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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泛德意志主义初探一战起因 [打印本页]

作者: 余岚0528 时间: 2006-2-3 15:42
标题: 从泛德意志主义初探一战起因
[内容提要] 1914—1918 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战争涉及欧洲的英法俄德意奥等主要大国，并波及波兰、比利时等小国以及亚洲，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导致超过1500万人丧失生命，仅仅在索姆河（Somme）一战中，就有130万人伤亡，可怕的战争让整整一代欧洲青年都倒在血泊之中。不仅如此，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也由这场战争走向衰败或者死亡，欧洲原本的世界中心地位也因此受到了挑战。有关一战起因的探索研究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仍未停息，国际上对此也尚没有一种公认的结论。本文拟从民族主义思潮在推动德国发动战争中的作用，对一战的起因做一次粗浅的分析。\r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民族主义 泛德意志主义
 
 
 
 民族主义及泛德意志主义概念的界定
 
 民族主义的概念很难被界定，因为民族主义既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词，也是一个规范性（prescriptive）的词。[1]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形态、一种积极意识，它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忠诚。约翰·布勒伊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指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并用民族主义为理由去证明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应该说，民族主义在各国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发展结构。泛德意志主义（泛日尔曼主义或大德意志主义）就是一战前德意志民族普遍接受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它号召全世界各个国家境内的德意志人团结起来，共同建立一个泛德意志国家，以保持德意志血统的高贵和纯洁。那么，作为人们常说的一战起因之一的泛德意志主义，它到底是德意志人民表达其对民族忠诚的诉求，还是由国家机器操控的用以宣传对外扩张战争合法性的工具？下面我将通过对一战起因的分析，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r 
 
 
 德国的民族主义传统由来已久\r 
 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的入侵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空前的屈辱，激发起普鲁士朝野的民族情感。在反抗拿破仑侵略的过程中，全民的“爱国情怀”被唤醒，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德国历史学家特莱茨克在莱比锡战役5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还缺少一样东西——国家。我们是唯一没有共同法律的民族。……我们的船只在公海航行时没有国旗，像海盗一样。”[2]从那时起，德意志民族要求统一的欲望逐步成熟为一股民族主义思潮，渗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r 
 FaGuo的入侵与文化的冲击曾经阻碍着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对以FaGuo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抗拒一直存在于德意志的历史之中。德意志从来就没有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反西方的传统一直存在[3]。\r 
 
 
 德国殖民扩张的野心\r 
 在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工业强国的德国，对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需求同英法等国同样强烈。然而，德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分割世界领土筵席上的迟到者，到1914年，德国所抢到的殖民地只有290万平方公里。为了实现其夺取世界霸权的目标，满足“发财的欲望”，统治阶级利用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加以煽动，使之成为对外扩张最“崇高”和最“朴素”的动机。民众们十分抱怨的叫嚷：“德国人已经看够了别人在分食的那个甜包子。”[4]
 
 德国外交大臣在1897年12月的议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也提到说，“当初有过一个时候，德意志把领土让给这个邻邦，把海洋让给那个邻邦，而把自己留置于纯粹空谈的天空里，但那个时候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完全不愿把人家推在阴暗里，但我们自己要求在太阳下的地位。”[5]
 
 种族理论和泛德意志主义组织及其影响\r 
 导致德国最终走上战争冒险道路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当中，种族主义也是不得不提的一点，它深深植根于德国在政治、文学、哲学、经济等各文化领域的肥沃土壤之中。戈平瑙和豪·斯·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理论就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当过外交官的FaGuo人戈平瑙，在同德国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他的种族理论。他认为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文明起源于白种人，亚利安人是“白种人中最高贵的种族”，日耳曼人是血统最纯粹的亚利安人，“亚利安种的日耳曼人是最强大的种族”[6]。他的这种思想在德国普遍被接受，全国各地还纷纷成立了戈平瑙协会。\r 
 德籍英国人豪·斯·张伯伦就是戈平瑙协会的一名重要会员。他认为“亚利安人精神与犹太人精神的结合是巨大的危险”[7]。1899年他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戈平瑙的种族主义理论，并积极宣扬反犹太主义，成为德国广为流行的畅销书，一战爆发时销量达数十万册。威廉二世也是此书的热心读者，阅读后欣喜若狂，并在波茨坦宫会见了张伯伦，此后两人成为朋友。张伯伦的这种思想对威廉发动一战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影响。\r 
 19世纪末，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需要，旧的民族主义同反犹主义、张伯伦的种族理论结合起来，成为迅速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这一时期，各色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出笼。如1891年成立的伊克虏伯公司总经理胡根堡为首的，且与政府中重要人物保持密切联系的“泛德意志主义协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r 
 1. 支持一切国家内的所有德意志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泛德意志国家；\r 
 2.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权利益政策；\r 
 3. 主张由“伟大的德国”统治世界，并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8]
 
 泛德意志协会的作家们常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的一部分、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奥地利等都包括在德国的领土之内[9]。\r 
 泛德意志主义协会在全世界拥有27个分会，是威廉德国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最有效的工具，它在企业界、政府以及侨居世界各国的德国人中都有深刻的影响。该协会的领导人中有容克地主、高级将领和工业巨头，也有帝国议会议员以及大学教授。一方面利益集团的操纵性质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其宣传效应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另外还有许多重要报纸如《每日展望》、《德意志日报》、《莱比锡最新消息报》，以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等，都遵循着泛德意志主义的路线，连篇累牍的发表民族沙文主义文章，鼓吹泛德意志主义的理想，效果十分明显。这使得德国民众长久以来一直把对外扩张“一方面看作是作为本民族继续生存和健壮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是本民族获得新的活力的源泉。”[10]
 
 泛德意志主义协会对德国的影响一方面是表现在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作用上，更重要的是它对政府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操控。鉴于“从巴特拉到苏士地区铁矿丰富，而且是能生产茁壮庄稼的黑色土壤”[11]，1903年起，该协会就再三鼓动德国占领摩洛哥的大西洋沿海地区，而一战前的两次摩洛哥危机正是德国后来更大的殖民主义野心的前奏。1910-1911年，协会对犹豫不决的帝国内阁进行猛烈的抨击。在杜塞多夫的某次*会上，莱茵威斯法仑州的协会首脑分子对政府大加指责，并宣称“我们已失去对外交部的信任”。果然，数周之后，外交部国务秘书徐恩男爵就被免职[12]，足见泛德意志主义协会的势力之大。\r 
 纵然政府中的许多官员也曾指出该协会是“不负责任的无理取闹者”，但在对外关系的紧要关头，它不负责任的主张却是德国政府决策的准绳。为了在民众中得到占领摩洛哥的舆论支持，协会首脑克拉斯还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西摩洛哥是德国的！”小册子[13]。19世纪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使得这些政治宣传更加高效，并且更具煽动性，征兵动员的工作也因此更加便于开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一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 
 随后，轰动一时的“豹号”事件，显然是根据泛德意志主义协会的利益要求，以当地土著部落对德国企业主骚扰为由，要求德国政府保护其生命财产而引发的。这种利用其他国境内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叫喊乞援，并以此为口实侵略这些国家的手段，正是泛德意志主义协会惯用的扩张策略。\r 
 虽然千钧一发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由于英国的介入，最终以德法双方妥协而告结束，德国放弃了摩洛哥给FaGuo。但FaGuo则把喀麦隆接壤的法属刚果大部分地区让给了德国，此外，德国还掌握了摩洛哥大部分进口贸易，在当地购买了大片土地和开办了若干企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最先制成无缝钢管的工业巨头曼纳斯曼家族（泛德意志主义协会高层）竟控制了摩洛哥1/8的财富[14]。此后，英法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而德国则加紧了发展海军，扩充军备，为发动大战做准备，站在了英法的对立面上。\r 
 这次危机，不仅没有使泛德意志主义协会和曼纳斯曼集团承受什么损失，相反却带给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它带给德意志民族的，却是三年后爆发的大战中毫无胜利希望的协约国地位，使德国在国际政治角斗中陷于孤立。回想泛德意志主义协会的宗旨，其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可见一斑，而他们对外宣传的为了民族的利益等口号却成为一纸空谈。\r

作者: 余岚0528 时间: 2006-2-3 15:43
结论
 
 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民族主义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除非转移到民族大众，变为激励他们行动的情绪、心态和感情，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作用[15]。俾斯麦在1887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也曾说“人人都在问，战争是否行将来临？我不相信任何国务家会蓄意点燃到处越积越高的火药堆，然而群氓的激情、政党领导人的野心和被误导的公众舆论——这些因素比统治者的意志潜在地更为有力。”[16]
 
 小约瑟夫·奈认为，民族主义力量在团结工人阶级上比社会主义强大；在团结银行家上比资本主义强大；在各个君主制国家之间，民族主义的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17]。诚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饱含着种族优越感的泛德意志主义1914年战争爆发后在德国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人们欢迎战争，因为战争就像暴风雨一样，可以净化空气[18]。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指出，战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然的，通过战争可以防止一个民族由于长久的和平生活和闭关自守而堕落腐化，从而保存“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19]。人们这种对和平的自满情绪和对战争的丧失理性的渴求恰好成为泛德意志主义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工具，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民间的这种民族情绪并加以煽动，使之成为对外扩张最“崇高”和最“朴素”的动机。\r 
 正像建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不存在一个自然和客观的国际关系现实，那些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的制度、实践和认同其实都是人类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20]。所谓泛德意志主义，也正是统治阶级出于利益需要，巧妙的利用了这种植根于人们心底的原本纯洁的民族情感，和沸沸扬扬的公众舆论。因此，那种认为战争的动机更大程度上只是民众中间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控制的看法，就不攻自破了。\r 
 
 
 
 
 
 
 
 
 
 
 
 
 引用书目：（按作者姓名排序）
 
 · 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关于财政资本和容克地主的政治作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r 
 · 陈玉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主和新自制度主义之后》，载于任晓编《国关理论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r 
 ·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r 
 ·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r 
 · 康春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r 
 ·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r 
 ·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r 
 ·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
 
 · 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r 
 ·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r 
 ·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r 
 · 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参考书目：（按作者姓名排序）
 
 ·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略——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r 
 ·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r 
 ·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7世纪中叶至1945年），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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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8月版，第252页\r 
 [2]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77页\r 
 [3] 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20页\r 
 [4] 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页\r 
 [5] 转引福尔克尔·R·贝格哈恩：《自杀的欧洲》，第17页，转引自康春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6页\r 
 [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51页\r 
 [7]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8页\r 
 [8] 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关于财政资本和容克地主的政治作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4页\r 
 [9]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0页\r 
 [10] 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r 
 [11] 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关于财政资本和容克地主的政治作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4页\r 
 [12] 同上，第14 -15页\r 
 [13] 同上，第16页\r 
 [14] 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关于财政资本和容克地主的政治作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7页\r 
 [15]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8页\r 
 [16] 同上，第69页\r 
 [17]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8月版，第106页\r 
 [18] 同上，第121-122页\r 
 [19]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r 
 [20] 陈玉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主和新自制度主义之后》，载于任晓编《国关理论新视野》，北京，\r 
 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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