主要石油来源，可以预见，能源贸易将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中起着相当程度的主导作用。但如上文所述，中国与中东地区双边经贸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今后在发展中阿双边经贸关系方面，中国应该确立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必须重视让广大阿拉伯民众分享到中阿经济发展的实际利益。中东地区多为沙漠戈壁，气候炎热干燥，水源稀缺。因此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的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但随着人口增长，埃及仍需进口粮食，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而以色列则拥有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技术，其自流滴灌系统成为打造沙漠绿洲、发展沙漠农业的先进法宝。中国可以利用与以方之间紧密的农业技术合作，将先进的以色列农业技术传授给有需要的阿拉伯国家，积极帮助阿方解决粮食问题。同时，中国亦应该大力参与阿拉伯国家的水利、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工程建设，积极帮助改善阿拉伯民众的生活水平。 此外，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有意到海外投资或创业的企业及个人因为不了解、不熟悉有关国际政治形势及目的地国的各种现实情况，或者打消进军海外的念头，或者导致错误投资、经营不善、企业倒闭。因此笔者再提一个小建议：外交部可考虑联合商务部共同设立一个“中国外贸企业论坛”，为那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及个人提供从发布信息、咨询资料到办理签证的“一站式”服务。如此既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资源优势和服务职能，又可有效推进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战略步伐。例如位处北非、濒临地中海的埃及、突尼斯等国，是阿拉伯国家中最为西化的国家，基础建设较为齐全，民众教育水平也较高。若中国家电、家具等制造业前往设厂，可将之视为辐射非洲、中东的桥头堡，而且还可规避欧盟的配额限制或贸易壁垒，作为出口欧洲的前进基地。 于文化方面，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国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曾七下西洋，三次到达阿拉伯湾，为推动中阿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个文明之间的交融和互动构建了伟大的陆海丝绸之路，为人类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元朝时期，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盛赞“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最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早于1956年，中国与叙利亚签订了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近几年来，中国文化部先后在阿拉伯国家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文化节”（2003年）、“中华文化北非行”（2004年）、“海湾中国文化周”（2005年11月－12月）等大型文化活动。中国政府在重视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将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悠久文明介绍给中国的观众，增进中阿人民间的交流和了解。2006年6月23日至7月15日在华成功举办了“阿拉伯艺术节”。艺术节包括阿拉伯政府文化代表团访华、中阿文化高层圆桌会议、阿拉伯艺术团联合演出、阿拉伯艺术大展、阿拉伯服装展示及美食品尝等内容。另一方面，自1992年中以建交以来，两国文化交流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双方在人员互访、演出和展览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但范围较窄，仅限于舞蹈、电影、京剧等艺术领域。事实上，犹太文化成就的最高代表是在思想及科学领域，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巨匠辈出，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今天的以色列人民应该有勇气以本民族的大智慧化解以阿矛盾，实现中东长久和平。

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8-12 13:08
于军事方面，许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主要依赖美英等西方国家，同欧美各国保持着密切的政经及军事联系。中东地区既是西方的主要石油供应基地，又是它们的商品、劳务、军火和吸收资金的重要市场，自必是各大国无法割舍的争夺目标。但在美国全力扶持下，人口、领土均远远少于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却在中东地区占据着不成比例的军事优势，并曾赢得多次中东战争。因此，中国在军事方面同样应该采取“均势战略”，扶持军事实力较弱的阿拉伯国家。但在对阿出口必要军备的同时，中国亦可考虑为阿方培训中下级军官，提高阿拉伯军队的战术指挥及作战技能水平。在一般情况下，中国军方只会在联合国架构内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但若发生严重人道危机，中国军队则应联合同盟国家组成国际部队，对冲突地区实施强制停火，以切实保障中东和平进程。 结语 现任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其《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一文内称，“中国是个战略贫乏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造成的。中国历史上是个强国。强国乏谋略，因为太强而无须谋略”。“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今天的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强国，自然迫切需要各种“战略”。因此，党中央及国务院能否考虑在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由党政军、外交、经济、资源、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各重要部门代表以及各领域有关专家所组成的“国家战略发展委员会”，由中央到地方并整合各部委，全方位、多层次地统一策划、制定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此举旨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破除以往各部门及各地方政府缺乏协调、各自为政的弊端，促使全国力量可以在国家战略原则指导下发挥极致作用，以求获致国家利益最大化。当然，中国在考虑推行“新中东政策”之时，亦应该进行全面而周详的战略规划。或许有人会说，黎以冲突激战正烈，还有何和平可言？这正是缺乏战略的表现。笔者认为，毋须等待太多时日，这个中东政治舞台就该中国上场了。 06、08、10、 *说明：本文内涉及中阿及中以双边关系的有关资料基本摘引自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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