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刘康 美国媒体为什么总是消极报道中国？

岸上的猪

美国媒体为什么总是消极报道中国？

　　李希光 刘康
  
  为什么美国媒体如此消极地报道中国？为什么美国的报纸、电视等等这些，如此苛刻地描绘中国？中国人的这些问题令威廉·瓦茨先生感到困扰。
  我希望在这里能帮助瓦茨先生释疑解惑。
  
  美国媒体并不是从来都妖魔化中国
   
  美国媒体并不是从来都是消极地报道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国。这里面有个演变过程。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28年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
  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上有进步,美国媒体对之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越远。究其原因,美国媒体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只有一件东西:美国的利益。
  1972年,当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出于文化大革命高峰,很多基本人权正遭到严重践踏,但是,尼克松带来的那一大批记者对这些根本看不到,也不做报道.他们关于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毛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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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世界打开门缝,允许私人雇一个工开一个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超短裙,这就不得了了,中国在个方面都是个好孩子.简直没有任何毛病, 跟邪恶的苏联帝国相比, 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天使.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5大后,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的增长率,个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允许各种规模的私人经济,并把保护私人经济写进了宪法。但对这些,美国媒体多半视而不见，他们眼中只有不同政见者、****、台独、贸易赤字、政治献金、卫星技术泄密、盗窃核武器技术和民族主义妖魔。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演变过程:
  在7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
  在8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
   在90年代, 他一下飞机, 对翻译说:"带我去见不同政见者."
  为什么在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媒体要浪漫化和天使化中国,把中国当成乖孩子和好孩子?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特别是在1989****前,美国媒体把中国的确看成最乖的孩子了。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富.斯密司在回忆当时的美国电视画面时说,"瞧,一打开美国电视,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把中国当成"好孩子",因为当时有苏联的存在。正如一个美国老学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指出的,"当时,我们出于自私的原因,希望中国在军事上强大,以对抗苏联。"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是个绝对的极权国家.但是,美国舆论的唯一标准历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位。由于他们发现齐奥塞斯库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政府和舆论极力扶持齐奥塞斯库的政府,直到被推翻。红色高棉70年代在柬埔寨的极端行为早为中央情报局和媒体所闻。但是,当时,美国媒体对此好无兴趣去追究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的罪行."相反,为了对抗越南和苏联在那个地区的扩张,中央情报局和媒体分别给予红色高棉军事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而今天,它却摆出了一付要把红色高棉残余引渡到美国审判的国际道德警察的架势.
  进入90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消失,在妖魔化的作用下,中国成了:坏孩子。 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长期处在阴雨天.在这个时期,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力是主流,这股势力的声音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 支持中国,倡导发展中美关系的言论,成了"一小股声音。" 美国前国防部长维廉.佩里与他在五角大楼过去的同事阿希顿.卡特去年合写的一本书《预防国防》开出了一个美国敌人的清单.根据这个清单,美国的敌人共分三类:甲类敌人是俄罗斯和中国.甲类敌人将会在未来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次大战前的德国,而中国变成另一个超级大国;二类敌人是海湾国家和北朝鲜.美国利益正在受到这些敌人的威胁;三类敌人是科索卧,波斯尼亚,索马里,卢旺达和海地,这些都是发生危机的地区。
  《波士顿环球邮报》董事会主席兼<<纽约时报>>董事比尔.泰勒在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主持的一个学习小组上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年轻人对国际新闻没有兴趣,只有中年人对国际新闻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现象对美国的政治议程和竞选议题将产生影响."
  因此,为了引起读者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引导公众对美国国会的政治议程的关注甚至支持,美国媒体只好诉求于中国向美国的敌人出售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中国盗窃美国中子弹、中国盗窃美国的卫星技术、中国在西藏大屠杀、中国捐款收买美国政党、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发现中国间*等等充满了戏剧性故事,以吸引读者和观众。
  有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试图阻碍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是美国极少数人。"或用毛**30年的声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反对中国的只是极少数反动分子。这些解释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国会,学术界和传媒几年来强硬不变的敌视中国的态度.这种简单的解释可谓是对美国公众舆论和人民的思想高度一致现象的不了解.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李山的文章写道,"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人都清楚,敌视中国、妖魔化中国、怀疑中美合作的舆论占据美国主流媒体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支持中国,倡议发展中美关系大言论,才是'一小股声音.'"这也就是为什么1999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颁发给了《纽约时报》记者杰夫.格什,他获奖作品是一组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售技术的系列报道,他认为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一年前，在考克斯报告刚刚出笼之际，我在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一篇文章《指控中国人是间*的八大理由》,其中包括: 1美国媒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战争？那么那么少的新闻报道和平？因为战争有戏剧性，能增加受众。没有热战，就要报道冷战。没有冷战，就要制造一个冷战。没有敌人，就要制造一个敌人。和平发展太乏味，不构成新闻。美国社会持冷战思维的人需要一个中国间*填补后冷战时代的思想真空. 冷战结束后, 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与开放不符合美国公众几十年来从学校, 传媒和好莱坞电影看到的共产党的坏蛋形象,更看不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共产党间*。这样一个保守的公众心理无法承受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不需要这样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与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形象有天壤之别。如果不刻薄地报道中国,就会令公众失望和倒胃口,就会失去读者。特别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不选中国人当间*,选谁当间*?美国传媒不选中国人当间*就会显得不正常.美国新闻界富有传统冷战思想的中国形象制造者们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间*案强化美国公众意识里的古典共产党人的形象。
  美国同行常用“美国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之说来为自己辩解：我们的报道由于不受压力和限制，因此是自由的和真实的。不错，今天对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制不是来自政府。但更可怕的压力是来自那些购买和管理信息产业的私人经济。
  自80年代开始,延续至90年代的媒体大规模的股权交换,"自由新闻"的时代宣告结束和宣传机器时代的到来。美国媒体一个重要变化是它们"把灵魂交给了市场。"美国的新闻业已经变成巨大无比的商业,它们不再是由某个家族控制,而是由媒体寡头控制。这些媒体巨商,把追求巨额的利润远远地放在追求对社会的贡献之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收购了美国的传媒大公司。首先是通用电器收购了全国广播公司(NBC)、西屋电器收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迪斯尼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ABC)、时代华纳公司收购了CN*。这些年来美国报纸的发展遵循的是同样的模式。今天,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说,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压力来自地方市场。
  私人经济聚积的权力直接威胁言论和讨论的根基 —— 多元化。而多元化又是一个健康社会机体的精华。美国媒体的这种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操纵、歪曲、检查和传播工具的控制的危险性增大。一句话,已经很难否认传播信息的实际能力与经济力量的密切关系了。在以私人财产和私人控制生产工具的经济制度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正在窒息各种不同的声音,为它们搞意识形态霸权服务。
  
  意识形态与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
  
  实事胜于雄辩。让我们系统地观察分析一下美国主流媒体最近的中国报道。
  今年7月20日至9月1日，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和CN*、BBC等149篇，其中人权（西藏、***、***等）46篇、中美政治贸易关系36篇、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报道25篇、台湾22篇、其他（李文和、香港、自然灾害等）20篇。其中主题中美关系、人权（西藏和***等）台湾和中国国内事务。报道频率基本上每一媒体每日平均有1－2篇中国报道。
  在今年夏天，中国主动采取了媒体公关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江**主席在CBS上的电视访谈、国务院新闻办和文化部在美国举办的大型中国文化活动、中国参加联合国举办的议会、宗教和政治领袖高峰会议等等。虽然美国媒体对中国文化方面的大量展览、广告和演出刻意轻视回避，但依然造出了中国向美国公关的声势，这点受到了美国各界和美国媒体的特别重视。江**主席在CBS的访谈有理有节，有效地向美国公众传递了中国对美国友善的基调，同时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中国独自的原则立场，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与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傲慢无礼形成对照。美国社会从政治高层（尤其是国会）到军界、商界、知识界、到劳工阶层、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工会和黑人团体为代表），自冷战结束后十几年来已经逐步形成了把中国看成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对手的社会共识。中国面对这个现实，中国的这次公关行动是非常让美国社会个层面，尤其是媒体了解到中国正在重视和积极采取公关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这一阶段中国方面的一大成就。但是，由于新闻的选择性原则，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固定模式非常顽固，难以转变.美国媒体仍然继续作“人权”和“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中方与美国媒体之间依然南辕北辙。
  这段时间美国媒体报道的中美关系集中在双方互访、中国在美公关和美国会辩论对华贸易案和中国对美NMD（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反应这4大热点。贯穿报道的主题依然是人权、中国威胁论，美国媒体在这4大问题上无不引向这两个主题，与之有关者大报特报，反之则轻描淡写或根本不报。
  比如，7月中旬美国防部长科恩访华，7月底8月初美海军舰艇访华，均有较多报道。CN*7月15日题《科恩说民主与变更在中国不可避免》报道科恩与中国谈判台湾问题、美国的NMD问题、鼓吹民主自由、和江**会晤等。报道导语引用科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演讲词，以教训的口吻把自由贸易、美国国会的PNTR（对华正常贸易案）和中国的“不可避免的”民主化联系起来，为他的访华任务点题。科恩身为国防部长，在上海演讲却是美国意识形态传教士的口气：“一个发展的、拥有股票的中国中产阶级…….终将给中国带来民主。” 再如，美国媒体利用联合国议长会议和联合国宗教人士的世界千年和平大会活动大肆反华。美联社8月30日题《联合国大会在抗议声中开场》。报道称“联合国外大约150名示*者抗议中国。”随后该文以一整段近300字篇幅详尽报道了这批示*者的反华鼓噪。
  就象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形象成为世界（中国）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中美国的经典形象一样，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经典负面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确立了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地位，任何美国媒体在涉及中国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把该形象作为一大热点和卖点来大炒特炒，而且其手段有变本加厉的趋向。媒体报道本身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产品，依靠大众文化而生存。对于美国大众文化的经典形象，必须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美国哈瑞斯民意测验（HarrisPoll）最新民调表明：在被调查的１８个国家中，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朋友的比例最低。把中国看作“亲密盟友”的只有百分之三，把中国看作朋友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把中国看作敌人，这一比例几乎被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高一倍。百分之十四的人把俄罗斯看作敌人。媒体基本上支配了民意，美国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率一般高达85％以上。故不可不对美国媒体所制造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经典”形象进行周密分析研究。
  总之，美国媒体在中国报道的选择上总是与中国人权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必须不断加强这样的主题：中国仍然在不断****人权；2、中国威胁美国安全。其手段是：1、以大量篇幅和煽情语言报道**、地下宗教、***和人权分子、***分子的抗议和“被****”；2、把美国媒体十几年来形成的中国“固有形象”一再推出来反复炒作。
  就以CBS“60分钟”节目中为例。其中华莱士的态度粗鲁蛮横、趾高气昂，突出的主题是“民主”、“自由”的代表（华莱士）以高高在上的口气。该节目虽然对江**个人的开放性、亲和力（多次播放江说英文、背诵林肯演说的镜头）有所表现，但主题依然是攻击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美国的深刻壕沟。江**主席在节目中强调美国不应该以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衡量世界，这是对该节目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的非常尖锐的批评，让美国公众了解到中国领导人有理有节地表达自己的观念，江**的友善、亲近的态度与华莱士的蛮横无礼形成鲜明对照。在访谈中，美国公众可以看到江**主席一面努力营造友善气氛，一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让美国了解到中国自己的独立立场，这是节目的亮点。
  在中国的文化报道上，美国媒体努力突出意识形态味道。7月15日《纽约时报》题“中国因为一部电影把导演悬挂起来”，报道在FaGuo嘎纳导演节获大奖的《鬼子来了》导演姜文作了详细报道，称姜文的电影在中国受到检查部门的刁难。对此有关文艺作品在国际获奖在国内则遇到麻烦的题材，是美国媒体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报道抨击中国“保守的国家电影局”，并传播“谣言称姜文将要好几年被禁演禁拍”，称电影局对该电影未能按照官方“政治正确性”标准来刻画人物而大为不满。虽然姜文电影一事并未有任何结论，但美国媒体却尽力渲染其中的麻烦，这是美国媒体对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关照。”
  在报道中国反腐败的斗争，《洛杉矶时报》8月22日署名HenryChu(亨利·朱)的记者用反华**的冷战语言，报道中国的反腐败。该文题《中国向毛时代的整肃大跃退》，主题导语称“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权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使人回想起中国过去可怕的岁月，那时中国被马克思主义统治，正统的政治观点是对党忠诚的试金石。”
  美国其他媒体在报道中国国内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动向的时候，基本上是采用**框架，充满**语言，这一方面的确反映了美国媒体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敌意，另一方面也提醒中国在进行政治思想运动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会作出不断的反应，对这种反应不应该不加理睬，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在全球化信息充分开放和多元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与方式。
  从美国近期中国报道的统计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媒体在中国报道的选择性上基本上从“人权”、“中国威胁论”的主题出发，来对中美关系和中国进行贬低性报道。在报道中国国内事务上，除了对中国经济贸易和法制方面以及自然灾害等事件报道上基本公正平衡，对于涉及“人权”、***、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事件，均采用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烈的攻击性口吻来报道。

新闻建构与新闻选择性

   新闻建构与新闻选择性
  
  江**最近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访在回答新闻自由问题时说，新闻是有选择性的，正如美国同样有选择性。美国媒体在新闻选择性方面比中国要高得多，比如美国媒体能不能如实报道中国的情况。
  新闻界朋友希望从我对媒体的观察和研究，来讨论一下新闻的选择性问题。
  关于新闻的选择性问题，早在今年春天邀请美国宾州大学新闻学教授汤玛斯.伯纳教授来清华讲学时，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伯纳教授说，新闻是一种建构，是记者笔下写出来的文字，是编辑印在报纸上的白纸黑字，是制片人播放的节目，是受众消费的内容。 新闻是根据实事写的，但本身并不代表真相，不是记者对某件事情的客观描述，尽管记者试图要使他的作品看上去很客观、公正和平衡。
  我认为，新闻是记者通过实事的选择叙述出来的故事，本身不等于客观实事。从理论上讲，记者的工作是报道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记者要在稿件中问：who、what、when、where、why和how，并且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如何来问和回答这些问题呢？
  1. 记者知道何时（when）去问基本的新闻采访问题吗？
  2. 记者应该向谁（who） 去问这些问题？谁是新闻事件中真正值得采访的人？
  3. 记者如何（how）知道他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4. 什么样的回答（what）实事构成值得报道的实事？记者如何确认所得到的回答足够稿件的素材了？
  5. 记者应该到哪里（where）去寻找新闻背景和解释材料？为什么要去那家报纸或网站寻找资料（why）？
  在西方新闻学里，一个基本理论是新闻架构理论。根据架构理论，新闻写作的立场、视角构成一条新闻稿件的框架。这个框架就像一幅镜框里的照片，读者说能看得到的内容完全受限并取决于这个镜框所容纳的画面大小。
  框架是通过一个思想框架（mindset）把一个复杂的新闻事件和事件发生的过程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画面叙述出来，使受众一目了然，不费脑筋被动地接受你传达的信息。
  比如，在60年代，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被框架在守纪律的“蓝蚂蚁世界”（**身穿毛制服）、70年代被框架在“自行车王国”（尼克松访华）和“针刺麻醉”（《纽约时报》副总编赖斯顿的连续报道）、80年代的“迪斯科舞厅”（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尽管中国在环境、人口控制上有问题，但那都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90年代“人权问题“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在价值观念上与美国越来越”对立“，中国在计划生育、环境上的问题，全被圈在”人权“和”中国威胁论“这个大画面里了）。
  在新闻报道中，媒体通过对新闻选题、话题和信息源的限定，确定了记者采写新闻稿件的框架。
  架构不同、信息源不同、视角不同， 两篇稿件在基调和内容上会十分不同。这就如同观看一场足球比赛， 两个记者所站的位置不一样， 看到的场景也不会一样。
  一件新闻的报道可以由多个视角建构。比如，淮河污染治理这件事情，如果记者采访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领导、普通市民、农民、专家学者、环保人士、商家企业到对政府不满的各类人士，你会发现他们都从各自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因此，记者如果仅仅局限在他们各自的视野和立场上，新闻报道在建构、基调和内容取舍上，将会有所不同，甚至差别很大。此外，记者所站的立场跟他所服务的媒体的受众很有关系。根据受众的需求，在内容和视角上，他写的文章可以分别定位在区域化、专业化、分众化和大众化上。比如，由于新闻具有地缘中心性和民族中心性，记者无疑带有民族和国家偏见。由于美国媒体的市场重要在美国国内， 他们为了获得卖点，在台湾、西藏等新闻报道上， 它们只能通过美国国内市场的狭窄棱镜观察问题。否则，它们就会丢掉国内市场。
  因此，强调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就是依靠可以观察到的实事，目的是把记者和读者从信息源和记者和读者的价值观和偏见束缚中解放出来。

妖魔化是谁的需要

  妖魔化”是谁的需要
  
  李希光
  
  　　●一个媒体能否妖魔化另一个国家取决于这个媒体的市场和受众需求。美国媒体之所以能够妖魔化中国，首先是因为它们需要“坏蛋”形象的中国吸引受众，另外还受到“政治正确性”和选票的支配
  　　●有人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媒体报道的背后力量是他们的人权观。但事实是，美国传媒跟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从来都不是遵从其人权价值观的，都是另有所图的
  　　●至于科恩所谓“中国媒体妖魔化美国”之说，至少表明这位堂堂的五角大楼老板从部下那里获得了假情报。中国媒体在21世纪里不会再用简单的、夸张的、情绪化的漫画手法去描绘美国。只有两国媒体都从各自的政治偏见下解放出来，双方才会看到对方的真实面貌
  　　7月14日夜里11时，一个名叫白凡的美国“亚洲自由之声”的记者从华盛顿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让我谈了一个小时是“中国妖魔化美国”还是“美国妖魔化中国”这个话题。
  　　好似空穴来风，我当时真不明白这个话题从何而来。白凡解释说，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头天在北京演讲中指责中国媒体妖魔化美国。
  　　原来如此。这是美国官方与媒体的又一次巧妙的联手操作。难怪在接下去的几天里，美国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为科恩的谈话做注脚。从《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到《今日美国》、CN*，美国媒体竞相指责中国的广播电视充满了对美国的歪曲报道和反美声音。《华盛顿邮报》在题为《中国妖魔化》的社论结尾特别警告说，对中国媒体广播的反美主义，“绝不能轻视，也不能等闲视之。思想会产生严重后果”。
  　　白凡问我：你作为最早提出“妖魔化”这个命题的中国人，美国媒体究竟有没有妖魔化中国？中国媒体有没有妖魔化美国？
  　　我说：一个媒体能否妖魔化另一个国家取决于这个媒体的市场和受众需求。
  　　商业利益的需要
  　　美国媒体之所以能够妖魔化中国，首先是因为它们需要“坏蛋”形象的中国吸引受众。
  　　冷战后，西方新闻界突然失去了一个卖点，公众也随之失去了一个兴奋点。只有塑造出一个新“坏蛋”才能打动美国读者和观众。而且，由于苏联的解体，不选中国当“坏蛋”，又选谁当？因此，美国新闻界富有传统冷战思维的中国形象制造者们不遗余力地利用“中国妖魔”和“中国威胁”强化美国公众意识里的传统共产党人的反面形象。“中国妖魔”的故事，如盗窃美国核机密、向“无赖国家”出售核武器，都很有打动美国读者和观众的卖点。
  　　美国媒体是巨大无比的商业，它们不再是由某个家族控制，而是由媒体寡头控制。这些媒体巨商，把追求巨额利润远远地放在追求对社会的贡献之上。报纸上的每条新闻都有一个标价。当美国某大报的总编和总经理在研究报道时，总经理总是要问：“我们报道这种新闻，在经济上划算吗？”媒体要竭力避免任何会失去受众、与他们的商业利益会发生冲突的新闻报道。
  　　公众在决定接受什么样的信息时，更是受他们长期以来由学校（学术界）、报纸电视（新闻界）和好莱坞（娱乐界）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历史性知识、事实性知识和观念性知识所支配的。对于传媒界的老板们来说，每一条新闻都是有标价的。如果一条新闻会加强中国的正面形象并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这个老板就可能问：“我们在经济上报得起这条新闻吗？这条消息符合我们这块土地上人们头脑里的固有观念吗？”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与开放不符合美国公众几十年来从学校、传媒和好莱坞电影看到的共产党的负面形象。这样一个保守的公众心理无法承受中国正在进步的现实。如果报道中国的现实真相，反而令公众失望和怀疑，就会失去读者。
  　　“政治正确性”需要
  　　在西方，无论是从事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上正确性”（politicalcorrectness）的要求。根据这种要求，新闻媒体和学术研究在话语、选题上都是有禁忌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只能被当成妖魔或撒旦来描绘，不能当成合法政权来描写；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不能被当成合法信息源，等等。
  　　美国媒体在西方宗教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下，简单地、一成不变地把世界分为两个极端：认同他们文化和价值的，并跟随他们跑的人或国家，就被视为“政治上正确”的人间“天使”；而不认同他们价值观的人或国家就被他们视为“撒旦”或“妖魔”。美国媒体把西方宗教界的这种二分法用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中，用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判定事物的标准，只要是被他们看作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体育都应该作为异端加以抨击和妖魔化。这种价值观支配西方媒体的眼界和胸襟，他们认为，只有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才是代表正义、代表民主自由，政治上才是正确的。他们把中国看成新撒旦，认为应当在谁的价值观至高无上的问题上敲打（bashing）中国。以此为据，美国传媒从文化的深层次上敲打中国。美国《新共和》杂志评论说，“中国的崛起使那些美国华人欣喜若狂……美国华人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市场上。许多人拿到了绿卡，甚至得到了避难，还要回中国去做生意。应该警告那些祖先在中国的美国人，在一个视种族身份等同于道德权威的社会，你或是一个玩家，或者是一块遮羞布。”（彼德·贝纳特：《中国在美国国内的奉承者和合作者》，1997年3月10日美国《新共和》杂志）政治上的正确性要求记者和学者推崇世界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即要求他们放弃基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服从于美国国家安全和跨国公司利益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由于世界主义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在这种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压力下，特别是西方传媒和学术机构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冷战后人们对西方学术界和思想库的顶礼膜拜，人们已经意识不到这种全球化大一统的思想控制。
  　“政治上的正确性”是由美国体制内精英分子确定的。这些精英是全球化政治议程设置者和社会价值的解释者。他们制定了一整套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与知识的行为准则。媒体不宽容任何“政治上不正确”的政见，更不允许体制外的人，如乔姆斯基之类的学者进入他们的主流话语体系。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一些有独立思想的学者都认为，美国媒体的这种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操纵、曲解和传播工具的控制的危险性在增大。
  　意识形态全球化时代，主流媒体界和学术界胸怀坦荡敢用事实说话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从僵化的西方教条和概念出发。为了保持在体制内（Establishment）精英集团中的位置，他们必须坚持“政治上正确性”的原则。更何况，在著名大学里当教授的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美元之间，有受人尊重的社会特殊地位，写的文章和评论能够在主流媒介上发表，并有利益集团的课题资助。何乐而不为？
  　政治选票的需要
  　有野心的政客们和想出名的各类活动家们需要搭中国妖魔故事的大船进报章杂志的标题，通过以天使的姿态咒骂可恶的“撒旦”来赢得一些公众的钦佩和选票。
  　政治家们都清楚，最便宜和便利的办法是让自己的名字搭在一条公众愿意看的新闻中。因此，当《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中国间*案”后，几乎所有想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候选人都纷纷对新闻界慷慨陈词，用最煽情的形容词谴责中国。在政治竞选中，要让自己的名字上报纸电视是要花费很多钱的。媒体变成了那些整天想见报的政客们的传声筒和扩音器，损害了媒体提供客观、准确和公正报道的能力。
  　有人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媒体报道的背后力量是他们的人权观。但事实是，美国传媒跟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从来都不是遵从其人权价值观的，都是另有所图的。1972年，广大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这时尼克松带着一大群记者来到了中国。当时的美国媒体没有一家把中国当成妖魔来描绘。前纽约时报总编佛兰克描绘当时的情景：“向红色威胁祝酒，在长城上散步，一切都是为了让国内的电视观众品尝一下禁果，为他再次竞选拉选票……电的新闻报道是那样的赏心悦目。观众后来果真投了他的票。”
  　“美国媒体妖魔化美国”与“中国媒体妖魔化美国”
  　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不仅妖魔化中国，我们更妖魔化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在克林顿性丑闻被大肆炒作的时候，拿出当天美国的几家大报和《人民日报》对克林顿丑闻的报道相比较，他说，美国报纸对克林顿堪称极尽“妖魔化”，《人民日报》根本没法比。
  　美国媒体作为这个国家体制内的第四力量，它和控制它的控股公司与国会、白宫等是一体的。它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构成这个体制内精英集团的利益服务，保证这些精英集团的利益和谐。揭露总统偷情正是这些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在媒体眼中，总统只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表面权力，媒体批评总统和政府官员只是批评表面权力。整个权力集团是由金融寡头、商行巨富、媒体大亨等超级人物控制。然而，美国社会真正的权力中心是绝少有人敢触动的。
    至于科恩所谓“中国媒体妖魔化美国”之说，至少表明这位堂堂的五角楼老板从部下那里获得了假情报。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头戴美国牛仔帽的照片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以来的20年间，“美帝国主义”这个词逐渐地从中国的大众传媒上消失；其次，跟美国大众不了解中国相比，中国大众获取美国信息的渠道远远多于美国公众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如果中国媒体不真实地报道美国，而抱着冷战思维去看待美国，那反而会失去读者的信任。落后国家的人民总是对先进的国家有强烈的求知欲，急于摆脱贫困的他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向先进国家学习。而先进的国家对落后的国家多半不关注，如果关注，也多半是关注落后阴暗的一面。由于大多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无知和不关注，他们对媒体中的不真实的东西无法辨别，更不能持批判态度。
  　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但是，中国仍然非常积极地吸取美国人民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今天，在北京的书店里，书架上堆放的美国人写的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中国的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对美国的报道和介绍更是以正面形象为主。20年前，一个作家写到，前清时候是国门紧闭，对外国人一律称作“洋鬼子”，嘲笑他们连跪都不会。到了民国，“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我相信，中国媒体在21世纪里不会再用简单的、夸张的、情绪化的漫画手法去描绘美国，既不是对这个老师的极度迷恋，也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的愤怒。总之，只有两国媒体都从各自的政治偏见下解放出来，双方才会看到对方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