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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共产主义黑皮书》及其讨论 [打印本页]

作者: gaizhi554 时间: 2006-4-4 09:45
标题: 关于《共产主义黑皮书》及其讨论
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 ⊙ 陈彦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围绕这一历史事件，FaGuo思想界、政界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和纪念活动。5月13日至16日，由马克思中心发起的国际纪念会集中了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专家学者、政治家、工会活动家，将这一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不过，此次会议虽然规模空前，但举办者却希望会议尽可能在一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具有历史重负的主题。会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马克思中心主任柯文─赛亚特（Patrice Cohen-Seát）表示1： 此次会议既非一次学术研讨会，又非一个政治代表大会，它是一个尽可能充分地进行思想与知识交流的特定场地，既注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及其后果的反省，又努力开掘其可能的发展前景。 此次会议分四个讨论主题：一、《宣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二、《宣言》时代的社会现实与当今时代问题；三、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理论指导；四、谁是革命者和为甚么革命？整体看来，此次会议似乎更多探索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出路、超越资本主义一花独放的现实，而不是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过去。也许正是因此，会议一方面能够在一个较为超脱的氛围中举行，一方面又能够获得社会的热烈回应。马克思中心是一个倾向FaGuo共产党的民间团体，举办此一大型活动得到多方面支持，会议收到300多篇论文，约3,000多人参加，青年人尤其踊跃，反映了目前马克思思想的某种回潮。 　　总起来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如今仍显出一定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反思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影响就不能不涉及对共产主义历史的清理。在FaGuo，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发掘研究和对共产主义历史真实的反省和批判并不同步。90年代以来，学界在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疏理开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分析、总结、清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等工作却明显滞后。1995年1月推出的傅瑞（Fran?ois Furet ）的力作《一个幻象的历程》（La passéd'une illusion）虽是此方面的一个较大收获，但该书的主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演进，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方式、手段仍缺乏有深度的著述。自去年11月苏俄十月革命80周年以来，FaGuo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开始增多，其间《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的出版则犹如突然在天平的一边加上了个小小的砝码，打破了本已十分脆弱的平衡，引发了一场有关共产主义暴力的讨论。本文拟对《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大体内容及其讨论作简要评述，并在此基础上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 一　关于《共产主义黑皮书》及其讨论 　　该书由FaGuo拉封（Laffont）出版社于1997年11月俄国革命80周年之际推出，是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鸿篇巨制，长达846页，有11位作者参加写作。若按地域区分，此书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一个反人民的国家政权〉，记述从苏联建国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的苏联专制镇压史，由苏联史专家、当代研究所研究员威尔斯（Nicolas Werth）执笔，是全书份量最重也较受评论推崇的一部分；第二部分题为〈世界革命、内战与恐怖〉，论述共产国际的有关恐怖暴力活动；第三部分讨论东欧，题为〈另外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受害者〉；第四部分为〈亚洲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屠杀之间〉，其中有近百页的篇幅论及中国；第五部分〈第三世界〉，主要涉及有关南美、非洲与阿富汗的共产主义运动。 　　全书五大部分基本上独立成章，尤其是第一部分长达250页，完全可以专书出版，贯穿其中的主线即是共产主义的专制与暴力。该书主编、FaGuo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参与了第二部分的写作，同时为该书写了一个近50页的〈序言〉和一个份量不轻的〈结论〉。如果说此书正文五大部分均属于作者们对共产主义专制暴力历史的探究、记叙和力求反映历史真像的话，那么〈序言〉和〈结论〉部分则是古尔多瓦企图对这一暴力和专制的历史给予某种阐释和评判，而正是这一部分引起了争论。 　　该书于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推出，立刻引起传媒的注意，各大报刊都腾出大量篇幅介绍，一时间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多数评论对此书持肯定态度，称该书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总结」。12月出版的《世界报·外交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上的一篇文章表示：「传媒为《共产主义黑皮书》送上了红地毯。」2在传媒广泛报导的同时，对该书〈序言〉的批评之声也陆续出现。参与该书写作的威尔斯和马尔戈兰（Jean-Louis Margolin）也在报刊撰文提出不同于〈序言〉的某些观点。归纳起来，争论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对共产主义政权运用暴力箝制社会、镇压异己的恐怖罪行的评价，这罪恶的一面究竟在整个制度中占有甚么样的位置？第二是能否将共产主义所犯罪行同纳粹所犯罪行相比较，并将其都看作是****的罪行，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纽伦堡法庭」以起诉前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第三则是能否对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死亡人数（包括镇压、屠杀及因人为造成的饥荒而饿死的人数）进行量化？ 　　最后一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虽然对人祸造成的死亡和直接被政权屠杀而死的性质有不同意见，但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死亡人数的估算上。在目前大多前共产主义国家档案材料仍未公开，历次政治运动真像、镇压人数尚无可靠数据的情况下，要对全世界共产主义治下共有多少人丧生作一个数量判断显然是十分不可靠的。不过，《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认为指出一个数字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规模有一个直观的把握。古尔多瓦在〈序言〉中指出，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共有近一亿人受害致死，其中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3。而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和9,300万之间4。 　　至于前两个方面，即暴力手段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的重要性和能否将共产主义的罪行同纳粹的罪行相比较，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 　　古尔多瓦在〈序言〉中写道5： 本书所指的共产主义不属于思想世界，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共产主义，一种在一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家存在过的共产主义，由列宁、斯大林、毛**、胡志明、卡斯特罗等领袖人物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一种将镇压变成制度，并且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的共产主义。 对于古尔多瓦来说，《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主旨乃是对这种「将镇压变成制度」的共产主义进行总结清理6： 直到现在，无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共产主义的罪行都没有得到合法与正常的评估。本书的取向正是首次将共产主义犯罪的一面作为中心与整体的问题来进行研究……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及其政治的历史、共产政权与其社会及国际社会的关系史，并不仅限于罪恶的一面，也不仅限于恐怖与镇压的层面。……但大量的档案材料和证据都表明从其起始，恐怖就是现代共产主义最基本的向度之一。我们不认为对某些人质的枪决，对某些****工人的屠杀，大量农民死于饥饿仅仅是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的孤立的「事故」。本书跳出具体的国界，将犯罪层面看作是整个共产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基本向度。 　　应该说，古尔多瓦对《共产主义黑皮书》主旨的阐释是清楚的，也合乎该书的内容取向。无论涉及到苏联、东欧、中国、亚洲还是古巴、非洲，全书作者都尽可能翔实地占有材料，对各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名而发动的各种肃反、清党、镇压异己等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清查，对策动群众专政、滥杀无辜的各种罪行进行尽可能的量化评估。包括对古尔多瓦〈序言〉中的一些观点公开表示不同看法的威尔斯和马尔戈兰，也都在自己执笔的章目中对共产制度所犯罪行给予了冷静的揭示，对这一制度的暴力机制进行了尽可能的剖析。威尔斯明确指出：「将恐怖作为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心手段，在内战爆发前就已经是明示无误的」7，「在苏联社会史上，暴力的运用一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是常态，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及其决定性的影响至少在第一阶段可以将政治史的研究放在稍次要的位置」8。 　　很显然，该书各作者对暴力恐怖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估上并无根本分歧，甚至一些对该书〈序言〉持较强烈批评态度的学者对此也没有异议。古尔多瓦的〈序言〉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他不满足对共产主义暴力的揭露，而将共产主义罪行同纳粹罪行进行比较，并提出了是否应该对共产党犯罪者进行审判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纳粹施加给犹太人的是「种族灭绝」，共产党施加给阶级敌人的是「阶级灭绝」，纳粹罪犯被审判时列有三类罪名：反和平罪、战争罪和****罪。共产党所犯罪行究竟属于哪一种呢？是否应该将此称作「共产党罪」呢9？对此，该书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认为，历史学家不是检察官，搜集犯罪事实、控告罪犯并非历史学家的职责10。FaGuo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魏维奥卡（Annette Wieviorka）表示，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古尔多瓦的〈序言〉都是难以接受的。问题不在于他对共产主义暴力的揭露，也不在于共产主义同纳粹的比较，而在于「〈序言〉将一本应该是另一性质的书以『科学』的石灰浆包装起来，变成了一个政治行动。因为古尔多瓦在此直截了当地将共产党人的罪行输入到各国人民的记忆之中取代纳粹的罪行」11。 　　总起来看，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能否比较、共产党所犯罪行能否与纳粹罪行同等看待……是争端的热点。而在这一热点的背后所潜藏的理论问题，则是极权主义这一概念的准确性和局限性。 二　关于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健忘症 　　对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FaGuo是启蒙哲学的发源地，FaGuo大革命政治遗产影响至深，左翼知识份子长期在思想、社会领域纵横捭阖，共产主义思想传统不仅至今不衰；况且，目前FaGuo左翼联合政府中还有三位法共部长，这在冷战落幕之后的西方政坛可谓奇观。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政界、评论界、思想界对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暴行及希特勒所以得逞的条件进行了大量深刻的反思，将德国纳粹看成是一种「绝对的恶」基本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偶而在德、法有极右势力起来企图为希特勒翻案，不仅会引起舆论的强烈抨击，也可能将翻案者直接送上法庭。FaGuo种族主义党──民族阵线领袖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言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经常放言表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瓦斯房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细节而不断受司法追究，一方面又宣称共产主义乃是万恶之渊薮。很显然，勒庞以彰显共产主义之罪来抵销纳之恶是出于政治目的。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对纳粹与共产主义的任何比较都容易堕入这种意识形态的陷阱。毫无疑问，《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所提出的问题使作者陷入了一个政治与学术的两难困境。 　　正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政治，所以由此引起的争论一开始就不局限于学术界。《世界报》（Le Monde）总编柯龙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我们〉（"Le communisme et nous "）的社论中指出12： 对这一过去的反省直接联系到现在，因而我们不能将这一问题单单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指出共产党人犯了滥杀民众罪，比较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有益的和合情合理的，但在比较的过程中则很容易将二者等同起来，将共产主义看成同纳粹一样与生俱来就是罪恶的。 就这一类批评，该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在各种场合都作过答复，他表示不仅《共产主义黑皮书》全书而且〈序言〉和〈结论〉部分都从未提到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同一体系、没有区分。批评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质是根本拒绝将共产主义与纳粹进行比较13。 　　古尔多瓦在此一语中的，由于学术研究同现实政治的纠缠，FaGuo思想学术界一直未能就纳粹同共产主义的异同进行充分讨论；由于强调德国纳粹的独特性，因而遮掩了对共产主义暴力恐怖的反思。其实这一现象不仅在FaGuo存在，在欧美各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FaGuo著名哲学家、法兰西研究院院士贝藏松（Alain Besan?on）于1997年秋天在法兰西研究院发表了一个题为《共产主义的记忆与忘却》（Mémoire et obli du communisme）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共产主义以杀人数量见长，纳粹以杀人残暴密集（瓦斯房）著称，二者同样都是犯罪，然而问题是：「为甚么到1997年的今天，历史记忆仍对这二者的待遇有轻有重以致于似乎将共产主义忘记了呢？」14贝藏松在此就西方对共产主义犯罪的遗忘症提出了七种解释：一、纳粹战败后罪行暴露无遗，公众对此多有了解；二、犹太民族承担了传承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历史记忆的职责；三、西方政治磁场将纳粹与共产主义分成右与左的对立两极；四、二战中西方民主国家同苏俄的联盟，使得部分知识人失去反思共产主义的能力；五、苏联舆论宣传成功地建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分法的意识形态屏障，社会主义一方──苏联，资本主义一方──西方自由世界（甚至包括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六、共产主义社会内部思想能力的丧失。长期的极权专制，使民间社会被摧毁，思想精英被毁灭、被驯服，共产党国家时有哀天恸地之作却缺乏理性剖析之作；七、对共产主义的健忘加强了对纳粹的记忆，反之亦然。这一现象同西方的良心发现有关系，总希望在西方内部寻找那个「绝对的恶」的渊源。 　　1997年11月，《共产主义黑皮书》出版，一直对极权主义甚为关注的FaGuo思想杂志《评论》（Commentaire）于同年冬季号刊出了贝藏松的这篇演讲，《评论》编辑部向FaGuo及国际史学界、哲学界发起征稿，讨论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健忘症这一现象，并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号连续刊登有关文章。该刊今年夏季号刊出美国学者兼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一篇短文，他在回应贝藏松的同时，亦对西方的上述健忘症加上了四条解释：一、纳粹是公开的反智和反理性的；二、共产主义的公开的无神论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有吸引力；三、纳粹是公开的、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四、西方一部分人以自己曾误信共产主义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来为自己开脱，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伪15。 　　在《评论》所发起的回应贝藏松的讨论中，尽管对共产主义的评估不完全一致，但对西方在反思共产主义的不足方面则有一定共识。《共产主义黑皮书》出版后在FaGuo所引起的讨论，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古尔多瓦在回应批评时表示，此书在社会各界所引起的反应表明在FaGuo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十分不足，本书正是希望增进对共产主义悲剧的了解，从而推倒「思想上的柏林墙」16。

作者: gaizhi554 时间: 2006-4-4 09:46
三　关于共产主义集权与纳粹的异同　　　西方知识界是否如上述学者所指出的存在着一种共产主义的健忘症？在对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与评判上是否存在着一堵「思想上的柏林墙」？从社会良心、文化自责的角度看，上述学者的呼吁无疑体现了巨大的精神勇气和清醒的批判理性，但以一个「他者」的角度从旁观察，我又觉得应该有所补充。　　二次大战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考，50年代初阿兰特（Hannah Arendt）提出极权主义概念，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放入同一理论框架去分析，标志着这一思考的理论新高度。自此沿着这理路，阿兰特、布热津斯基、魏特夫（Karl Witffogel）等都有新的开掘。仅从法语世界看，阿宏（Raymond Aron）从1954年开始将极权主义概念介绍进FaGuo，之后他有数部与此相关的著作出版，尤其是《知识份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1955）、《民主与极权主义》（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1965）两部大著，奠定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的基础。随后，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破灭、FaGuo五月风暴以及1974年索尔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的问世等事件，强烈震撼了FaGuo思想界，愈来愈多的知识人，包括「原托洛斯基派」的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勒法尔（Claude Lefort）以及「新哲学家派」都加入到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中，而1995年又有傅瑞17的《一个幻象的历程》问世，是对极权主义研究的一个新收获。《共产主义黑皮书》的推出，其实正是FaGuo这条思想线路上所结出的一个最新成果。我在此提出上述事实，并非要推翻「思想上的柏林墙」的存在的这一立论，恰恰相反，我是要指出FaGuo思想界一直不乏企图推翻这座墙的志士，而且这一志士的队伍还不断壮大。70年代后，批判纳粹主义的声音已经冲破了FaGuo左右两极的政治分野，而渐渐汇成全社会的共识。然而时至今日，分隔东西世界的柏林墙已被推倒十年，FaGuo学者为甚么仍在呼唤推翻阻碍人们认识共产主义现实真像的「思想上的柏林墙」呢？上述贝藏松等学者所指出的理由自然都是言之有据的，但却无法回答FaGuo评论界在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最普遍问题，即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何种差别？　　极权主义概念虽然揭示了纳粹与共产制度之间的共同本质特征（如国家控制经济及全部社会生活、一党独*、意识形态专政、警察恐怖等），但极权主义理论却没有穷尽极权体系内部不同制度的多样性，它尤其不能解释（也非它的职旨）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不同。《共产主义黑皮书》讨论中的热点是纳粹与共产主义的比较。大众舆论之所以难以接受将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提并论，除了因为对共产主义暴力真像的认识不足，还由于极权主义理论在此问题上缺乏解释力，以致不能说服人。随着苏联及东欧社会真像的逐渐暴露，70年代以来西方对极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共产主义制度与德国纳粹体制运作机制及其手段的相同点得到了详尽的揭示、剖析，但此二者之间的不同则缺乏应有的研究、分析。实际上，《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所显示的，正是研究、揭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区别及这一区别所可能导致的结果已经刻不容缓。讨论中，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纠缠曾使《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出现分歧，陷入困境，这除了说明共产主义这一主题的复杂性之外，还说明了现阶段理论分析的乏力和学术研究的苍白。如果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研究无法面对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现实、无法解释何以民主FaGuo政府中如今仍有三位共产党人部长、苏联东欧共产政权何以自行崩解、中国改革何以能够持续至今，那么这一研究至少是贫瘠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在讨论中表达了一个共同愿望，即这本书的出版仅仅是对共产主义暴力制度研究的第一步，并希望由此带动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从这一思路出发，回答冷战结束后十年来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探究马克思学说在西方长久不衰而最近又有所回潮的动因，便是此次《共产主义黑皮书》讨论向学术界提出的一项紧迫的挑战。　　在西方，并非没有有关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区别的论述，但都不够全面、系统与深入。阿宏在1965年就指出，共产主义的苏联与纳粹德国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尽管有十分重要的相同性，但其区别仍然是基本的。阿宏当时还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他所了解的苏联劳改营在性质上是同希特勒的集中营完全不同的18。在对共产主义暴力的认识有长足进展的今天，在承认共产主义同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同属极权主义范畴的前提下，在拋开了一党专政，国家政权控制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恐怖等一系列极权主义性格之后，共产主义同纳粹主义还有甚么不同呢？而这种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理解历史、分析现实甚至展望将来具有意义呢？很显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赖于研究、思考的进一步推进，有赖于对共产主义制度历史真像的进一步揭示，有赖于共产党国家尤其是苏联档案材料的逐步开放，甚至有赖于对一些共产党国家如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观察。现拟就我目前的了解和认识水平提出几点看法，以期引起关注。　　阿宏曾经指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在思想起源、意识形态内容、革命目标上都是不同的19。实际上，沿着极权主义的研究理路，学界对纳粹主义源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源于FaGuo启蒙思潮，甚至各国极权主义赖以寄生的历史文化土壤都有不少论述，但我总觉得这些论述重在探索纳粹主义何以发生，而难以说明不同国家的极权制度为何都有极为相似的历史演进，更难以解释共产极权制度后期的普遍改革潮流。至于阿宏所指出的后两项不同，实质都属于意识形态内容的不同。　　同短命的希特勒政权不同，共产制度在苏联有七十多年历史，加上目前中国共产制度的延续，共产主义作为制度的历史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纳粹政权仅仅经历了十二个年头，它基本上是一架暴力机器，又是一架战争机器，当战争结束，这架机器也就随之毁灭，历史没有留给它更多的展示机会。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具有顽强得多的生命力，它何以能够持续近一个世纪，起落反复，死而不僵？我以为关键在于其意识形态内*。如果说纳粹与共产主义二者的意识形态都是宣扬一种「强制的乌托邦」（coercive utopia，布热津斯基语），那么我会认为前者是一个负面的乌托邦，而后者则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前者宣称种族优越，后者鼓吹平等；前者颂扬民族主义，后者提倡国际主义；前者要斩尽杀绝犹太民族，后者宣称要建立一个理想社会。　　由于乌托邦内容的不同，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后果。首先，由于这种理想乌托邦的感召，共产主义吸引了成千上万为社会、为他人奋斗捐躯的仁人志士。既使在共产主义罪行暴露的今天，我们也绝无可能将大量的共产党人同纳粹份子等量齐观。　　第二，理想乌托邦的光环迫使共产主义制度保留了一套徒有其名的民主建构，其政体也以「民主」冠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预设使得共产主义制度成为一种典型的谎言制度，而区别于纳粹赤裸裸的杀人话语。《共产主义黑皮书》苏联部分的作者威尔斯指出：「同暴力犯罪相比，谎言是共产主义制度更为基本的特点。」20这一见解是有深度的。谎言制度的优点是将它与恐怖交替并用，可以延长专制的生命，但弱点则是它所制造的幻象的幻灭，可能激发出毁灭制度的力量。同赤裸裸的暴行相比，共产制度需要用谎言来掩饰暴行，这是一种伪善，但伪善毕竟给善留下了一缕光晕。　　第三，由于乌托邦理想同现实之间的距离，乌托邦的理想本身可以成为反叛共产主义制度的思想资源。苏联、东欧、中国大量异议人士的出现，中国**后强劲的改革动力，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在由理想向现实的强制转换中，共产主义由乌托邦变成了一只凶暴残忍的怪兽。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制度改革尝试告诉我们，这只怪兽并非完全没有自我更新的动机和可能，而这种动机和可能则是同它对过去理想乌托邦的记忆分不开的。不过，苏联、东欧乃至中国改革的历史表明：这一记忆虽然可以启动改革，但却无力完成改革。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共产主义同纳粹主义的区别，并不是为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开脱罪责。只有在弄清二者的区别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一个如此美好的乌托邦可以变成一架镇压人民的机器，而大量矢志于为理想、为他人献身的民族先进份子又何以会甘当一个以暴力、恐怖作为统治手段的制度的工具。同时，也只有在更为完整地理解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运行机制之后，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一制度的本质。注释 1；20　L' Humanite, 11 May 1998; 7 November 1997. 2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997. 3；4；5；6；8；9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14ff; 14; 12; 13; 290; 19, 27. 7 同上书，页293。威尔斯将苏维埃内战（1917-22）时期看作苏俄暴力的第一阶段，中经1923-27年的缓冲期，并于1928年「消灭富农」时开始暴力政治的第二阶段。自此直到斯大林去世，暴力、恐怖政治步步升级后没有间断。 10；11；12；13；16　Le Monde, 9 November 1997; 27 November 1997; 5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14 贝藏松发表演讲时，《共产主义黑皮书》还未出版，他对苏俄和纳粹都有深入研究，估计共产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6,000万左右。此处引文见Commentaire, Winter 1997。 15 Commentaire, Summer 1998. 17 傅瑞生前曾允诺为《共产主义黑皮书》作序，可惜他于1997年7月早逝，为该书的一大缺憾。 18；19　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aris: Gallimard, 1965), 291-99; 291-99. 　　陈彦　FaGuo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a href="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 target="_blank">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a> ... d=24057&f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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