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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政治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相互界定 [打印本页]
作者: 彳亍    时间: 2008-7-1 17:36
标题: 政治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相互界定
政治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相互界定


作者：吉　宓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实证主义方法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要求研究者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现象中发现事物之间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因果关联性并辨析其因果机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所得出的理论假设具有定向的影响力。不同的理论假设,也要求研究者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需要在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对话中,改善研究策略,并更有效地构建、检验与修正其理论假设。

关键词　实证主义　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　案例导向　变量导向

社会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探究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律,二是运用这些规律指导社会实践。在这两个目的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进行有效的观察和归纳,从中发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便成为经验研究的核心任务,也使得实证主义方法成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

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超越现实现象的繁复细节与个性特征,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可证伪、可检验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对政治现象背后规律的探究只能在“观察资料”而非“实验设计”或“半实验设计”的基础上达成,这就增加了探究的难度。相对于强调微观基础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来说,政治学研究中“分析单元”和“分析层次”的特殊性也对定量科学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试图运用定量方法的原则改良政治学中传统的定性研究方式,致力于将定性研究科学化, 以适应实证研究的需要。[1]这种认为定性和定量研究从分析原则到研究目的都可以完全统一的论点,实际上假定了这两类方法大体上可以相互替代,并独立于研究者所需探究的理论规律。而事实上,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很难脱离具体的研究议题和实质的理论假设而孤立地考虑和选择研究方法。一系列关键问题是: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之间是否需要相互匹配? 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否倾向于导出不同的理论? 不同的理论假设,是否又会促使研究者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 如果理论和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界定,那么研究者应该如何选择研究策略,以便更好地构建、验证和修正理论?关于这些问题,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早在其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一书中便已指出,研究方法对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在少量案例基础上进行的定性研究(简称小N定性研究)对人类行动体( human agency)和社会进程敏感,而在大量数据基础上进行的跨界定量研究(简称大N定量研究)则倾向于得出结构性解释。[2]拉金认为,结构性因素在单个案例中变化极为缓慢,因此以案例的方式观察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大N定量研究则将传统的案例分解成变量、分布和关联性,其研究结果往往凸显结构性因素,而忽略人的作用。[3]

拉金是在对比“案例导向”和“变量导向”的研究方向时,做上述判断的。[4] 在他看来,研究方法的特点和局限性对理论的构建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造成理论上的偏误。然而,在论述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对理论的影响时,拉金却似乎将案例导向研究混同于“单一案例研究”,而这两个概念本身却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本文对拉金的论断表示质疑。事实上,无论是“变量导向”还是“案例导向”的研究策略,都有可能导出结构性解释。某些比较案例研究甚至以其结构性结论而著称。拉金的行文目的,原是强调定性案例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一两分法的解释却低估了定性研究在理论构建中的应用空间。[5]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认同拉金的观点,即研究策略的选择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理论的形式与实质。另一方面,已形成的理论也会影响到研究策略的选择。研究者往往需要根据已有理论假设的具体内容,选择可行的研究方法来证实和检验这一理论。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理论导向

对于拉金所说的“变量导向的方法易于推导出结构性解释”这一点,学者们普遍没有异议。定量研究从相关“母体”中抽取大量样本,将每一个案例视为“同质单元”,在此基础上观察样本在分布和关联性上的规律。这一系列做法都旨在得出跨单元的普遍性结论,找出各单元所共有的不变的结构特征。正如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 、斯蒂芬斯( Evelyne Stephens)和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所说的那样,定量研究只可能得出结构性结论。[6]

与此同时,小N定性研究是否倾向于导出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理论( actorcentered theories)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事实上,很多结构性理论都是通过对案例的定性解读得出的。例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就是经典的案例导向研究成果。摩尔通过研究英国、FaGuo、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历史经验,探索通向现代世界的三条不同路径。瑟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曾经从摩尔厚重详细的历史解读中归纳出三个关键变量,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或商业冲动的强度,压制劳工型或市场商业型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革命潜力。[7]阶级、社会和经济三重结构构成摩尔的历史解读的基本框架。尽管摩尔将阶级和社会群体称作“战略行为主体”,但它们实际上是摩尔所描述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摩尔对民主制度形成的解释显然是宏观结构主义的,与强调微观个体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方式存在很大差别。[8]

斯科克波本人的研究则更是通过小N定性比较研究得出结构性解释的典型例子。斯科克波在其“比较历史分析”中几乎完全抹去了行为主体的作用。她所着重观察的是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结构要素与社会革命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她的论述,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控制模式的崩溃。而这一结果又是由国际压力、“两面性国家”以及农业部门之间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的。“从来不是人选择革命,而是社会‘回到’革命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大众的不满与动员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在于国际体系中更先进的国家对该国国家制度施加的压力以及该国内部在资源调动和反应能力上的结构性弱点。”[9]

以上的例子均表明,小N定性案例研究方法并不必然导出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结论。事实上,针对拉金的观点,鲁施迈耶等学者曾明确指出,拉金对案例导向方法的批评只适用于单一案例的历史研究;而且,即便是在单一案例研究中,研究者的比较意识以及长期视野,也会使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彰显出来。[10] 鲁施迈耶等人也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中有意识地将这种策略付诸实践。在其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中,鲁施迈耶等作者在保障足够的观察时长并注重单元同质性的前提下,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案例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作比较,观察阶级权力、国家权力和自主性以及跨国权力架构三者之间的平衡,得出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正相关的结构性解释。而这一解释与民主化研究中一些定量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但在另一方面,鲁施迈耶等人对“比较意识”和“长期视野”的强调又表明,他们承认在较广泛的意义上,研究策略对理论的构建具有定向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研究策略之间的区别不一定在于研究者使用的是定量还是定性分析方法;单一案例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跨部门的比较和跨时段的比较,虽然同属定性研究,却有可能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研究策略。

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的相互界定

那么,理论和研究策略到底如何相互影响? 事实上,任何理论的创建、检验、证实、证伪或修正,都需要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即便是对理论假设的最初推测,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应用某种研究策略。而取决于最初使用的是哪类研究方法,他们所得出的理论在形式和实质上也会有所不同。同时,理论假设一旦形成,也会影响和限制研究策略的使用。

(一) 理论影响方法

理论假设一旦形成,往往会对进一步证明理论所需的研究方法提出一定要求。例如,将一般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的理论便很难通过小N案例研究来证明。而在另一方面,有关宏观历史规律或结构特征的理论,又往往难以找到足够的实例样本进行定量分析。例如,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两极国际结构的假设,在现实中便几乎只有冷战国际体系这一个对应实例。在类似情况下,研究者即便遵照金(Gary King) 、基欧汉(Robert Keohane)以及维尔巴( Sidney Verba)在《社会探究的设计》中的建议,尽量增加观察单元,也无法获得随机抽样所需的足够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定性案例研究便成为研究者的妥善选择,虽然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避免案例选择的偏误。

再如,路径依赖型的理论假设,往往需要将历史事实“情景化”并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因而也常常需要采用定性案例研究的方法。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让民主运转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项研究中,帕特南试图解答三个问题,即制度如何塑造政治,公民参与如何影响制度绩效,以及现代意大利的政治制度绩效如何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对于前两个问题,帕特南主要采用发送和收集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探究,有限的案例研究只是作为定量研究的背景描述和补充。[11]而第三个问题,即公民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需要帕特南以详细的史料以及对历史的情景化研读作佐证,他便改用了定性历史分析的方法。他通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邦共和国历史的解读,探究和展示了公民社会传统与政府绩效之间关系的因果路径。这种将统计、半形式理论( semi2formal theory)以及历史解读结合的方法,被莱廷(David Laitin)称为“三角网格法”(Triangulation) [12],也被认作是帕特南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不同凡响之处。[13]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所谓三角网格法,本身也是帕特南证明其理论的实际需要。正如帕特南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研究目标的多样性要求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以便就相关问题、地区和时期做出具有足够广度与深度的分析。”[14]

(二) 方法塑造理论

如上所述,理论会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而研究方法对理论假设的塑造作用,则更为突出。

拉金在谈到案例导向研究和变量导向研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时提到,在定性案例研究中,每一个案例都是作为整体与其他相关案例进行比较和对比的———每个案例都是由其下属观察单元按一定次序和意义组合而成的。[15]这就意味着,案例研究倾向于得出包含个性特征的结论。例如,斯科克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试图以小N比较历史分析的方式,对社会革命的原因做普遍性归纳,但同时却规定了一系列限定条件。在其后对伊朗革命的研究中,斯科克波就以城市集市社区取代了原有理论中的农民社区,并新增了什叶派穆斯林这一“革命潜力”因素。斯科克波认为,这些变化仅仅是在保留其分析框架完整性基础上的微调。[16]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理论关键的组成部分———革命的因果路径,在新的案例下已经被重新解读和重新构建。

而对于以变量为导向的研究来说,案例被分解为变量、分布和关联性,研究的焦点在于对尽可能多的观察单元进行分析,以得出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概率。这种方法的弱点是研究者常常得出过于抽象甚至空洞的普遍性结论。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这种策略往往将案例之间的因果同质性及长期的均衡趋势视作想当然的条件。[17] 而这样的预设与假定往往使研究者忽视因果的复杂性,根本改变了其后的研究对话,并对理论构建产生不利影响。[18]

具体而言,对于因果性的不同解读和处置方法,往往导致研究者推出不同的实质性理论。拉金、格里芬(Larry Griffin)和鲁施迈耶等很多学者都观察到,在实际情况中,原因不仅可以是多重的,还可以是相交的。[19] 因此,不仅原因的数量会影响结果,原因的组合方式也同样与结果相关。在很多情况下,案例各部分结合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案例中抽象出来的各个变量———才是解释案例之间根本差异的关键。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定量方法可以通过引入“交互作用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样做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多重共线性[20]、降低自由度等,因此往往并不可行。相应地,采用定量方法常令研究者在构建理论时对因果关系过分简化。

基于这一点,一些学者认为定性案例分析能够更有效地分析因果路径,避免空泛的“黑箱”式理论。例如,前文提到的鲁施迈耶等人的著作,虽然强调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却并不是静态和孤立地解读三种权力“变量”的作用,而是强调结构的“次序”以及制度化的“时机”。他们认为,在三重权力架构的基本格局之下,存在着多重因果关系以及导致民主的不同历史道路。[21] 可以说,他们有意识地将历史细节的情景化解读作为经验“路障”,以避免武断和猜测性的推论。[22]

当然,这样的方法也存在明显问题。那就是,在寻求个案具体的因果路径的过程中,研究者倾向于添加临时变量,而对历史的详细叙述和情景化也往往倾向于打破案例个性特征与理论普遍性之间的平衡。

更严重的问题是,某些学者指出,小N比较历史分析容易导致决定论式的理论。例如,斯坦利·利伯森( Stanley L ieberson)指出,小N比较研究在确定因果变量时,往往需要使用米尔(JohnMill)的同一法或差异法,而当因果关系中起作用的变量多于一个,案例数目又非常少的时候,这种方法便不能正确地评估各个变量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研究者仍继续推进研究,就必然导出决定论式的理论,即以一成不变的因果配置来解读案例,而不是通过案例对相关因素在因果关系中的独立作用进行概率性评估。[23]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的经济起飞令学者们纷纷试图找寻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强调国家的能力和自主性对经济奇迹的主导作用,另一些研究将贸易自由度看作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在某些研究中,“对劳工的压迫”也成了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相对于众多的可能因素而言,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经验案例数目太少,仅存的案例又多是成功增长的实例,因变量上缺乏“变差”( variation) ,因此很难评估和判断哪类因素是真正起作用的自变量。实际上,这类研究所能做到的,不是构建有关增长成因的理论,而是描述和总结后工业化国家各自的发展轨迹。而这也说明,研究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的类型和实质。

通过改进方法完善理论

综上所述,理论和研究方法之间的确可以相互影响和相互界定。鉴于研究者在理论构建的各个阶段,都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某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理论的影响就更值得注意。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改进研究策略来更有效地创建、验证和修正理论。如前所述,金、基欧汉和维尔巴试图将定量研究的原则移植到定性研究中,以此避免案例研究详细有余而普遍性不足的缺点。[24] 对金等人来说,观察单元而非案例,才是描述和因果推理的基本单元。如同在定量研究中一样,案例被进一步分解,以便进行各观察单元之间系统的比较。在这种原则下进行的定性分析,不再是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而是以变量为导向的研究。

然而,金等人打通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区隔的努力却没有很好地解决多重和相交因果性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拉金提出了定量比较分析法(QCA) 。QCA方法将案例视为各种条件的结合和构型[25],在运用布林代数的简单技巧对各种因果条件作适当简化的同时,对案例进行整体和全面的比较。这种方法可以处理中等数目的经验案例,旨在保持理论普遍性的同时兼顾个案中复杂的因果关系。[26]

另外,前文所提到的“三角网格法”也是改进理论构建的方法之一。这一方法的关键,就是在同一项研究中,采用多于一种的方法,对事实进行评估,从不同角度得出具体的理论假设,并相互借鉴和补充。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定量分析数据不完整,而定性案例研究又受到某些研究条件(如政治因素)的限制的情况。[27]如前所述,帕特南在其研究过程中,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及半形式理论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评估已有理论假设的客观需要。而在另一方面,帕特南也正是通过长达20年的经验研究,将跨区间的定量研究与跨时段的案例研究与解读结合起来并加以比较,才推论出公民传统与现代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学科。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超越就事论事的时政分析,从个案中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规律。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实际政治现象和进程的复杂性、个别性与不可重复性,增加了资料收集和理论构建的难度。尤其对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分析单元经常是民族国家,因此可观察的案例数目往往有限,资料也常常不够完整,这就对研究策略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认识到的是,现有的各种研究方法中孰优孰劣,并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只有在具体的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对话中,研究者才有可能确定与选择恰当的研究策略,以便有效地构建、检验与修正其理论假设。

注释：

1. 见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Charles Ragin, The Com parative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 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70.

3. Charles Ragin, ibid.

4. 拉金基本将案例导向研究等同于定性分析,将变量导向研究等同于定量分析。

5. 在最近的论述中,拉金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种说法,强调案例导向研究在分析机制上与变量导向研究的区别,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分别与“行为主体”或“结构”挂钩。见Charles Ragin, “Turning the Tables: How Case2Oriented Research ChallengesVariable2Oriented Research”, in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 iverse Tools, Shared S tandards,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6.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CapitalistDevelopm ent and Dem 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33.

7.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Modern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8—31.

8. 后面一种分析方式在类似主题上应用的例子,包括: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 of Dem 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Guillermo OÄ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Uncertain Dem 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86。

9. Theda Skocpol, S 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8.

10. Rueschemeyer et al. , Capitalist Developm ent and Dem ocracy, p. 33.

11.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 ocracyWork: 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14, 187—192.

12. Triangulation一词来源于测绘学中的“三角测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际上指的是多重研究方法的交织运用。

13. David Laitin,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1, 1995.

14.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 ocracy Work, p. 13.

15. Charles Ragin, The Com parativeMethod, p. 167.

16. Theda Skocpol, “Rentier State and ShiÄa Islam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Issue 11, No. 3, 1982.

17. Rueschemeyer et al. , Capitalist Developm ent and Dem ocracy, p. 35.

18. 见拉金的相关阐述。Ragin, The Com parativeMethod, p. 168.

19. 见Ragin, The Com parativeMethod; Larry Griffin et al. , “Theoretical Generality, Case Particularity: Qualitative Com 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e Unions Grow th and Decline”, in Ragin, Issues and A lternatives in Com 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E. J. Brill, 1990; Rueschemeyer et al. , Capitalist Developm ent and Dem ocracy。

20. 即multicollinearity, 指自变量之间存在精确或高度相关的关系。

21. Rueschemeyer et al. , Capitalist Developm ent and Dem ocracy, p. 76.

22. Ibid. , p. 37.

23. Stanley Lieberson, “SmallNs and Big Conclusions”, in Charles Ragin and Howard Becker, eds. ,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 Gary King et al. ,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25. 即案例各组成部分之间固有的空间及顺序排列。

26. 其他努力还包括Thomas Janoski在比较研究中的“内部与外部分析”方法,他的这一方法旨在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综合起来,在案例和变量之间达成平衡,见Thomas Janoski and Alexander Hicks, The Political Econom y of theWelfare S tat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4。此外,拉金近年来还推出了“模糊集”研究方法,在QCA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因果多样性的问题。见Charles Ragin, Fuzzy2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0。

27. 见Sidney Tarrow, “Bridging the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Divide”,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 iverse Tools, Shared S tandards, pp. 178—179。
作者: dancer1840    时间: 2008-7-2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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