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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读余杰摩罗 [打印本页]

作者: kevin 时间: 2004-1-27 20:39
标题: 我读余杰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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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了解到余杰正处于这种两难之中：一方面是生存，一方面是信仰。据说自从他的那些犀利的散文出版后，受到了来自社会并不宽容的批评，余杰错了吗？翻翻他的系列散文集《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说，还是不说》、《尬尴时代》，你便会觉得的这是一位有着真诚和勇气的批评家，他的文字饱含血性和激情，充满锐勇和反叛，以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历史和现实，挑开历史深处包裹着的诺言；余杰壮怀激烈地批判着知识分子的弱点，拷问着知识分子的灵魂，求索健全的文化人格，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使命，这样的批评放在文化思想都非常平庸和苍白的九十年代的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来剥夺钱穆的皮》、《身体与灵魂－－读福柯〈监禁与惩罚〉》、思想札记《火与冰》等，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反思与批判，其中包含着对于自己的反思、批判和道路的修正。《铁屋中的呐喊》中的《那塔，那湖》、《毕业生》、《父亲的自行车》等散文，字里行间充溢真情和空灵，这些散文都透出余杰内心比较柔和的一面，《我看水浒》、《资治通监批判》等以晏几道及其《小山洞》为中心，探寻一个观察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的新视角，这些都有精巧之处。与余杰一样，摩罗的思想仍然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影响，更多地批判专制、奴性、对尊严的张扬，对良知的吁求，呼唤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重健等；摩罗的作品融入个体的体验和学理的思考，少了一些余杰的“火气”，就余杰的作品而言，后出的散文集《尬尴时代》要比《火与冰》理性成熟。余杰?摩罗所触及的诸种社会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敏锐和力度，就他们作品的写作方式而言还未走出“青春期写作”的范畴。“青春期写作”的特点是浪漫、理想、激情、才气，往往失之偏颇造成偏执、独断与排他。余杰更多是依赖他的体悟能力和想像力，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思想有余而情理不足。使得一些作品没能超越简单的道德抗议，而未达到学理层面上的思考。余杰在《缺席的主格》（《铁屋中的呐喊》）的开头，讲述了一位当红作家的作品被报社以优厚的报酬买断出版的事，并由此联系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问题，得出结论：“以丧失主格为代桥换取金钱、名誉、地位、权势以及我们所谓渴望拥有的一切东西，这一公式如果被社会所认同，不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大的悲剧，即使对文盲来说也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把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等精神与物质直至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我不明白的是：一个当红作家的作品被出版，怎么就成为主格的缺席呢？一个作家没有生活更好的权利？！再说金钱是老百姓的选择，这种脱离物质基础谈论纯精神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中，余杰在分析郭氏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的原因时说道，“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爱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怪胎：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沫若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灭的不足。他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观念”。如果按照这样的推论，同样生于旧式家庭留学日本的鲁迅为什么没有导致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呢？这又如何来解释郁达夫、田汉等人呢？《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化》中，余杰指出，文化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既然如此，余杰为何在批评季羡林时得出“失语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的感受”的结论呢？在我看来，“失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存在于东西方批评界，文化的东西不是让一方去选择另一方，文化需要在共融中打通境界。《心灵独白》中写道：“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奴隶往往是乐欢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掩了真理的挥讨。\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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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摩罗有一篇游学日记《上海的温柔》（《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文中写道：“我已在如下如此丑恶的环境里煎熬得太久。满世界都是丑恶的嘴脸，满世界都被一种卑贱下流的气息所充塞。多少年来，天天呼吸着如此下流的空气，天天要听那些下流兽性的训话－－究竟从哪一刻起，我把自己置于那些兽性的控制之下的？”也许，摩罗被他生存的环境伤害得太深了，渐渐产生了一种耻辱意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并由个人的耻辱联想到人类的耻辱。摩罗认为，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的破产》、（《耻辱者乎记》）批判了近代以来中国****及其带来的知识分子个体人格丧失和启蒙破产的恶果；摩罗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批判专制更把批判的利笔直接导向支撑专制存在的思想基础，并且以此为主线，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为古代士人布下的精神结构，《知识分子的覆灭》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先奉时代入手，清理了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个体意识的尊君从势传统，批判了从势者的三种症状：麻木症、恐惧症、工惧欲，《冷硬和荒寒：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批判了当代作家文化心理的严重缺陷，《中国学人的宿命：从注释家到翻译家》指斥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提出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咀嚼耻辱》则以自己的精神痛苦现身说法痛阵精神价值的沦丧，这些批评文章都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使批判达到深刻的效果，但摩罗的批判受感情、个性的影响，时时显露出偏颇。《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良知的弹性》、《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人身支配权》等文中，摩罗对比了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得出“中国要想诞生了真正的精神巨人，遥已远已。”正如刘东超先生所言，在摩罗那里，对特定社会体制的批判被提升到民族批判的高度，对这一体制造成的某些心灵异化的批判被转化到知识分子整体人格批判的方向。我个人认为，这种提升有扩大化的危险，严重的可能导致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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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似余杰?摩罗这样直面血淋淋现实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品太少了，以遮掩的方式曲曲折折地抒发真情，已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症结，在某些作家笔下，出现了处理现实品格的弱化，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失语”，当然我不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拒绝表达”（余杰语），这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数”，所谓“中国缺少的是真实地表达自我和自我对世界的认识的人。”是没有深思我们所置身的环境，在现实的国情下，特别对象中国这样麻木的国民，大喊大叫是几乎没有用的，关于在于韧性实在的反抗。事实上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向善的冲动，甚至很强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将它抑制或者减弱，甚至干脆把它推到内心深处，为什么作者要抑制自己的内在冲动？一个原因是政治处境残酷，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相比俄国作家的作品，便会发现中国作家文章里缺乏炽热的灵魂，这种激情的缺乏归之于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的缺乏，不仅仅是余杰所说的勇气，更不仅仅是缺乏才能。这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有三种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有关，知识分子接受的都是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文学观，而不是知识分子喜好寻找政治势力依附，这一点让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一种宗教信仰，面对苦难信仰能升华成一种悲悯拯救的力量，这种信仰与儒家的“杀身成仁”笃信皇命无关；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淤积时间长久看不清坚硬的河床，清理知识分子身上的泥垢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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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杰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没有具体量化，而是在寻找批判的靶子，尽管他对杨朔、钱钟书、杨绛、钱穆、郭沫若、季羡林、余秋雨等学术大师的批判有一定启迪的意义，但纵观其言论却是一个“道德审判官”的形象。余杰的勇气、锐气是可贵的，他的“牛虻”式的致力于“启蒙”的决心是可贵的，但勇气和决心的后面是些阵旧的甚至是苍老的东西：自由主义、精英主义、道德主义、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有没有底气，主要看他的理论水平，余杰的某些篇什却一味追求杀伤的效果，而通篇却看不见他的思想构架。《叛徒们之鲁迅》（余杰《火与冰－－一个壮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经济日报出版社）中，短短一篇千字文，余杰先后引用了钱理群、毛**、郭沫若、瞿秋白、增田涉、孙郁、汪四军等人的观点，给人的印象是他涉猎很广，但缺乏生命体验和底层体验，写作毕竟不是“掉书袋子”，是一个很复杂的创造工程，相信余杰走入社会后会克服掉这一不足的。\r > 胡适之先生当年提倡的“自由主义”包括“思想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后者具体是指言论自由、创伤自由、出版自由。“自由主义”曾顺诞生对反击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起到重要作用，而如今的“自由主义”已蜕变成了一个“招牌”。余杰在《给理想一把梯子》中批评壮大学生丧失理想走向庸常，孰不知，走向“庸常”不是走向“庸俗”，这正说明北大学生走出了自我封闭纯粹精神的“象牙塔”，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了，现在的“自由”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了；我承认理想对于一名北大学生重要，但对于一名连饭也吃不饱的下岗工人，你还给他奢谈“自由”吗？同样，思想自由对于一名知识分子很重要，但对于一个种植青茶萝卜的农民来讲，“思想自由”又有多大作用呢？我们要充分考虑“自由主义”一词的歧义性。\r 
 > 不独余杰?摩罗，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知识分子不在刻意扮演一个批判文人病态人格塑造自己的“斗士”形象吗？但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并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独自拥有。余杰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铁屋中的呐喊》）中尖锐地指出，当代文学背弃了现代文学体验底层的传统，当代作家丧失了体验底层的责任感。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症状。倒是有位叫温铁军的学者，连续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关注“三农”的文章，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我们缺少的是类似温铁军这样的学者。\r > 胡适先生早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就指出，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余杰曾愤激地写道：“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这种“真理”、“自由”又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当下的社会需要呢？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单一，国有企业面临改革……鲁迅先生当年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就是首先要保存生命，才能淡到温饱、发展、人权等。空谈好听的“自由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研究解决现实的问题却很难。从下岗职工到跑官卖官；从农民负担到围攻****……哪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所能解决的？可见，脱离现实的道德叫喊空洞无用。王小波说这是瞎浪漫，是知识分子想当牧师、上帝，说穿了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救世情结。这种救世情结对于解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毫无用处，对于自己确实能消愁解闷。我由此认识到，如果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呼呈，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不能落实为对生活现实生动透彻的分析；如果我们对精神自由的鼓吹，不能深入人的日常生活，引发人们对具体的物质境遇的深入思考，增强我们对衣食住行中遭受的各种束缚的敏感；如果我们对政治民主的宣扬，不能延伸入其他的生活领域，促进公众对技术、体制、伦理和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了解，激发人们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的决心；如果我们对现代社会中公民的品质和权利的要求总是那么空洞，不能转化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自我要求和奋斗目标，那么一但形势发生变化，再动人的所谓启蒙言辞，再正当的精神呼唤，都会如美丽的晚霞，转瞬即逝。\r > 5
 
 
 > 当今的“鲁学”差不多成了可以与传统的“儒学”等量齐观的一门显学。张闳说，一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西游记》，一群“鲁学”专家，个人雷公脸，火眼金睛，浩浩荡荡组成一支取经队伍送文化“圣僧”鲁迅西行。中国文人可以骂孔子，骂老庄，骂耶和华，而不可骂鲁迅。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文人的大半。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恬静超然，但凡读了鲁迅，却是一幅“金刚怒目”的形象，更别说是“鲁学家”了，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让人亲近不得。余杰被誉为“当代的小鲁迅”，摩罗的导师据说也是“鲁学家”，这些自是让人仰视。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严自于鲁导，“专制”、“屈辱”、“主子”、“奴才”、“奴隶”是他们文章中常见的词语，论起“自由主义”来，都摆出一副“不自由，毋宁死”的模样，就把自己和周围拉开距离，人为地制造出极端的冲突，好像真理只在自己的手中，周围全是奴隶和愚氓，社会只是障碍和天敌。

作者: kevin 时间: 2004-1-27 20:40
> 我们总在学鲁迅，可很长时间在学他怎么骂人，或者说学他身上作为斗士的一面。技术学得快，而道义学得慢，学得杂文家遍布全国从文风到人格结构都齿拔驽张。许多文章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和美感，就因为少了鲁迅当年提倡的“知人论世”，别说“走近”批评对象，甚至连“靠近”都不肯。某些新潮批评家缺乏真正的文化眼光－－既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缺乏对外国文化系统全面的认识，更缺乏独立而完整的文化人格，有的只是一知半解的偏激理论。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常见到置于人死地的所谓争论，语气上流于霸道，恨不得箭封喉。王元化先生“最不喜欢读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和惊听的翻案文章”（《王元化学术年表》），见（《文汇读书周报》97年12月20日），并且多懂一点我们国家的人文环境中唇亡齿寒的道理。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我来“剥”钱穆的皮》、曾红兵的《为二十世纪文学写一份悼词》便是这样的文章，余杰、葛红兵希望自己或借助鲁迅，发出一些真实的呼声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当看到启蒙者相悖于鲁迅的自身缺陷：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和思想的模式，较少考虑鲁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联系这一重要的精神侧面，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虚无缥缈的“终极关怀”高于一切，面对人民群众的种种疾苦却漠然处之，关注点往往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里，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具体的历史处境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被大大忽略了。千百万人民的现实存在状态，生命疾苦和他们所能够享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究竟有多大的分量？鲁迅希望他的作品“速朽”，反对“摘句”似的引用“权威之言”，但他永远被“摘句”式引用，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5的深思吗？\r 
 > 我们是否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鲁迅研究”？是的，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我们需要战斗的鲁迅形象来扫荡社会的陈腐，“**”期间，社会政治权利话语体系对鲁迅思想的扭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到今天，这种消极的影响还未全部清除，一些研究者那里过多地继承和扩展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一面，在他们眼里更像一个圣人，但鲁迅作为一个人，他也有凡人的吃、喝、拉、撒、性欲、宽厚、仁慈的一面。曾经攻击的鲁迅的青年作家高长虹回忆道：“我初次同他谈话的印象，不但和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不相同，也不像《呐喊》的作者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犟，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20世纪初的中国乃多事之秋，鲁迅将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痛苦，十字架似地担在了自己肩上，他敏锐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残缺和人格的***，并深邃地画出了“血和肉来”，其实鲁迅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他的呐喊是“戴着面具的呐喊”，鲁迅不仅仅“憎”，并痛苦地喊出：“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的背后隐藏着多么强烈的热爱啊！倘若不理解先生的“憎”就谈不上理解他的“爱”！我们往往只注意到鲁迅先生文字辛辣的一面，其实他的文字不仅有严峻、激烈、沉重、紧张的一面，也有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一面，散文集《朝花夕拾》里的文章便是例证。鲁迅的爱里有理解和宽容，更有原则。他曾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也自我检讨过：“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们应当注意。鲁迅一生厌恶的国民性有：大团圆、中庸、麻木、健忘、卖老、面子……，先生终其一生都在批判这些，鲁迅的爱是一种建立在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鲁迅从没有私敌，他的批评性的文字中从没有个人的悲欢。大江健三郎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我们这些所谓的“精神界战士”，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靠近了鲁迅先生？”我承认自己还远远没有上路，或者是“走了一圈又回来了”，现在仍摸索前进……\r 
 > 联想到中国政治对于鲁迅精神的简化与利用，已有研究者（摩罗、谢泳）感觉到，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缺陷和裂口，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能像鲁迅呢？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不同于鲁迅的方式，同样能担当世界的苦难，从而使我们与鲁迅同样伟大呢？“**”时期，红卫兵极力放大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痛打落水狗”、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一面，也就是放大了鲁迅的“横”、“冷”、“打”，并大大发展了鲁迅与黑暗相对抗的精神，对世界作了极其简单的解释，诸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由于鲁迅的气质和思想被他人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单一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不得不回头审视鲁迅的不足。面对黑暗，鲁迅总是膨胀他的自由意志，用来跟黑暗对抗、跟虚无对抗，用来捍卫生命意志，拯救受难的灵魂，摩罗提出了甘地、托尔斯泰、耶酥、释加牟尼、哈维尔、索尔仁尼琴、顾准、张中晓不同鲁迅的反抗方式，（《自由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99年版）把这种反抗人性黑暗的方式作为我们的人格典范和精神资源，这都是建设性的观点。\r 
 > 鲁迅冷酷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不像我们打着“批判国民性”的招牌到处发难。余杰在《我来剥钱穆的皮》中干脆说，“奴才的书，我是不会读的”，并引用伏尔泰的话：“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写的是杂文不是论文不妨可以有偏颇。与余杰不同的是，摩罗在《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中，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声讨那些曾经害过郭铢成先生的人，而是把自己也当作一个有罪的人，进行深深的忏悔。后来，余杰终于作了真诚的自剖，他在《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写道：“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把“多元”落实为一种方式，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远远没有做到。尽管我常常以为是地宣称“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虚弱的。葛红兵最近在一本刚出版的文集《我的N种生活》中也对自我进行了彻底的解剖。启蒙，启蒙，首先要启的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我忽然想到《孔乙已》里可悲的一幕：孔乙已自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君子”，但在群众（社会）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玩物：“ 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我醒悟道，这正是再深刻也不过地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悲剧性与荒谬性。而我们自称现代知识分子，却长期沉迷于孔乙已式的传统幻觉中；另一方面我们又像伙计一样，跟在酒客、掌柜的背后，“附和着笑……”然而难道不是更应该笑我们自己吗？仿佛知识分子自身也真的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我们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这种所谓中心位置，正是以他们自身的被扭曲、改造，以屈从于权力意志、大众意志与时代意志为代价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真正理解了鲁迅。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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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及其后的一连串举措施，无异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拦腰斩断。激进的DADAO孔家店与掀翻人肉宴席是寻求发达的主调。它的深层之意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是束缚中国手脚的镣铐。这当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却主要是令人眩目的西方物质文明与使人战粟的船坚炮利引发出来的自我贝乏仰，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中采取厚此薄彼或是更激进地取一舍一的做法都是有失冷静和客观。中国人本来擅长精微和复杂的思维，可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更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严密整理，还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九十年代国人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化了。这种精神粗鄙化的一个严重症状，就是简单机械、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在这种思维定势下，糟踏、曲解、肢解利用鲁迅精神资源在所难免，相互伤害、相互攻评在所难免，我们右挑战这种为祸深远的思维定式，从浑浑噩噩的生存方式跳出来进入存在的状态中。\r 
 
 > 我们以前批孔子、庄子，批西方现代派，常常是在还不真正了解别人之前，就先架起大炮猛轰一顿。孤立地看文章，说孔子中庸、庄子消极压世是坏东西，好像也不能自圆其说，但我却不相信，因为对古代哲人心存敬畏感。以今天20世纪信息时代的高度文明及其所构建了的价值观、文化观念去批古人，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与不平等。今天的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对孔子、庄子当时的文体语境有深刻或较多的“了解和同情”呢？我们缺少的是了解，而不缺少批判。我们谈论老一代学者的学术贡献和人格精神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语境，现在不少批评家动辄就把陈寅属、吴密挂在嘴上，要么呢就把顾准、王实味、张志新挂在嘴上，好像只有他们才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抑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便有了诸“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缺钙的软体动物”一类的说法；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政治家的问题，算帐算在知识分头上，“**”时期那场运动不是选择国家机器，而是选择知识分子开刀，结果文化人集体旬难，现在居然有不少人高叫着让知识分子“忏悔”，这叫从“**”时期过来的人好不尬尴，好像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难道应该忏悔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吗？那种逼良为娼疯狂变态的政治环境不应诅咒吗？苛意让知识分子忏悔很有可能放走真正的“元凶”，这种论断落入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的“古已有亡”的老传统的套子中去了。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呼吁“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应该跳出所谓“帮忙”和“帮闲”的思维怪圈，承认知识分子选择的多元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应该是传承文化、保存文明、启迪民智、致力学术建设。钱钟书那样在书斋中沉思学问是有功于社会，有益于民族。那些耐得寂寞的正直学人，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命运实在太坎坷、太悲哀了，文学家位没有一块地方可以安心搞他的唯美主义，我们应当从人类道义立场出发理解文人的这种选择，知识分子应当将其对社会人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体现自己的专业建设之中－－不论他是否直接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r > 我们要把探求真理保持在一种谦卑里，不要圈地为牢，须知“开口便错”四个字的深奥含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确实在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决不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裁决，在这方面，自由主义是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和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贬抑与否定。鲁迅当年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忽略基本的历史事实，盲目地把批判的方向引向弱者，而忘记黑暗的主力是背道而驰的，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批判，用什么方式批判、将自身置于什么样的位置等等，都需要思考。\r 7
 
 
 > 我们已置身一个新的世纪，当代的生存环境并不容乐观；这将是理性与非理性、人道与非人道、正义与邪恶残酷较量相斥相存的时纪，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冲突恶化险峻的世纪；不是所有的人都衣食无忧，其乐融融。面对环境污染、治安恶化、吏治腐败、世风日下，面对冷漠、麻木、病态的机制，我们应当怎样独立思考，而不致于手足无措，完全丧失洞察力和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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