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时分－－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

laruence · 发表于 2008-10-27 09:41:30

作者：国家与革命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晚苏联及华沙条约国军队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首都，一次立志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尝试被镇压，一株欲待成长的自由之花被掐断，一场醉人的乌托邦之梦幻灭了。这次改革，这株鲜花，这场梦幻便是现代共产主义史上的“布拉格之春”。今年是布拉格之春四十年。当年的捷克，如今社会稳定；由苏联脱胎而来的俄罗斯，现正借着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而开始重建大国之路，四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已无人提起。转型过后的前共产党国家似乎已无重演这段历史的兴趣，然而，对于今天仍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艰难前行的中国，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记忆仍然弥足珍贵。
　　
　　杜布切克被改革大潮推出前台
　　
　　如从六八年元月五日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书记算起，布拉格之春仅仅持续了不足八个月。杜布切克出台以后，一边举荐斯沃博达将军担任捷克总统，表明加强同苏联联系的意愿，一面开始推行改革政策，提出建设“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于四月份公布“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新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纲领。在这不长的八个月中，捷共改革派大张旗鼓地平反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冤假错案，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知识分子，放松新闻箝制，鼓励学术讨论，允许公民走出国门，放松对宗教的控制，在党内选举中推展无记名投票方式，限制领导人任期等。捷克有着强大的知识分子传统，改革期间党内改革与民间力量相互配合，上下推动，很快使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一种思想活跃、朝气篷勃的激动人心的局面，一股政治宽松，思想解放的清流从这里向东欧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布拉格一时间也以其共产主义阵营中突然冒出的一个自由的孤岛而成为世界注目的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以杜布切克上任捷共第一书记为标志的布拉格之春并非源于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实际是自五六年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之后开始的思想社会解放运动发展的顶峰。二次大战后，捷克共产党大力推行合作化，给捷克经济造成重大创痛，尽管捷克曾有较好的工业基础，至五十年代中，经济困难显现，民怨沸腾。正值此时，莫斯科吹来解冻之风，捷克社会开始苏醒，尤其是知识分子日趋活跃。至六十年代中，捷克斯洛伐克当政者已迫不得已开始经济改革，向西方作有限的开放。到六七年春，捷克社会的形势已不完全为当时党内执政的保守力量所控制。捷克影响力强大的作家协会不顾捷共中央干涉，在作协大会宣读了当索尔任尼琴致苏维埃作家协会的公开信，民间与中央冲突白热化，改革成为全社会共识，最高领导人于是在所难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第一书记。换句话说，杜布切克乃是为上下呼应的改革大潮推出历史前台的，而他的上台的确又不孚众望，将捷克的社会主义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六千辆坦克镇压捷克改革
　　
　　布拉格的春天自然不能见容于莫斯科，这不仅由于捷克的改革是背离苏联共产主义正统的离经叛道之举，更由于这一改革将会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引起苏联帝国势力范围的减少甚而导致整个帝国的崩溃。从六八年三月至八月，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及华沙条约国其他领导人同杜布切克举行过五次“高层会谈”，企图逼迫杜布切克终止捷克民主改革进程。应该说此时的杜布切克表现了一个伟大改革家的气魄，坚决顶住压力，拒不就范。于是，苏联的军事镇压似乎就在所难免了。以强大的军队去镇压一个主权国家的和平改革，无论是否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华沙条约领导集团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八月三日，华沙条约国首脑在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入侵捷克之前最后一次高层会议，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会上勃列日涅夫及其他东欧国家首脑同杜布切克签订了一项旨在“加强华沙条约国之间合作”的协定，各首脑甚至共同举杯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在“华沙条约内部继续推进民主试验”。正当捷克人民欢欣鼓舞，西方自由世界包括西方共产党都大松一口气的时候，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举离各国首脑高唱合作颂歌之举仅有十六天。
　　
　　在镇压捷克改革之前，苏军曾经两次出兵干涉东欧国家内政，镇压反叛。一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苏军镇压东柏林及东德其他大城市自发的工人*政府游*。据最近研究，当时有五十一人死于此次镇压，一万三千多人被捕。另一次便是匈牙利五六年十月革命。此次苏军镇压匈牙利革命曾遇到匈牙利方面的抵抗，三千人左右死亡，一万五千多人受伤，据最近对东德档案研究，镇压者一方也有三百五十人死亡。苏军的镇压及其清洗一直持续至五七年初，数以十万计的匈牙利人被关押、判刑、流放。
　　
　　这两次军事镇压都同六八年出兵捷克有十分不同的背景。五三年镇压东德工人起义，苏联可以恢复战后秩序必须实行强制性手段来辩护，而当时斯大林刚刚去世，赫鲁晓夫还未能实际控制权力。五六年镇压匈牙利起义虽然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事件，但当时苏军本身驻扎在匈牙利，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不仅不需要从国外调兵，而且匈牙利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国，苏军镇压还有着维持还有着维护战后东西两方对垒世界秩序的保护伞。同前两次军事干预比较起来，六八年华沙条约国镇压捷克改革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赤裸裸的强盗霸权行径。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需要以和平的谎言来欺骗捷克人民和世界舆论，从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破灭成为整个西方知识界对共产主义苏联理想幻灭的转折的历史事件。
　　
　　为了保证军事入侵的成功，华沙集团动用了骇人听闻的军事力量。八月二十日的行动，从四月八日就已开始筹备。苏联调动了驻扎在东德、波兰、匈牙利的大批坦克。据统计，第一批进入捷克的军队就达十六万，坦克四千六百辆，五天之后，捷克领土总共有侵略军四十万，坦克六千三百辆，飞机八百架，大炮二千门。有人作了一个比较，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进攻FaGuo共动用了二千五百辆坦克，希特勒四一年进攻苏联时也仅动用了二千五百八十辆，而当时坦克的吨位远小于六十年代的苏联坦克。苏联对付一个小小的捷克，如此兴师动众，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动用军队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施政方向，苏军必须考虑到捷克军队的抵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局部战争甚至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便是在没有任何道义甚至借口的遮掩的情况下，要扑灭一个国家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最有效的武器无非是恐怖。
　　
　　当年在布拉克街头和捷克各地的苏联坦克正是为了播撒这种恐怖的种子。而自此以后，坦克便成为红色政权镇压与恐怖的象征。
　　
　　然而事件后来的进展表明苏联在这两方面都是失算的。面对苏军的坦克，捷克人民没有进行武装反抗，反抗一直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在民族屈辱之际，捷克人不仅没有屈服于恐怖，而且表现了极大的智慧和理性。杜布切克在苏军入侵后被逮捕，他拒不放弃改革主张，苏军被迫将杜布切克及其同人押往莫斯科，逼其签署了一个妥协性文件，然后不得不将他们释放。回国后，杜布切克重新担任捷克中央第一书记直到六九年四月。在此期间，杜布切克虽然不能继续进行民主改革，但仍扩大了斯洛伐克民族的自主权。六九年四月以后，在苏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中央开始所谓“正常化”运动，数以千计的人被关押，五十万人被开除出党，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而且波及他们的家庭、子女。捷克进入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不旦捷克人一直同苏联强加的极权和恐怖进行斗争，而苏联也一直未能使捷克社会成为可同苏联相比的极权主义社会。仅举两例，一是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全捷克斯洛伐克六十九个城市五十多万人上街游*欢庆捷克国家冰球队在世界锦标赛上战胜苏联队。二是七七年以哈维尔为首的二百六十名捷克异议人士签署的著名的“七七宪章”。
　　
　　布拉格之春精神推动戈尔巴乔夫改革
　　
　　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入侵捷克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义愤，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都旗帜鲜明地谴责了这一入侵行为，欧洲共产党也对这一霸权行径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当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对这一行动的反应中，古巴领导人卡斯罗表示，“苏联干预捷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是捷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理由是充分的。没有必要说捷克的主权没有被侵犯，捷克的主权不仅被侵犯了而且是不容置辩地被侵犯了。”（八月二十三日在古巴电台的讲话）而美国总统约翰逊则表示，苏联入侵捷克“反映了令人悲哀的共产主义心态：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点点自由的迹象就被认为是对苏联体制安全的致命威胁。”（八月二十一日白宫声明）
　　
　　卡斯特罗的讲话承认，从道德的角度，从民族尊严的角度，苏军入侵捷克是站不住脚的，但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入侵又是必须的。约翰逊的评论触到了苏军入侵的深层动机，但是又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心态”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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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卡斯特罗宁愿牺牲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而仍然坚持相信共产主义的正义性的话，约翰逊则迷惑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强大外衣。这两种看法其实反映了当时世界舆论的普遍认识。苏军入侵捷克暴露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质，但它的意识形态的理想光环还没有失去效用，给予这一光环粉碎性一击的将是索尔任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岛》。
　　
　　正是由于仍在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海市蜃楼和仍然耀人眼目的苏联的强大外衣，西欧共产党尽管普遍谴责莫斯科，但都没有一个党同苏联断绝关系。西方大国也继续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从现象上看，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到***年柏林墙崩毁，苏军的镇压是否延续了共产主义阵营二十年的生命？对此持肯定回答的意见曾一度甚为普通，苏联的军事干预捷克至少在维持共产主义制度这一战略层面讲是成功的。但在苏联帝国崩溃近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一现象，回答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杜布切克当年要推行的改革其实是一种十分有限的社会主义改良，他要建设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在当时虽有解放思想、振奋人心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的基础仍建立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之上。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东欧其他国家，在共产党的核心阶层还是社会大众，除了索尔任尼琴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劣根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少人象杜布切克一样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那只能说明其仍然坚定的对这种主义的信念，正因为此，尽管面对社会主义极端拙劣的现实表演，一旦有人倡导改革，多数人的已经冷却的心便又死灰复燃，对党、对制度、对主义又寄予一片热忱。曾经任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任发言人的格拉切夫（Ａ.ＧＲＡＴＣＨＥＲ）后来回忆说，“一直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都一直将对苏维埃现实的怀疑和对改革的希望结合于心中。”格拉切夫六八年二十七岁，是苏联青年组织驻布达佩斯的代表，是布拉格之春的见证人。他的上述回忆，点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并非是布拉格之春震撼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动摇了共产主义东方阵营的根基。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后来戈尔巴乔夫改革参谋部的一些主要干将，都同格拉切夫一样，在六八年时亲临布拉格，受过布拉格的春风哺育。格拉切夫在三十年后回忆布拉格之春的情景时仍然心情激荡：那里曾经是思想激荡的缘洲，是自由的岛屿，然而却又是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之上。我们曾为这一春天而深深陶醉。戈尔巴乔夫本人六八年没有去过捷克，但六九年去捷克考察，发现捷克人民原来如此仇恨苏联，他回忆说，从那时起，他开始认为苏联不仅不应该镇压捷克的改革，而应该跟随捷克进行改革。作为共产党内的改革者，他认为如果苏联当时改革，或许可以成功。
　　
　　捷克改革被镇压之后，改革的精神、思想通过苏联体制内的如“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机构薪火相传，直到戈尔巴乔夫出台，这些曾经为布拉格之春所激动、所感召的体制内精英于是聚集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旗之下，掀起了苏联改革大潮。如此周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成功，然而何谓成功？早于戈氏三十年的赫鲁晓夫不是也进行了一场改革吗？成功了吗？没有，因为这一改革没有改变苏联极权主义的性质，但也可以回答成功了，因为它使苏联的命运又延长了三十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果是要改变苏联社会的性质，那么这一改革并非完全失败。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一改革的后果如何，作为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智囊班子绝不会动用坦克来对付他们自己。布拉格之春毁誉仍在！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军入侵捷克后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曾在罗马尼亚使馆发表谈话，强烈谴责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可惜的是，布拉格街头镇压改革的坦克没有进入某些改革领导者的记忆，否则也许后来的一些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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