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打印本页] 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1-7 10:40 标题: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作者：时殷弘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更新时间：2005-12-4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国际关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独特的重大价值，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 【关键词】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理解；国际关系史研究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这个题目意味着本文是一种“片论”，多少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n）的《政府片论》（A Fragment on Government）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欧洲均势片论》（Fragments up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它远没有涵盖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所包含的所有问题，甚至也没有包含其中多数重大问题。然而，它要谈论的确实属于以下3 类重大问题：（1）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2）在总的历史理解领域，国际关系史研究有独特的重大价值和与之相应的独立地位；（3）国际关系的真正历史理解需要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广阔的视野。 一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这一原理寓于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历史，或曰构成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传统。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始于修昔底德对希腊城邦国家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他看来“比先前各场战争大得多的”一次战争——的历史论述，绝非偶然。只有在一段足够显著直观、复杂丰富、漫长多变的国际关系历史中，才能够相当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诸永远”的人类政治教益和国际关系经验。[1] 现代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肇始同样出自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就其开创者马基雅维利而言，无论是他在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用兵之道》，还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论李维》，或是他那著名的、格言式的《君主论》，都主要源于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古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以其《用兵之道》为例，他希望能在当时的意大利得到采纳的新兵法，实际上是罗马军阵的旧法则。他试图基于古代资料显示罗马人如何打仗，由此推导出罗马军事史实背后的原理，并且表明可以将它们应用于现今。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依据韦杰提乌、弗朗提诺和波里比阿的文献资料，马基雅维利叙述了罗马军队的组织和罗马的战争方式，而在观察一个个特殊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状态并且争取发现它们背后的一般机理或法则的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战争和兵法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对罗马史家们的研读帮助他理解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是逐步成长和扩张的，它们永无休止地卷入战争，力图扩展它们的权势和领土，并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抵挡试图征服它们的其他国家”。[2] 由此，马基雅维利成了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势竞争性质的思想家。 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有首要意义：这是一切高度注重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起码信念，并且在一切推崇和深入借鉴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悠久传统的人看来理所当然。在他们中间，有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旗手马丁坊程亍Ｋ谝黄跋旃惴旱穆畚闹校赋隽艘桓龆杂谑於恋浼难д呃此嫡讶蝗艚业氖率担蔷褪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1-7 10:41
施罗德坚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专业的森林学家那样来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这一森林，懂得并尊重作为如此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森林科学：它既同其他学科密切相联并向它们吸取教益，又有着自身的规则和体系。这意味着精心地将森林当作森林来研究……而非简单地当做理解其他什么东西的工具来研究（这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是气候、生态、木制产品的经济学、森林动物和居民的社会组织，或者你随便想到的任何东西）”。[14] 这番话代表了史学界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深刻理解。<br /><br />三 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br /><br />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在这个意义上的广阔的视野。在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变和混沌引起的广泛惊诧、困惑和不安之中，善于宏观哲理思考的历史学家约翰妨跻姿狗加迪斯想起了在总体理解能力上有巨大进步的地质学。由于发生了板块构造学说这一革命性变革，地质学成了一门“大环境”学科。其智识飞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首次有可能将地球在其地表构造上设想为一个能予以统一理解的整体，并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个大部分进行的过程怎么影响其余部分。理解国际政治需要一种与之类似的广阔的、全面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政治事态发生于其中的舞台或环境，就像充分注意它们本身一样。这么做的功效将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国际政治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质学家们更有可能搞出精确的预测；然而另一方面，这么做能够导致的实践结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兴亡所系，生死攸关，因为人们据此至少能够对地震一般的突变有所准备：“我们能事先加固露天看台，加强通讯线路，标明疏散出口，使得紧急救援队处于随时应变状态。”不仅如此，它还能产生远非无关重要的智识兴趣和思想满足：“即扩展我们的理念，因而也扩展我们的梦想——更能理解和适应事态发展的理念和梦想，即使这种事态发展不是天界的玄机神变，也至少是人世的风雨沧桑。”[15]<br /><br />在历史学领域，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曾经造就了一个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为代表的19 世纪FaGuo史学界“政治学派”。即使它有着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观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学史著作——《19 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述，[16]与前一个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史学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标大多在于解释而非描绘，其旨趣主要是社会的结构、政府形态的演化和国家互相间的关系。尤其是基佐，他在19 世纪30 年代的讲座《FaGuo文明史》成为19 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他“是类似解剖学家解剖一个生物体那样解剖一个社会的第一人，是类似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研究社会机体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态底下的观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变迁的内在变更和发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趋势方面，从未有任何人比得过他”。基佐宣告，历史学家有三重任务：从事历史的解剖学、历史的生理学和历史的外在面相学(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调查事实，研究它们如何互相联系；（2）发现社会的组织和生命，发现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3）重现一个个已逝事实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们的个性形式和特质。用基佐本人的话说，“这些构成历史学，每一部大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按照这些检验来给予评判。”基佐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高度赞赏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论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主要历史学家之一，[17]“政治学派”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会机体历史解释，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本节所谈的思想方法和智识素质。[18]<br /><br />某些国际关系史学家及其著作很好地表现了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是保罗房夏岬稀２畈欢喙岽┧乃兄饕壑囊淮笠俗⒛恐Γ谟诘卦嫡窝劢绾偷卦嫡铰苑治觥Ｓ绕湓诳占浞矫孀芴宓匕盐帐澜缯位蚯蛘危蛘咚到植康摹⒁坏氐墓倚卸凸使叵抵糜谌蚧蚯虻牡乩恚未罂蚣苣冢逑至怂缘卦嫡嗡伎嫉囊幌钅训玫耐怀龀ごΓ舛杂诠收魏驼铰钥疾斓鸟砸娌谎远鳌４酥肿芴逍栽诳夏岬稀洞蠊男怂ァ芬皇榭范耘分扌似鸬母驹虻呐卸现械玫匠浞痔逑帧19]欧洲所以能在世界现代历史开始阶段腾跃为世界上最生机勃勃、而后又最强大有力的地区，归根结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和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500 年后能够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压倒性的领先优势。较具体地说，第一，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少了外部势力入侵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显著便利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刺激了造船业并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变的气候，有助于促成并维持政治上的***，而这对于欧洲的崛起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而随意使某一产业在欧洲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各个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universal monarchy）”，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br /><br />又如，依凭同样的总体性视野和总体性理解，保罗房夏岬先啡狭斯ひ祷桃⒌牡卦嫡伪淝ǎ庖槐淝ǖ贾碌墓适盗颓绷Ψ植嫉闹卮蟊浠魇啤Ｕ馐沟盟诘卦嫡卫砺鄣幕韭郾缰校嗟卣驹诼蠼鸬露锹砗阂槐摺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1-7 10:41
[7]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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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8]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Roy Preiswerk,“Could We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f People Mattered?” in Gordon Feller, Sherle R. Schwenninger, Diane Singerman,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 Institute of World Order, 1981, pp.2-23; K.J. Holsti, “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 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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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9]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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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0]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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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1] 兰克强调：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所说的“政治利益”，即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维护自身独立和争取权势，它支配和决定其他国家利益；国内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或利益问题，从属于国际权势政治和国家对外地位。这是兰克用以解释现代历史和评判时事的一项原则，名曰“对外政策第一”。见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载《欧洲》，1998 年第4 期，第4-10 页。\r<br>
<br>[12] 兰克认为，“关于大革命的原因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而且人们是在绝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寻找它们。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导致FaGuo政府声誉扫地的FaGuo国际地位的变化。……因其他生气勃勃的国家的兴起（正是这些国家减抑了FaGuo先前的势力）而来的所有状况，都被FaGuo人归咎于它们对外政策的无能，归咎于它们国内情势的确实无可否认的堕落。FaGuo国内的改革运动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转变成了一场革命，而它从一开始也正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参见Leopold von Ranke, “The Great Power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p.91。\r<br>
<br>[13]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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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4]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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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5] John Lewis Gaddis, “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 引语见该文最后一段。\r<br>
<br>[16]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chapter 10；以下关于基佐的引语见该书第181～182 页。\r<br>
<br>[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32 页。\r<br>
<br>[18] 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学派”有着倘若偏重宏观史（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说的“历史的外在面相学”任务。基佐“缺乏讲故事和描绘的能力，缺乏图画般和戏剧般的想象力，缺乏对个人和事物个性的兴趣。他的历史记录过于对称均匀。对他的最透彻的批评来自圣伯弗。‘从远处来看的历史经历了一种变形……构成历史的愚蠢、野心、成百上千稀奇古怪的偶然事件统统不见了。每一个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基佐的历史过于符合逻辑，以致不是真的’”。 参见G. 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82。\r<br>
<br>[1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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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0] Paul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 in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pp.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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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1]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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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2] 本段的谈论大体依据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一书前言，引语亦取自该处。参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作者: 白鹤 时间: 2006-1-7 10:41
PS 时老师 讲东西 还是很有激情的!